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的内阁制度到底是什么样的？对皇权有何影响？

　　首辅制是明朝内阁制的重要内容。明天顺元年，李贤掌文渊阁事开了首辅的先河。首辅是首席内阁大学士，其初只备皇帝顾问，属内朝官系列，与其他阁臣一样，受明朝祖制的限制，其地位很低、职权范围很小。至嘉靖至万历前期，明朝内阁发展到鼎盛时期，由于这段时期皇帝的怠政或年幼，造成了最高权力缺位的现象。起初，内阁大学士只具有顾问身份，皇帝为最终决定的权力，而大学士很少有参决的机会。到明仁宗、明宣宗时期，地位日益受尊崇。
　　自此，内阁的权力日益增大，到明世宗中叶，夏言等人执掌内阁，地位赫然为真正的宰相，亦可压制六部。然而，虽然首席内阁大学士有票拟的权力，但却不得不依赖于内部太监送达批红。首辅大学士的职权如同以往的丞相，但必须与宦官合作，才能执掌大政，如张居正结合冯宝。
　　明初沿用元制，中书省长官总理政务，职权很重。左丞相李善长外宽和，内多忮刻，非淮西人多为之排挤。李被封为韩国公，朝廷位列第一，岁禄四千石。而浙东地主集团的领袖刘基也是开国功臣，封诚意伯，岁禄二百四十石，在朝廷中只担任御史中丞的官职。丞相胡惟庸是李善长推荐。惟庸宠遇日盛，独相数岁，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朱元璋是个权力欲极强的皇帝，凡事都要自己作主。李、胡权尊势隆，如此骄横，竟敢生杀黜陟，不奏径行，这是朱元璋不能容忍的。于是在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凭借其威信，断然下令以擅权枉法的罪名杀了胡惟庸，并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皇帝亲理不机，自操威柄。于是自秦以来延续了一千五百余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了。
　　朱元璋在晚年还敕谕群臣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但一日万机，集众务于一身，是无论如何也处理不了的。于是在他的子孙面前，封建统治的客观需要同具有法律效力的洪武祖训发生了矛盾，结果内阁大学士制度作为折衷的办法应运而生了。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宋制，置华盖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但这时的大学士只是侍左右，备顾问而已。与后来的内阁大学士不同。从明成祖朱棣始，明朝内阁制度便在废相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成祖继位，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直文渊阁，参预机务。金幼孜、胡俨同入直，预机务，谓之内阁。
　　内阁之名及参预机务，自此始。《明史》对内阁的解释为以其授餐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之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内阁。这些入直阁臣参预机务，论道议政实际上是取得了部分相权，在这一点上和明初并不预政的殿阁大学士已迥然不同。到明代中叶，内阁大学士虽无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实，已类似汉唐宰辅了。明朝内阁为明朝建文四年（1402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皇帝咨政机构，此后权力逐渐增大，后形成为明朝行政中枢。内阁辅臣的人数为一人至七人不等，辅臣奉使出外办事，多自称阁部。
　　内阁初设时，入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阁臣尚不可以侵夺各部的职权，诸司有事也直接向皇帝奏闻，无需向阁臣关白。大学士的官品也只是正五品，抵不上一个外省的知府（正四品），更不能与六部尚书（正二品）相比。但到明代中叶以后，阁权之重，丝毫不逊于汉唐宰辅。代宗景泰以后，六部承奉意旨，靡所不领，而阁权益重。世宗嘉靖中叶以后，夏言、严嵩迭相用事，遂赫然为真宰相，朝位班次俱在六部之上。随着阁权的加重，内阁的机构也跟着逐渐扩大。
