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元中后期冲破阻隔的文化发展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朝廷，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 而在这个少数民族王朝的统治之下，它又孕育出了怎样的思想、文化呢？ 理学的流行与朱陆调和
　　成型于南宋的程朱理学在金元之际北传。窝阔台时蒙古军伐宋，德安（今湖北安陆)儒士赵复被俘虏到北方。蒙古大臣杨惟中遂于燕京创设太极书院，延请赵复讲授其中。赵复本人是理学信徒，他北上后的讲学、游历、著述活动，第一次使北方学术界比较完整地接触到了程朱理学的基本内容。
　　此后北方出现了一批理学家，其中许衡、刘因号称元朝前期北方两大儒，最为著名。许衡早年为忽必烈幕僚，后从政受挫，转而致力于教育，长期担任国子祭酒，编写了多种浅近的理学著作用于教学，大大扩展了理学的影响，被后人尊奉为朱熹道统的继承者。
　　但其论学多是在蹈袭程、朱的基础上加以简化、通俗化，缺乏创新与深度。刘因毕生以隐居教授为业，曾拒绝元廷的征召。其学在朱熹读书穷理、先博后约理论的基础上更多地强调返求六经，呈现出与许衡所代表正统派的若干不同特色。
　　当时其他以理学知名的学者还有郝经、姚枢等，其学术造诣均不很高。然而在初的北方，理学总体来看尚未占据主导地位，原有词章传注之学的势力仍然强大。元灭南宋，理学著述大批流入北方，对旧学风冲击很大。
　　而在此前后元朝的学校制度逐渐定型，更进一步推动了理学在全国范围内统治地位的确立。元朝学校制度的基本内容是许衡任国子祭酒时制定的，其教读之法完全取自于朱熹，但起初受权臣阻挠，国学建置未定，廪膳不继，时兴时废。
　　直到许衡死后的至元二十四年，元廷才正式设立国子监，任命许衡的学生耶律有尚为祭酒，许衡所定学制悉得实行。地方学校也有很大发展，特别是至元二十八年诏令江南诸路儒学和各县学内普遍设立小学，后又推广至全国。私人所办书院的数量亦大大增加。
　　元朝政府对地方学校（包括书院）的控制和管理相当严格，其学制基本模仿国学规制。于是程朱理学首先在教育界获得支配地位，其代表著作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等成为统一教科书，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理学对学校教育的影响，直接导致它在后来开设的科举中确立了官方学术的地位。仁宗开科举，程式多采于朱熹《贡举私议》。其经书考试尤重《四书》，单独出题，并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汉、南人试《五经》之一，考试标准亦以理学家有关著作为主。由于程、朱等人对《五经》的研究不够全面、系统，故元朝《五经》考试在侧重理学的同时亦兼用古注疏。
　　事实上自南宋末年以来，随着理学的传播、兴盛，学术界用其观点解释诸《经)的著作不断增加，只是缺乏概括、会通而已。元朝的理学虽在学术界取得统治地位，著作也比较多，但就学术本身而言创新并不明显。其较有特色的地方是朱、陆调和的倾向。
　　南宋以来程朱之学大行于世，同时作为理学别支的陆学传授仍然不绝如缕。尽管格守陆学门墙的学者为数不多，陆学的影响实则并未骤减，其很多观点得到了正统理学（朱学）学者的吸收。
　　朱熹强调读书穷理、由博返约，常人为之难以统御，往往失之支离。后学遂有援引陆九渊＂发明本心＂之说以救其弊者，这在元朝中后期的南方学术界颇为常见，著名学者吴澄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吴澄在师承上与朱熹有转相传授的关系，毕生钻研诸经，著述繁富，在＂读书穷理＂方面下了不小功夫，其学成就在元朝理学家中当推翘楚。但他对陆九渊也十分敬仰，希望吸取陆学合理因素，在传授朱学过程中用作方法论的补充。最后却被迫辞职南归。
　　另一方面，陆学传人兼采朱学者同样不乏其例，意在吸取朱学缜密、笃实之功以补陆学空疏弊病。如程端礼著《读书分年日程》，以博学穷理为原则指导后学读书，循序渐进，本末有序。元朝（主要是南方）理学界调和朱、陆，折衷理、心，可以看作从宋末理学到明朝心学此消彼长的过渡状态。诗文书画
　　作为正统文学的诗词、散文在元朝继续发展，作家众多，但文学成就总体而言不很突出。元朝前期，北方文坛主要踵金朝余习，南方则仍未脱南宋文风的笼罩。自元中期以下，诗文创作才真正体现出自身的特点，涌现出一批较有特色的作家和作品。
