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长江文明中的大通文化

　　江畔城市铜陵，号称中国古铜都，三千年炉火不绝，文化底蕴深厚。因此一提到铜陵，人们都会说这是一座因铜而兴的城市，铜文化是其主色调。而我却不这样认为，1956年建市的铜陵，是一座典型的新型工业城市；其境内的大通地区才是其厚重长江文化的真正载体。01春秋晚期
　　据史料记载，春秋晚期周景王八年（公元前537年），吴楚争霸所打的鹊岸之战就发生在大通（当时称鹊头），这是大通第一次见诸历史记载，足见其历史比铜陵建市已早了2500多年。02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楚国的三闾大夫屈原，其一生中曾遭受过三次流放：第一次是楚怀王将其流放到汉北（今湖北汉江以北）地区；后面两次是楚顷襄王分别将其流放到湖南沅、湘地区（第二次）与吴楚交界最偏远的陵阳（第三次，即今安徽省青阳县境内）。屈原在楚顷襄王13～22年（公元前286～277年）第三次流放陵阳九年期间，是经鹊头（今铜陵大通）中转进出陵阳的。在这九年间，他经常到陵阳周边的鹊头游学、访友，还曾写下《哀郢》等传世名作。在他自沉汨罗江后，鹊头人便以龙舟竞渡的方式纪念他，这便是大通古往今来为什么一直兴盛龙文化、鹊江的龙舟竞渡为何这么有名并一直传承至今的原因？03汉代
　　汉代设立中国唯一的铜官府，就在铜陵。汉朝建立后，吴王刘濞在其封地招致天下亡命者，开展梅根冶（在今铜陵大通与池州梅龙相连地带），冶炼兵器、铸造钱币。七王之乱平定后，朝廷于公元前119年设置当时全国唯一的铜官府（今铜陵），府衙设在鹊头山（今铜陵五松镇），生产基地仍在梅根冶，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以上。唐代大诗人李白所写的《秋浦歌》：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反映的就是汉唐时期梅根冶的场景，足见其冶炼规模与影响之大。04三国时期
　　三国时，铜陵属东吴，当时名春谷，周瑜、鲁肃、徐奉、丁泰等名将都曾担任过春谷长，驻守大通，操练水军，与北魏驻守庐州（今合肥）的张辽等进行对峙、作战；南北朝与隋代时，长江天堑中的大通江段，则是南北双方拉锯作战和隋初来南陈的古战场。05唐朝
　　唐时，新罗国（今韩国）王子金乔觉于公元719年从大通上九华山修成地藏菩萨，铜陵大通从此遗下著名的九华山头天门大士阁寺庙，而广为流传的礼佛九华山，先走头天门；不走头天门，心诚也不灵。则彰显的是佛教徒的虔诚与九华山头天门的巨大影响力。06宋代
　　宋初，池州举人樊若水在大通羊山矶测量长江宽度、水文并献浮梁计，帮助北宋统一中国；同时，他将古人第一次在长江天堑建设桥梁变为现实，尽管只是一座浮桥，但他也因此被载入人类史册。07明代
　　明代，大通名门望族佘家接连出了5个进士，其中佘毅中（明万历二年进士）、佘敬中（明嘉靖三十八年进士）、佘合中三兄弟连中进士，轰动当时朝野。而佘敬中之子佘翘根据樊若水事迹创作经典名剧《量江记》等，让其成为与汤显祖齐名的文学家。尤其是这《量江记》，因其是发生在大通的故事，更是大通的文人佘翘所写，硬是在明清时期号称安徽四大商埠的大通和悦洲惠芳大舞台上演唱了四百多年，长盛不衰，影响深远。
　　大通的青通河，古时称大通江，素有九华礼佛故道之称，大通因此成为唐宋以后佛教徒上九华山礼佛的必经之地。在没有公路、铁路、航空的情况下，海内外的佛教徒在那时都必须要经过大通才能去九华山要么乘船，多是老人、妇女、小孩走青通河水路，到九华山脚下再步行上山；要么沿青通河堤（古时的徽池古道）徒步上山，无论是李白、王阳明、乾隆皇帝，还是黄炎培、虚云大师与黎元洪等，都绕不开这条青通河。明清时，青通河更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商帮徽商重要的三条经商通道之一：徽商在经营长江上游生意时必须经青通河到大通中转，再沿长江航道上行，去江西、湖南、湖北甚至重庆、四川经商。经商赚钱归来的徽商，在经过大通时通常会购买一些大通特产，比如鳜鱼、茶干、豆腐等，带回家去孝敬父母、抚慰妻儿，并因天热变成臭鳜鱼毛豆腐，而由此产生两道徽菜名菜，传承至今，享誉天下；其时徽商另两条经商通道则分别是经营闽浙沿海生意的新安江与经营长江下游生意的青弋江。
　　大通江心的和悦洲，系因长江流经大通由西向东改成由南向北流向，导致上游大量泥沙在此淤积，于唐代形成杨叶洲，此后渐渐变成荷叶洲，直至清代晚期湘军水师统领彭玉麟将其更名和悦洲至今。综观蜿蜒曲折奔腾万里的长江中，星罗棋布着数百个江心岛，只有铜陵大通成为了长江上唯一的千年江心古镇，这主要得益于大通处在长江在这里拐弯，大海在这里回头的独特区位，让其自古就是天然良港，水陆航运发达，商贸繁荣，成为长江上著名的大码头、大都市与皖南商品集散地。
　　尤其是1856年后，湘军首领、两江总督曾国藩在此设立大通盐务招商局，每年向朝廷上缴盐税1。2亿多银元，让原本就十分繁华的大通变得更加繁荣，成为响彻中外的小上海，并开始登上世界历史的大舞台：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让大通成为对外轮开放的暂泊口岸，从此西风东渐，让东西方文化在大通相互交融共融发展；1900年，唐才常、秦力山等领导的大通自立军起义，在大通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1901年至1910年，在家守孝制的清廷官员、实业家方履中（系大通对岸枞阳人）牵头联络房秩五、潘赞化、陈独秀、李经方（李鸿章之子，时任驻英大使）等，在大通发起历时十年之久的铜官山矿权交涉案（史称铜官山护矿运动），让其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与当时四川保路运动齐名的重大历史事件，并最终以铜陵人民收回矿权而告结束。