　　景泰以后设诰敕房和制诰房，由中书舍人掌办一切诏敕机密文书。正统年间，国有重要大事，大学士可会同各衙门于内阁会议，遂为制。内阁成为明代最重要的中枢机构。永乐时期内阁制度的形成及其权力的逐步增长，为仁宣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明史》载：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阁权的迅速增加，是与三杨所开创的局面分不开的。他们都是先朝名臣，东宫辅弼，加上三人逮事四朝，功高权大，地位大大提高了，以后又加衔六部尚书，甚至授以师、傅、保等官衔，成了位极人臣的大官。
　　从此阁权渐崇，声望益尊，不久在仁宣时期便出现了三杨用事，政归内阁的趋势。而且后来的大学士，非有侍郎、尚书的资历不行，三品以下的官僚，根本不可能入阁，因此入阁加衔，内阁大学士成了最高官位。《明通鉴》载：仁宣之间，政在三杨，义虽掌铨衡，辄依违其间，无所匡拂，时亦以此少之之说。可见阁权超越部权，实启端于仁宣，而且在当时的内阁中虽未出现首辅的含义，但阁臣间主次等差已渐露端倪了。在正统、正德年间，内阁已巩固了自己的权位，阁权已全面超过了部权。
　　同时，阁臣中的首辅地位也日益显著。嘉靖、万历年间，内阁制度发展则进入了鼎盛阶段。在朝位班次方面，加衔之初内阁与外九卿平交，执礼持法，不相顾忌，排列时以部及官衔大小为弟，不独重阁臣也。即大学士和六部尚书各以吏、户、礼、兵、刑、工的次序，排列先后，而且以坐部为尊。《明史》中说：诸辅之中，尤以首揆为重。
　　首揆即首辅，大都凭入阁先后、资历及皇帝的旨意来确定。首辅之下为次辅或次揆及其他阁臣，虽同在禁地，但首辅独主票拟，地位自然更高，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与古宰辅无异。在张居正回江陵料理丧事期间，明神宗允准张居正得密封言事，仍戒内阁调阳等，有大事，毋得专决，仍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当张居正病重不能入阁理事时，张四维等人只能处理阁中细务，而大事犹即家居正平章。居正始自力而其后惫甚，不能遍阅，混颔之，尚不使四维等参预。张居正针对正统以后出现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危机，正是以其集权独裁推行的改革，实现了他拯救明王朝危机的愿望，虽不是起死回生，却也为摇摇欲坠的朱明王朝注入了强心剂。总之，明代内阁大学士的地位形低而实高，后来居上，明中叶以后，完全凌驾于六部之上，丝毫不比汉唐宰相逊色。
　　首辅制是明代内阁制的重要内容。首辅是明代极为特殊的中央高级官僚，也是明王朝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人物，他们在明朝历史上扮演了独特的政治角色，其所作所为对明朝的政治发展与历史延续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嘉靖至万历前期是明朝历史上阁权最重的时期，也是皇帝怠政最为严重的时期，这时的首辅权力极度膨胀，政治地位亦达到了明朝历史上的至高点。这个时期的十四位首辅大多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上至皇帝，下至臣民，都自觉或不自觉的将其视为了宰相，甚至首辅本人也并不避讳以相位自居，各种史书和奏疏中称首辅为相的文字非常常见。
　　在这段皇帝怠政严重的时期，大多数首辅在政治生活中确实履行了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统御百官之相职，首辅们内心蛰藏已久的为相意识在国家内忧外患、皇权缺位的形势下复苏并爆发，他们视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却又遭受着缺乏名份的尴尬，只得在制度条框的约束下，迂回谋求事功，为革除明朝政治的种种弊病作出了很多努力。
　　在嘉靖至万历前期这段时间，首辅制呈现出这些前所未有的特点，说明其与制度的最初设计已经相去甚远，那不立宰相的祖训，内朝赞襄的初衷，文学侍从的身份，在嘉靖以后首辅宫府一体、事无不统、相权加身的政治现实反照下，受到了尴尬的嘲讽，制度运作将制度设计毫不留情的击垮了。然而，却正是因为首辅在这一时期代行了某些相权，才使得明王朝在皇帝荒政、弊政频现、大厦将倾的危机形势下，没有天下大乱，居然又延续了半个多世纪。首辅之功不可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