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由此带来的世家官僚的政治垄断

　　豪强地主在战国、秦时就产生了。他们利用宗法关系，结成强宗大姓，兼并土地，实际控制乡村社会。汉武帝以后，豪强地主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政治权力体系，成为与国家体制结合的强势社会阶层。
　　在新莽政权末年的社会动乱中，豪强地主势力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他们纷纷＂起坞堡，缮甲兵＂，称霸—方。光武帝刘秀本人就是南阳的豪强大地主，南阳、河北等地响应刘秀的人，也多是拥有宗族、宾客、子弟的豪强地主，刘秀就是在豪强地主势力的支持下登上皇位的。
　　也有许多拥有武装的豪强地主，称为兵长、渠帅，雄霸一方，抗拒政令。他们既不愿放弃自己的割据武装，又无力建号立国。刘秀对他们一方面用武力征讨压制，一方面又尽量安抚，这使东汉初年的地方豪强拥有很大的势力。他们散在郡县，威福自行，权势胜过官府。
　　39年，刘秀颁布度田令，在全国丈量土地亩数，核实户口。这一政策的目的有二：一是限制豪强大地主兼并土地和奴役人口的数量，二是掌握确实的名籍和垦田数量，以增加赋税收入。度田令在实施过程中受到豪强大地主的抵制。
　　州郡官吏畏惧豪强，反而借度田之名残害百姓，＂诏下州郡检核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赢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
　　刘秀以度田不实的罪名，处死了大司徒欧阳歙、河南尹张伋和其他郡守十余人，这更激起豪强大地主的反抗，＂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刘秀剿抚并用，把捕获的大姓兵长迁往他乡，给予田宅，度田却也不了了之，豪强地主的势力未被根本削弱。
　　豪强大地主势力的经济基础是他们的大田庄。田庄这种生产结构在西汉末年就已经形成。光武帝外祖父南阳樊重的田庄，高楼连阁，陂池灌注，竹木成林。田庄里有耕地300余顷，还放牧养鱼，经营丝麻手工业，自制各种器物，所需皆能自备。田庄内部＂闭门成市＂，基本生活所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必仰赖田庄外面的市场。
　　东汉时期的豪强大地主更是广占田地，大量包荫人口，以田庄的方式进行经营。东汉崔宴所著《四民月令》记载了田庄经营的情况：田庄土地面积广阔，种植粟、粳、稻、麦、豆等粮食作物，胡麻、苴麻、地黄等经济作物，瓜、韭、葱、姜、蒜、芋等蔬菜，还广植松、柏、桐、梓、漆、枣、桑、竹等林木，饲养各种牲畜。还有养蚕、缫丝、纺织、染色、制鞋、制药、制蜡、酿酒、酿醋、作酱、制糖等手工业，以及加工制造农具、兵器的作坊。
　　田庄所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基本都是自己生产，是一种具有很强自给自足特点的经济形式。豪强地主多聚族而居，利用宗法血缘关系，纠集宗族亲戚。田庄内主要的劳动者是对豪强地主依附性极强的宗族、宾客、徒附和奴隶。
　　徒附主要来自破产农民，宾客也是一种依附农民，但其成分比较复杂。在田庄中，奴隶的数量也很多，地位最低下。宗族、宾客、徒附不仅要向豪强地主交纳收获物半数以上的实物地租，还得无偿为田庄主服劳役，如砍伐林木，修治陂渠，葺治房屋等。
　　在田庄里，豪强地主既是田庄主，又是族长。在年终节令里，全族男女老幼及族姓外的依附者，都要向族长举觞祝寿。而族长也在一定的时节，＂存问九族＂，＂振赡贫乏＂，使田庄内的阶级压迫和剥削关系笼罩在一层温情脉脉的宗族关系的面纱之下。
　　这种大地主田庄，在东汉大量存在，＂豪人之室，连楼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东汉农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大部分不是作为赋税流入国库，而是为豪强地主所攫取。所以，东汉经济的发展，并未能为东汉王朝带来像西汉那样统一强盛的局面，而是表现为国家的贫弱和政治的不稳定。
