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政南经浅谈唐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和影响

　　引言：
　　我国古代的经济重心最早是在北方，但到了西晋永嘉之乱时，北方蛮族大肆入侵中原，使得北方的社会经济惨遭破坏。为了躲避战乱，大量北方居民纷纷南移，从而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开发，也使得我国经济重心也出现了南移的迹象，但是，这时北方的经济地位仍然无法撼动。
　　唐朝中期以后，北方的人口也再次出现了南迁。这些南移人口，既为南方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也为南方输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南方的经济发展，最终使得南方经济超过了北方，中国经济重心至此转移到了南方。一、前代开发打基础，安史之乱促南移
　　南方地区平原广袤，气候温润，农业自然资源丰富，其中水资源尤为充沛，充足的降雨量使得南方地区河湖密布，径流量丰富。这些资源禀赋不仅有益于人类在该地区生存，而且也为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泰伯
　　为了开发南方，早在三千多年前，周朝的泰伯就在无锡附近开凿了泰伯渎。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国也在江南地区通渠三江和五湖，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秦汉以后，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人民又修建了一系列灌溉排水工程，建设了大量的塘圃和圩田。这些治水灌溉工程，不但提高了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而且还有力促进了区域农业的发展。
　　隋朝时期，隋炀帝又进一步修建了沟通南北的大运河，不但加强了江南与中原各省的联系，也进一步促进了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
　　隋炀帝
　　尽管如此，在安史之乱以前，唐朝的经济重心依然在北方，但安史之乱的爆发却改变了这种情况。
　　安史之乱从开始到结束，历经了八年时间，对唐朝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但由于安史之乱的战场主要在北方，所以对北方的影响要大于南方。
　　这种影响首先是体现在人口上。当时全国户口大量减少，但其中却以北方四道最为严重。据史料记载，当时的河南、河北、关中、河东四道，五万以上户口的州府由 41个减到了2个，1至5万户的州府由 33个减为 16个。
　　对此，代宗时期的名臣刘晏就曾感叹说：＂函、陕凋残，东周尤甚。过宜阳、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
　　人口减少的同时，北方的农业生产也遭受到了重大破坏。对此，唐代诗人元结在《酬孟武昌苦雪》一诗中，就写过当时北方耕作者大量减少，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耕牛被大规模宰杀的社会现象。这两种因素叠加，使得＂河、淮之北，千里荒草＂，土地大片荒芜，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当时的南方虽然也是受灾严重，但相比于北方，却还算是安定，所以使得北方大量人口，为躲避战祸而纷纷南移。对此，李白就曾说过，天宝时期的北人南渡，比晋朝时的永嘉南渡还要盛大。北方人口的南移，使得南方人口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恢复，从而使南方的劳动力得到了极大地扩充，进而促进了南方耕地的开发。
　　与此同时，唐朝的南移人口中，士大夫和手工匠人也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北方的诗人、文学家、画家、音乐家、手工业工匠举家南迁，不仅为南方地区带去了先进的文化，也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
　　安史之乱之后，北方的战乱虽然平息，但藩镇割据的状况却没有改变。《资治通鉴》中就曾说，北诸藩镇＂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以是虽在中国名蕃臣，而实如蛮貊异域焉。＂
　　所以，在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仍无法得到充分的恢复，北人南移的风潮也愈演愈烈，最终使得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成为定局。二、人口赋税超北方，粮食供养天下人
　　在中国古代，人口、赋税和粮食产量是衡量经济重心的三大指标，所以唐朝经济重心南移的主要表现就是南北方人口、赋税和粮食产量发生了此涨彼消的变化。
　　首先是南方人口数量超过北方。在我国古代，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和人头税。充足的劳动力既是推动农业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税赋的主要来源。所以，人口数量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
　　安史之乱发生前，北方与南方的人口差异较大，两者比例大约为六比四。安史之乱发生后，全国人口大幅下降了75%，但南方人口只减少了55%。在南北方人口都出现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下降较缓的南方地区就超过了北方地区，此后这一人口格局就再也没有发生逆转。
