中国古代为什么要异地跨省为官？

　　明清两代，每到三年一次的会试、殿试结束后，中试者总是江浙一带的士子最多。除一甲的状元、榜眼、探花笃定进翰林院外，籍贯在江浙的二、三甲的进士，喜忧参半。因为除了少数进翰林院或部分分发到六部、都察院、内阁外，相当一部分必定派到各地当知县。
　　人常说，知县乃百里侯，照理说做知县那种成就感胜过在首都做一小京官。但江浙新进士被派往西北、西南偏僻之地当知县的可能性极大，如此既没有多大的油水，而且远离中枢，升迁较难。而陕、甘、滇、黔等贫困地区中进士的士子，则被派往江苏、浙江、江西、湖广等富庶之地当知县的概率极高。
　　这种几家欢喜几家愁的状况之所以出现，乃是中国帝制时代从汉代就实行的官员回避制度使然。回避制度在宋代被细化为籍贯回避、亲属回避、职务回避以及科举回避。其中籍贯回避最为普遍，历史也最长。
　　为什么这样的回避制度诞生在汉代，而非在先秦时期？这要从秦汉以前的封建制和秦汉以后的皇权制两种政治制度的差别说起。
　　周室代商，分封天下，这是真正的封建制，即封土地，建诸侯，年少的成王用桐叶做道具，将弟弟唐叔封在三晋之地，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典故。封亲贵勋臣，乃是一种责任承包制，将某块土地连带上面的百姓打包承包给某位诸侯，诸侯只要恪守尊王攘夷的义务，其辖区内的事务，天子并不过问。同样，在一个诸侯国内，国君又把土地和人民分割，转包给下面的大夫，在大夫的封地内，同样是独立王国。如晋国的赵城一带是赵氏的封地；鲁国三桓（即孟氏、叔孙氏、季氏）三大族的封地内所有事务，鲁国国君根本管不着。
　　这种封建制下，无论是诸侯还是大夫的职位，都是世袭的，在封地内，实行的是一种熟人政治，君臣关系、主仆关系世代沿袭。地方官根本谈不上籍贯回避。这种制度对统治者而言，最大的弊病是地方势力坐大，大国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而诸侯国内的大族又不把国君放在眼里，赵、韩、魏三家分晋，是违背礼法的犯上之举，已经没什么权威的周室不得不对既成事实予以承认，便是典型的例子。
　　秦统一六国，废除封建，实行郡县。派郡守、县令去管理地方，这就是流官，管理的职位不能世袭，任命权操纵在朝廷之手。先秦时期管理地方的诸侯、大夫从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子公司、孙公司老总一下子沦落为总公司派往各地的高级打工仔。千年犹行秦政法，这种从上向下授权、强化中央集权的路子，一直延续了两千年。
　　那么，皇帝作为整个国家的大东家，天下江山与子民都是他的私产，如黄宗羲《原君》所言：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既然把天下视为一家一姓之私产，而地方官只是东家派到各地的牧羊人，那么提防雇工偷牛羊、占老板家的便宜，是每一个东家最为注重的大问题。中国古代是个典型的熟人社会，血缘、地缘在中国社会中非常重要，那么，在皇权制的政治构架下，籍贯回避制度的实行，是必然的结果。
　　秦短命而亡，还来不及弄出一整套官员籍贯回避的办法。汉承秦制，到了汉武帝，国力强盛，统治也趋于稳固，于是，在武帝朝开始有了包括籍贯回避在内的任官回避制度。东汉桓帝时，中国有了第一个关于任官回避的成文法规三互法，就是婚姻之家和两州之士不得对相监临。以史弼为例，本应出任山阳太守，但他的妻子娘家在山阳辖内，于是史弼上书请求回避，便被调任为平原相。
　　明清时期的官员避籍更加严格。明朝规定南人官北，北人官南。洪武四年规定吏部铨选，南北更调，定为常例。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把全国地方官任用划分三大互调区域。即以北平、山西、陕西、河南、四川之人，用于浙江、江西、湖广、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直隶之人，用于北平、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广东、广西、福建之人，亦用于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考核不称及降谪者，不分南北，悉于广东，广西，江西龙南、安远，湖广郴州之地任用，以示劝惩。洪武二十六年，又对籍贯回避重新作了界定。其应选官员人等，除僧道、阴阳医士原籍任用外，其余官吏，必须避籍。尔后更加明确，自学官外，不得官本省。这一制度被满清统治者继承并发扬光大，康熙四十二年，清廷在规定地方官员必须回避本省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任官在籍（原籍或寄籍）500里以内之州县也不得任职。任职地虽非本籍，若有五服内亲属迁至该地聚族而居业已成村，因为是其属下百姓，也应回避。
　　应当说，避籍制度对强化中央权威、防止地方势力坐大、防范地方官腐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必须看到这种作用相当有限。这种制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那时候诸多的政治弊病，特别是官员的腐败，无非逼着官员不断提高以权谋私的技巧而已。比如汉代后期，看到地方郡守势力太大，便从中央派出刺史来巡查、监督之，刺史本是一种监察官，是为防范地方势力而特意设计的职位，但屁股决定脑袋，代理人因为利益关系而损害东家的利益是一种规律，到后来，各州刺史成为割据一方的头目；唐代的节度使后来亦是如此。黄宗羲在《原君》中一针见血指出：（皇帝）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縢，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
　　和避籍制度比较，现代民主政治正是一种熟人政治，选举时，候选人为什么要竞选？就是推销自己，让选民熟悉、了解自己，选民在对候选人了解的基础上才能作出选择。因此，一个县的选民选本地人当县长，一个市的选民选本市人做市长，乃天经地义。被选出的行政长官熟悉当地的社会情况，对服务居民、保障地方安全更为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