　　大地主田庄内还拥有私人武装。豪强地主把依附农民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建筑坞堡，平时巡警守卫，战时则随田庄主作战。从出土的一些东汉农夫角和持盾武士俑来看，两者衣着完全一样，都佩戴环首大刀，表明当时依附农民和私兵的身份是一致的。这些私人武装，史书称之为＂部曲＂或＂家兵＂。
　　据《四民月令》看来，地主的私兵不是常设的，而是定期召集农民组成的。这种私兵是维持地域社会秩序的支柱，是国家镇压职能的一种补充，同时在一定条件下又能转化为公开与中央政府对抗的割据武装。东汉末年豪强地主武装割据局面的骤现，根源就在于此。
　　随着大地主经济势力的发展，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也空前加强。东汉时期察举、征辟、任子制度，逐渐为大族所垄断，私人讲经之风盛行，在大小官吏之间产生了一种人际从属关系，促进了官吏集团的膨胀。
　　东汉沿袭西汉的任官制度，实行察举制、征辟制和任子制。察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其具体科目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等。征辟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和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皇帝征聘采取特征与聘召方式，选拔有名望的人士，或备顾问，或委政事。公府与州郡辟除是高级官员任用属吏的制度。任子是高级官吏可以保举其子弟为官的制度。
　　东汉时期，随着政治的腐败，大族出身的官吏们为了把持政权，扩大本家族的利益，互相推荐亲属故旧，察举制成了豪强大姓沽名钓誉、安插私人的工具。公府与州郡的辟除，为公卿牧守发展个人势力开了方便之门，而士人为了做官，也投靠依托权门。这样就发展成一种私恩的结合。
　　西汉时期，二千石以上高官任期满一定年限才有任子特权，而东汉中叶以后，主要为照顾豪族大地主的利益，任子范围扩大。这些选官制度，使豪族子弟顺利进入官场。被举、被辟的人成为举主、府主的门生、故吏，两者间形成了特殊的隶属关系，形成了一个个以某一家族为中心的政治势力。
　　东汉时期私人传经讲学之风盛行，也是官僚士大夫集团形成的一个重要途径。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特点是世代相袭，父子相传，这种经学世袭的情形被称为＂累世经学＂。有些高官也以传经相标榜，以提高门第威望。受业者以弟子自居，转相传授，弟子的弟子则为门生。
　　授业经师与弟子、门生之间往往又有荐主与故吏关系，大小官吏、上下级之间，由此又涂上了一层师生关系色彩。有些人的子弟动辄数百人，甚至数千人，通过经学人仕，形成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如世传欧阳《尚书》之学的弘农杨氏，四世皆为三公；世传孟氏《易》学的汝南袁氏，四世中居三公之位者多至五人。这些人世居高位，累世传经，大批故吏、弟子、门生出于其门下，因而成为士大夫集团的领袖。
　　东汉政府对于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上具有上述特征的世家大族实行优容政策。东汉选士首先看族姓阀阅。世家大族的子弟在察举、征辟中得到优先。世家大族在本州郡的势力更具有垄断性质。地方守相由朝廷任命，而曹掾属吏则由守相自行辟除，基本从本郡士人中选拔。
　　东汉太守到任，往往要辟当地世家大族为掾属，委政于他们。如汝南太守宗资（南阳人），委政于本郡的范滂；成瑨（弘农人）为南阳太守，委政于本郡的岑蛭。因而当时社会上出现了这样的歌谣：＂汝南‘太守’范孟博（滂），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蛭），弘农成瑁但坐啸。＂
　　操纵本州郡政治的世家大族，实际上统治了这些州郡，因而又有这样的歌谣：＂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伯挂壁。＂这反映地方势力的强大已超过皇帝诏书的力量。郡县府衙宛如一个个小朝廷，长吏与属吏如同君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