　　金与南宋的诗歌创作较多地受到苏轼、黄庭坚的影响，元朝前期亦然。但在南宋灭亡后，一批由宋入元的诗人如戴表元、仇远等提倡学习盛唐、汉魏，这一趋向到元朝中期成为诗坛的主流。北有元明善、马祖常，南有袁桷，皆以宗唐复古为尚。
　　大约在仁宗朝，诗坛出现了＂四家＂，即虞集、杨载、范椁，揭傒斯四人，后世则称之为＂元诗四大家＂。虞集于其中居盟主地位，他的诗作风格清新淡雅，声律纯熟，尤受时人推崇。元末诗人以杨维祯最著名，其诗能破除元人模拟之弊，以奇诡见长，当时号为＂铁崖体＂（铁崖为维祯之号）。词的创作在元朝走向衰落，历史地位又低于诗。
　　元朝中后期有一批色目诗词作家的成就值得注意。他们虽出自西北各族，却能熟练地使用汉文传统格律作诗填词。这类作家的代表人物是回回人萨都刺，其诗词清婉俊逸，亦间有沉郁苍凉之作，有些作品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
　　元朝的散文作者以姚燧、虞集最著名。姚燧为元初文臣姚枢之侄，曾受学于名儒许衡，从忽必烈在位后期到仁宗初年是他的创作高峰时期，作品极受时人推崇。姚文以雄浑刚劲见长，工于用典，然亦有过分古奥艰涩之病。
　　虞集时代稍后，诗文兼擅，学古而能不为所拘。此外知名作家还有元明善、黄渭、欧阳玄、苏天爵等。以上诸人的共同特点是都曾在朝中任翰林文章之职，传世作品亦以碑铭诏册等应用文居多。
　　宋朝一些理学家认为作文害道，将理学、文学置于对立地位。元朝理学虽然流行，但元人在文、道关系上则比较通达，多提倡两者并重，反对判然析为二途。元文写作起初有宗唐、宗宋之争，后来渐趋融合，唐宋并宗。元末朱右编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之文为《八先生文集》，所选作家已与后人所谓＂唐宋八大家＂完全相同。
　　书法盛于唐而稍衰于宋，至元复兴。元朝最重要的书法家为赵孟頫，他是宋朝宗室，南宋灭亡后被征召至大都，以才学受到忽必烈赏识，从此历仕五朝，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赵孟颍的书法度越两宋，融会魏晋隋唐诸名家而自成风格，圆润道丽，兼擅诸体，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
　　他的书艺对明清两代书法有重大影响。另外鲜于枢、邓文原、杨维祯等人的书法都知名一时。元朝的绘画继宋朝之后进一步向写意风格发展，超越形似、崇尚意趣的文人画完全成为画坛主流。
　　赵孟頫也是最重要的画家，其画作妩媚、细润而有神韵，人物、山水、花鸟、鞍马、竹石无不精工，是绘画史上承先启后的集大成者。随后有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并称＂四大家＂，皆以水墨山水见长。
　　元一些汉化色目人的书画作品亦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如康里人屡巎的书法、回回人高克恭的绘画，当时皆与赵孟颇齐名。书画的收藏、鉴定作为一项专门学问在社会上很受重视。元文宗时的奎章阁则是皇家书画鉴藏机构，汇集了大量书画精品，当时的书画名流也多被网罗在内从事鉴定工作。
　　南戏与小说
　　杂剧在元朝中后期仍然流行于世，代表作家有郑光祖、乔吉、宫天挺、秦简夫等。但与元朝前期相比，其兴盛程度已逐渐下降，活动中心也由北方转至南方。与此同时，江南原有的戏曲品种一南戏在融汇杂剧艺术的基础上却得到了新的发展。
　　南戏本是浙江温州一带的地方剧，北宋末年即已出现，演唱用南方语言、曲调、清柔婉转，风格与高亢雄劲的北方戏曲不同。由于南戏主要在民间流行，缺乏文人参与创作，故其历史虽久，人元后的声势、影响却长期不能与杂剧相抗衡。
　　然而南戏与杂剧相比，在创作形式上仍具有自身的优点。它的剧本结构比较自由，大多数篇幅都长于一本四折的杂剧，甚至多出数倍，有利于表现更加复杂、完整的故事情节。演唱时有独唱、对唱、轮唱、合唱等多种形式，不像杂剧只由主角一人独唱到底。这样可以更好地调度场上气氛，便于表现不同角色各自的思想感情和人物性格。
　　另外，南戏演唱时的韵律、宫调也不像杂剧那样严格古板。上述灵活特征加上对杂剧题材、曲牌等艺术因素的吸收，使得南戏在杂剧渐衰的同时别开局面，奠定了明朝传奇戏曲兴盛的基础。
　　现知宋元南戏剧目238种，大部分都是元朝作品，然全本存者甚少。就内容来看，以婚姻、爱情题材占多数。最著名的作品是元末高明所作《琵琶记》。该剧写蔡伯喈中举重婚故事，塑造了怯懦、迂阔的蔡伯喈和善良、勤朴的赵五娘等成功的艺术形象，结构精巧，语言生动流畅。它以宣扬忠孝节义等传统伦理道德为写作背景，开篇时称＂不关风化体，终好也徒然＂，反映出理学思想的渗透。