　　其次是南方成为赋税重心。在安史之乱以前，唐朝赋税主要依仗于北方四道。但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方四道皆落于叛军之手，唐朝不得不靠江南地区输财续命。对此，明末清初的大学者王夫之就曾总结说，＂贼据幽冀，陷两都，山东虽未尽失，而隔绝不同，蜀赋既寡，又限以剑门栈道之险，所可资以赡军者唯江淮。＂
　　如果此时把江南作为赋税重心，只是唐朝政府的无奈选择的话，那么随着人口的南移，江南地区的进一步开发，经济重心正式南移，到了元和时期，江南地区作为国家财赋重心的地位就正式确立了。
　　最后是南方成为天下粮仓。北人南移，既为南方带来了碌碡、耖、砺、耙、犁等先进农业生产工具，使得农作生产效率得到了充分提高；也为南方带来了移植栽培和直播栽培种植技术，使得水田的丰收率得到了进一步提高；还为南方带来了用动物粪便、豆类进行积肥和追肥的技术，使得农作物成长更加繁茂；更为南方带来了农作轮作制和插播套播技术，使得南方地区实现了一年三熟，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除此之外，北方人在移居南方之后，也通过修复水利、修筑海堤、引水造田等方式，开发了大片的荒地，改造了大片的贫田，从而极大地扩大了南方的粮食种植面积。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南方的粮食产量得到了大幅提高，在唐朝初期，经济水平还相对比较落后的扬、益、荆三个州，一跃成为成为我国农业产量前三的地区。太湖周围的苏、常、湖、秀四地更是成为天下著名的粮仓，以致有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三、饮食生活生变化，地缘格局影响深
　　经济重心南移下对我国居民的日常生活，国家的地缘政治格局，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首先是改变了居民的饮食结构。在唐朝以前，中国居民的主食是麻、黍、稷、麦、菽。但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逐渐成为了天下粮仓，而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就逐渐变成了中国居民的主食，而且很快就荣登五谷之首，并最终成为了近七成中国人的主要口粮。
　　除此之外，南方的很多特有蔬菜，如藕、芡、菱、苇、蒲等等和特有水产品，如湖鱼、河虾等等，以及特有的水果，如柑橘等等，也逐渐走上了中国人的餐桌，丰富了中国人的饮食，成为中国人一饭三餐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是改变了居民的生活方式。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也促进了南方经济作物的种植。比如茶叶种植，在我国唐朝之前的历史中，并无茶叶人工种植的相关记载。但到了唐朝，随着南方粮食的不断富足，人们开始利用南方的丘陵或平地人工培植茶树，到唐朝晚期，南方开始出现了大规模茶园，大面积的茶叶人工种植由此开始。
　　茶叶种植面积的提高，使得茶叶产量大幅提高，从而使饮茶这一风尚，逐渐从宫廷进入到了寻常百姓家，并最终成为了中国百姓的重要生活方式，并在此基础上，诞生了底蕴深厚、源远流长的中国茶文化。
　　除此之外，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也促进了南方手工业的发展，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丝织业的发展。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认为，江南地区此前虽然产丝，但＂丝织品并不特以工妙著称＂，经过北方匠人改良后，其工艺才大为精进。而南方丝织业的发展最终改变了居民的穿衣习惯，使得当时的富裕之家纷纷以穿绸缎为时尚，并最终形成了丝、麻、棉三足鼎立的穿衣格局。
　　最后是改变了地缘政治格局。经济重心南移之后，历代封建王朝的赋税和供养都要依仗南方。但由于外患主要还是从北方而来，所以大多数王朝都将政治中心设在了北方，这样就形成了＂北政南经＂的政治格局，这一格局至今仍没有改变。
　　大运河
　　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分离之后，南粮北运就成了突出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历代封建王朝就依托大运河，建立了发达的漕运系统。大运河因此而成为北方朝廷得以维持的生命线，同时也成为了南北物资往来最繁忙的运输线，大运河沿岸及其周边地区的城市，如苏州、明州、杭州等等，更是趁势崛起，发展成为当时著名的商业城市，这些城市至今仍是中国经济的主力军。
　　结语：
　　在唐朝之前，我国经济重心就有南移的趋势，但当时的南方经济始终没有超过北方。直到安史之乱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为南方带去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从而推动了南方经济的发展，最终使得南方的人口、赋税和粮食产量都全面超过了北方。
　　而经济重心移向南方后，不但使得居民的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都发生了变化，而且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
　　唐朝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告诉我们，要推动经济发展，首先应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也要有充足的劳动力和先进的技术，这样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这对我国落后地区的开发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旧唐书》
　　《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