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咸年间礼坏乐崩，儒家士大夫们效仿上古三代之礼能否有效？

　　一．恢复上古三代之礼
　　道咸年间的混乱局面完全可以用礼坏乐崩来形容，具有经世思想的士大夫们认为导致这种混乱局面的原因就在于人们无法克制自己的利欲之心。所以经世派士大夫们希望通过申明礼法来约束人心从而维护统治秩序，而复兴上古三代时期的古礼就是他们挽救危局的古时丹。
　　乾隆朝晚期的白莲教起义可以说是清王朝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事件，但是经世派士大夫们在审视农民起义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满足农民的诉求，而是指责民间宗教蛊惑人心。亲历过白莲教起义的经世派士大夫张海珊认为民间宗教是蛊惑人心，扰乱国家政刑的罪魁祸首，嘉道年间的潘德舆也对当时的民间宗教予以痛斥，汤成烈则认为民间宗教的盛行主要是因为百姓缺少教化，所以经世派主张士大夫群体要以身作则，将儒家的礼仪规范贯彻于日常生活之中，担负起教化百姓的责任。
　　在地方治理上，经世派士大夫主张运用上古三代时期的礼乐制度加强对百姓的控制。嘉道年间的经世派陈寿祺则主张在地方上恢复周代的乡饮酒礼，他在《拟请郡县广行乡饮酒礼议》陈寿祺还主张将乡饮酒礼与保甲法结合起来以加强对基层的控制，经世派士大夫主张恢复古礼的目的就是想将百姓束缚在土地上，变成朝廷容易控制的编户齐民。
　　在恢复古礼的具体执行层面，经世派认为恢复上古三代古礼必须要依靠儒家士大夫将圣人的礼乐制度贯彻下去，士大夫必须挺身而出。湖湘经世派的代表人物罗泽南就十分重视士大夫对百姓的教化作用，他认为平民百姓依靠自身的教养是无法成人成材的，所以士大夫必须承担起教化百姓的责任，他在《西铭讲义》而教化百姓必须要依靠上古三代先王所作的制度，虽然罗泽南也承认不能照搬上古三代的制度，但他认为先王之法自有其精妙，绝对不能轻易否定三代制度，他在《读孟子札记》可见罗泽南十分地笃信上古三代的制度礼乐，他认为上古三代圣王的创制之道对于解决现实政治问题仍具备重要参考价值。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士大夫们更加重视礼教对百姓的教化作用，他们认为农民之所以揭竿而起，就是因为缺少教化以至于被邪说所迷惑。咸丰三年（1853），胡林翼作《论东路事宜启》一文，他将时局动荡的原因都归咎于＂人心嗜利＂，在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后，统治阶级更加重视礼仪教化，同治十年（1871），曾国藩为江宁府学作《江宁府学记》，曾国藩在文中申明了礼仪教化的重要性。
　　湘军的另一代表人物刘蓉在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后，干脆归隐湖南家乡潜心研究古礼，他著有《礼经发微》一书专门阐述他对礼的看法。刘蓉希望自己能够探寻到古礼的真正奥秘，纠正三代已降人们对礼的错误认识，从而为以后的圣王留下＂复三代之盛治＂的可行办法。
　　儒家的礼乐制度本质上是一种等级制度，所以经世派士大夫力图维护礼乐制度的根本目的乃是为了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王效成、魏源对于礼的看法将经世派士大夫维护礼乐制度的目的和盘托出，经世派士大夫意图恢复上古三代古礼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维护不平等的封建专制制度，从而让治下的民众安分守己，以此来达到挽救清王朝腐朽统治的目的。 二．模仿上古三代的经济模式
　　满清入关后，积极主动地采取各项政策恢复农业生产，加之红薯、玉米等外来农作物的引进，清王朝的人口迅速增加。据统计，康熙十八年（1679），清王朝的人口有16000万；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王朝的人口有31150万；咸丰元年（1851），清王朝的人口达到了43610万。人口的迅速增加造成了严重的人地矛盾和巨大的贫富差距，大量的贫困人口又为民间宗教和各种秘密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条件，面对严峻的经济挑战，经世派士大夫希望借鉴上古三代的经济模式来解决清王朝面临的经济困难。
　　满清入关后，八旗子弟就成了靠国家财政供养的特权阶级，但是随着旗人人口的增加和清王朝财政状况的恶化，他们的福利待遇变得越来越差。为了解决旗民们的生计问题，包世臣主张仿照三代之际的井田制，将直隶地区的盐碱地分发给旗民加以改造，包世臣的建议有助于开垦荒田，提高粮食产量，但是早已习惯了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根本不可能像古人一样用心经营土地，所以包世臣的建议最终没能被清廷付诸实施。
　　包世臣等士大夫建议恢复井田制的想法反映了士大夫群体的复古思想和平均主义思想，面对日益严峻的人地矛盾，在无法通过提升科技水平增加粮食产量的情况下，士大夫只能寄希望于上古三代的井田制来增加粮食产量。在灌溉技术不发达的农业社会，粮食的产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天气的变化，但是偏偏晚清时期中国的自然灾害接连不断，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前中国南方各地出现了严重的旱灾，光绪帝刚即位就爆发了史无前例的丁戊奇荒，为了改变靠天吃饭的境况，经世派士大夫主张恢复三代时期的沟洫制，利用沟洫来完善清王朝的农业灌溉系统。
　　经世派士大夫施彦士认为恢复沟洫制远比恢复井田制急迫，同治十二年（1873），王家壁上《请议行畿辅水利成法疏》，他建议将南方地区的池塘坝堰改造成沟洫，李东沅的《治旱条议》一文也建议各省仿效沟洫遗法完善基础水利设施，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来看，沟洫制确实是比较理想的农业灌溉方法，所以经世派士大夫兴修水利的主张对于当时的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经世派中还有一部分士大夫比较务实，他们不主张照搬照抄上古三代的井田制、沟洫制，而是希望通过调整巩固现有的土地制度来达到促进农业生产的目的。在具体做法上他主张用相地利，轻徭薄赋的方法鼓励农业生产，同时配合乡饮礼、保甲法维护地方秩序，并通过兴建义学、义仓来救济贫苦民众，胡培翚认为不只是井田制，其他古制也不可轻易否定，上古三代的众多古制对于解决道咸年间的统治危机都大有裨益，经世派士大夫执迷于希望恢复井田制等上古三代时期的古制不仅有经济方面的考虑，还有政治方面更深层次的打算。
　　他们认为井田制是上古三代时期一切制度的基础，想要重现三代之治，恢复井田制是第一步。罗泽南对郡县制多有批评，而对封建制则极为向往，而且站在百姓的立场看，罗泽南认为井田制更有利于维护百姓的利益，罗泽南认为井田制是封建制的经济基础，不推行井田制就无法恢复封建制，进而三代时期的学校制度也无法恢复，因此井田制是三代时期一切政治制度的基础，所以要想实现三代之治，就必须从恢复井田制入手。
　　经世派士大夫群体虽然深受儒家文化熏陶，但是他们缺乏现代经济学知识，所以他们看待经济问题时总是带有儒家理想主义的色彩。在处理土地、贫富差距等经济民生问题时，经世派士大夫总是倾向于平均主义。经世派士大夫认为复古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最佳办法。
　　经世派士大夫群体在经济问题上的平均思想和复古思想根源于他们的小农意识，所以他们排斥商业，排斥货币制度。但是西方列强之所以强大，其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重视商业，保护私人财产的制度优势。所以面对清王朝的统治危机，经世派士大夫开出的＂古时丹＂注定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