　　另外，还有《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大致亦成于元末，合称四大南戏，均达到一定的艺术成就。
　　盛行于宋朝的白话小说一话本在元朝继续发展，并与戏剧互相影响，在情节、内容上彼此渗透。现存元朝话本可分两类。一类是狭义的＂小说＂，题材多取自现实生活，篇幅较短，通常以一人一事为主，人物性格刻画较细，主题突出。
　　另一类是取材于历史和传说的＂讲史＂，亦称＂平话＂，篇幅一般较长，分卷分目，情节复杂，以叙述铺陈见长，抒情与细节描写较少。典型的例子如英宗时书商辑刊《全相平话五种》，包括《三国志平话》、《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平话》。另外还有《宣和遗事》、《西游记平话》等。
　　两类体裁的讲说在民间都很流行，讲史尤盛，如元末著名的女说书人朱桂英即以＂善记稗官小说，演史于三国五季＂著称。元朝话本（尤其是长篇讲史）的发展，直接孕育了元明之际的两部长篇小说巨著《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中西交流的活跃
　　元朝中后期，中外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十分活跃。随着对外战争的中止，元朝与东亚、东南亚各国逐渐恢复到正常往来的状态，交流频繁。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与西亚、非洲等更远地区的接触，特别是元朝前期已开始的与欧洲的人员、文化交流。
　　元朝前期列班·扫马对欧洲的访问，促使罗马教廷更积极地开展对东方的传教工作。至元二十六年，天主教教士孟特·戈维诺受教皇尼古拉斯四世委派，涉海来华。他于至元三十一年到达大都，向新即位的元成宗呈递了教皇的书信，被允许进行传教工作。
　　根据现存孟特·戈维诺写给本国教友的信件，他曾长期居于大都，翻译《新约》和祷告诗，并兴建教堂二所，收养幼童150人，为大约6000人进行了洗礼。元朝贵族、驸马高唐王阔里吉思也跟从他改奉天主教。
　　1307年，教皇克利门特五世正式任命孟特·戈维诺为大都大主教，并遣教士七人东来相助，其中三人到达，在福建泉州设立了分教区。后来孟特·戈维诺病卒，教皇又向中国派出第二任大主教，但他只到达了察合台汗国，随后下落不明。
　　这段时间，意大利教士鄂多立克也来中国作私人旅行。他先由海路抵达广州，又经泉州、杭州、集庆等地北上，在大都居住三年，曾见到已近暮年的孟特·戈维诺。鄂多立克后由陆路经西藏、中亚回到欧洲，并著游记传世。
　　后至元二年，元顺帝派出一个16人使团出使罗马教廷。使团携带了顺帝致教皇的书信，并带有元廷阿速贵族福定、香山等人代表中国教徒恳请教皇速派第二任大主教的上书。
　　1338年，使团抵达教皇伯涅的克十二世的驻地阿维尼翁（在今法国南部），受到热情款待，游历了欧洲很多地方。随后教皇派佛罗伦萨教士马黎诺里等数十人随元朝使团回访中国。马黎诺里一行经陆路于至正二年到达上都，向顺帝进呈教皇书信，以及骏马一匹作为礼物。
　　马黎诺里等人在大都留居三年，后乘驿至泉州，经海道西返。元朝灭亡后，明太祖曾遣返元末来华的欧洲人捏古伦。但此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于西亚，帖木儿帝国崛起于中亚，中、欧之间的陆海路联系都被阻断，往来遂告中止。
　　位于东欧的钦察汗国和位于西亚的伊利汗国，名义上都是元朝的＂宗藩＂，有驿路相通，元朝与这两个地区的联系因而远较前代密切。钦察汗国首都萨莱（今俄罗斯阿斯特拉罕附近)是当时沟通东西的国际性都市，输入的中国商品十分丰富，还有不少中国工匠在那里从事手工业生产。
　　当地的原居民钦察、阿速、斡罗思（即俄罗斯）人入居中国者也相当多，皆属色目人之列，其中大部分又被编入侍卫亲军。伊利汗国与元朝的陆、海路往来都非常频繁，人员移居的规模也更大。双方在医学、天文学、地理学、航海技术等方面都存在着密切的交流。
　　元朝与非洲的交往主要限于东非和北非。大德五年(1301)，元廷曾遣使赴索马里、摩洛哥等地采办狮、豹等珍禽异兽。元中后期人汪大渊曾随商船出游南亚、东非数十国，著《岛夷志略》一书记游历见闻，述及东非层拔罗国（今坦桑尼亚桑给巴尔)物产、风土人情等事。
　　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于元顺帝时自印度至中国，曾到达广州、泉州、杭州诸地，后由泉州回到摩洛哥。他著有《伊本·拔图塔游记》一书，对中国南方的经济、社会生活描述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