　　1912年4月27日至1914年6月30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柏文蔚奉孙中山之命，率军赶走在大通设立军政分政府自任皖省都督的黎宗岳，成为安徽省督军，并让大通在辛亥革命的风云变幻中成为长达两年多的安徽省临时军政府首府。
　　如今，这里更因渔业资源丰富，是长江上淡水豚生活的乐园，因此成为我国唯一的长江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天然的江心生态湿地与和悦、澜溪两条国家级历史文化街区、风光旖旎的祠堂湖、绵延起伏的羊山矶长龙山，共同组成了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让游人纷至沓来，络绎不绝。解放战争时，铜陵籍英雄刘四姐、赵傍根（影片中解放军战士小马的原型）在距大通五里地的羊山矶精彩演绎的《渡江侦察记》，让类似《量江记》的历史传奇于近千年后在这同一个地方再度惊人地重演，怎能不让人感慨、称奇
　　所有这些，让我时常寻思铜陵这座城市：是什么支撑着它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思想认知，都总是站在时代的前沿？是什么给予了它生生不息的动力？是因为这里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曾是长江中下游的分界点）、长江及其支流发达的水运、矿业（如铜等）和渔业等资源丰富，还是这里历代子民具有的不懈追求、顽强拼搏、敢为人先、海纳百川的理念？于反复思考中，我觉得要回答好这一问题，无疑会增添今日铜陵发展的信心与力量，更会让其在新时代滚滚向前的长河中，真正能够做到承前启后、云帆直挂、奋勇远航。
　　回答上述这些问题，似乎很复杂、很深奥。其实，我们可将上述问题答案瘦身，亦或直接浓缩为大通文化四字便足矣。所谓大通文化，我认为它属于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绝不仅仅只有盐文化、水文化、佛文化，还应包括和谐的工商文化、青铜采冶文化、名人望族文化、中西多元的宗教文化（不仅仅是佛文化）、革命历史文化、洋风徽韵的时尚文化、市井民俗文化、江岛美食文化、徽派建筑文化等。记得上世纪杰出的心理学家、作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曾说过：人类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在纯粹自在的黑暗中点起一盏灯来。我认为，对于铜陵来说，这盏灯应当就是隶属于长江文化的大通文化！
　　大通因水成邑，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上写下精彩华章，可以说没有水就没有大通，更没有后来的铜陵，因此说铜陵的历史底蕴在大通，可谓名副其实。
　　今天，我们通过发掘、整理大通史料发现，水对大通存在的主体意义的确十分巨大。因其位于吴头楚尾、（长）江（青通）河交汇处，这里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因水运发达，唐时成为水驿和九华山头天门；宋时成为杨万里笔下大通镇，成为大通以镇面世见诸诗文的最早记载；明清时成为与安庆、芜湖、蚌埠齐名的安徽四大商埠之一，是清末民国时繁华的小上海和辛亥革命时的主战场与省政府；抗战时成为焦土抗战的牺牲品。
　　同样因水，这里为人们当初发掘、采冶铜，捕鱼、经商、运输、盐务、屯军等提供了众多便利，建造了许多设施，发明了许多工具，获得了许多生产技术技能，形成了独特的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
　　今天我们在这里还能看到历代先民遗留下来的建构和工具，如：澜溪、和悦两条历史街区，高高耸立的天主教堂钟楼、龙泉古井、大士阁寺庙等，都是大通文化外在的物质表现形式；而生活在这里的人的生存理念和生活习惯所表现出的勤劳、勇敢、敢为人先、包容兼蓄等美德，以及当地渔民在竹筏和渔船上表演的水龙灯（为全球唯一，现为安徽省级非遗）、鹊江（为长江内江）上划龙舟、节庆时唱傩戏、说民谣（如《十舍不得》）等，则是大通文化传承下来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铜、渔、盐、茶、中医中药等成全了大通；大通文化代代传承，造就了硬汉般的铜陵人。如今，这代代因袭的文化之灯传到了我们的手上，就看我们怎样让它更加光辉灿烂啦！我认为我们现在刻不容缓要做的，就是发掘、保护、梳理、集成：发现并保护好现存大通各业历史文化现场，不能任由国家级历史文化街区和悦老街上的古老遗存坍塌、毁灭，要积极组织专人发掘、整理其生产生活过程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地发掘、梳理反映老大通人的生存观念、生活习惯等并集成于文字、音像，公开出版发行，让久远的大通文化继续引领今天的中国古铜都铜陵不断升华。三千年的社会发展，塑造了古之大通、今之铜陵的文化人格。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当是寻觅大通文化传承至今的种种遗存、种种体现，总结、提炼出凝聚市民的意志，协力建设和发展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城市精神，通过建设国家长江文化公园铜陵公园作为载体，让大通文化这盏明灯永放光明！
　　作者：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