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之诘再看科学与人文之争

　　科学与人文之争(田华)
　　100年前的今天，即1923年2月14号，张君劢在清华演讲了《人生观》后就引来了很多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的关注，代表人物是丁文江、梁启超、胡适、任鸿隽。而《人生观》是点火性的文章，吹响百年之前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之战集结号，这个100年前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各方，不管是张君劢、丁文江，还是梁启超、胡适，抑或陈独秀、吴稚晖，他们围绕人生观问题，从＂意志自由＂与 ＂因果规律＂之关系角度深入讨论了＂何谓人生观＂＂科学是否万能＂＂科学人生观何以实现＂等问题，都意在关怀人类命运，意在在不确定时代找寻心灵的确定性。我们在100年之后的今天，重新审视这场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对思考社会转型下的人类命运，尤其是新冠疫情下人类的心灵安顿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意义。
　　1923年2月14号，张君劢的清华演讲《人生观》是点火性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很明确提出＂科学是科学，人生观是人生观：科学是客观的，人生观是主观的；科学是为方法论所支配，人生观起于直觉；科学可以从分析下手，人生观是综合的；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科学无论如何发达，人生观问题的解决，绝不是科学所能为的。＂在他看来，人生观有自身的规律，人生观取决于人类自身而已，不是外在的科学的方法能解决的。
　　《人生观》演讲一面世，就引起了丁文江的不满。丁文江立刻发文驳斥，旗帜鲜明地指出：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单一的人生观，是建筑在很松散的泥沙之上的，是经不住风吹雨打的，我们不要上这个玄学家的当。
　　饶有趣味的是，科学论战中的两个先锋——张君劢与丁文江都来自梁启超组织的欧洲考察团。这可谓是欧游归来后考察团内部的观点分歧。1918年10月23号，梁启超率领欧洲考察团从北京出发，他的成员也是名流，张君劢、丁文江、蒋百里、刘崇杰、徐新六、杨维新等六人，都是术业有专攻的学者专家，都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去考察欧洲、思考中国。始料未及的是，考察欧洲之后，其中两位重要人员却围绕科学与人生观发生争端。为什么发生争端，这与他们的考察有无关系？欧战胜利，巴黎和会召开，1919年中国和世界都进入了转型加速期，人类未来何去何从？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不确定的时代，每个人都需要寻找一个确定性。因此才有了1923年关乎人类现代发展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欧游归来之后，科玄论战之前，＂科学＂在新文化派的宣传鼓噪之下已经成为如日中天的名词，已经从西装革履的＂赛先生＂升格为众人顶礼膜拜的＂赛菩萨＂。梁启超看在眼里，忧虑压在心头。他在《欧游心影录》中流布出自己的担忧，也为这个科玄论战埋下了伏笔：＂哲学家简直是今天投降到科学家的旗下了，宇宙的大原则是要用科学的方法试验得来，不是用哲学的方法冥想得来的，而这些唯物派的哲学家，托庇科学宇下建立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九九归一，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梁启超并非顽固守旧之士，他并非不知科学对中国的重要性，但他也明白科学过火带来的问题。于是，他最后补充了一句：＂读者诸君不要误会，我没有菲薄科学的意思，我也不承认科学的破产，不过是不承认科学的万能罢了。＂可见，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张君劢背后站着梁启超，丁文江放过梁启超，而对张君劢的《人生观》演讲拍案而起。
　　当然，丁文江也并非单枪匹马，在他背后也站着一个重要人物——胡适。论战的双方当中，胡适是科学派，不折不扣地支持丁文江，一如既往地力挺＂赛先生＂。胡适指出：＂这30年来，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就是‘科学’，就是我们说的赛先生。＂＂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这是胡适的自信，也是对梁启超的批评。胡适拿具有战略地位地＂意见领袖＂梁启超开刀：尽管您老人家不承认自己＂菲薄科学＂，＂也不承认科学破产＂，但您那枝＂笔锋常带感情＂的如椽＂健笔＂动起来后却是一言既出、覆水难收。要知道，张君劢＂打着柏格森、倭铿的旗号，不过是替梁先生推波助澜呢＂，胡适也毫不遮掩地将张君劢和梁启超捆绑在了人生观或者玄学这个战车上进行批评，同时也声明他与丁文江、吴稚晖的科学派同盟身份。他说：＂我们这个时候为什么提倡科学，因为苦于中国的科学不够发达，还没能扫出弥漫全国的乌烟瘴气，你又来说欧洲科学破产，那你这样不是在菲薄科学吗？信仰科学的人看了这种现状，能不发愁吗？能不大声疾呼出来替科学辩护吗？＂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之后，出版家很会见机行事，迅速组织编辑出版论战文集。于是有了有两本书：《科学与人生观》和《人生观之论战》。两本书各有偏向，《人生观之论战》由张君劢作序，偏向人生观派；而《科学与人生观》由胡适和陈独秀作序，偏向科学派。这两个集子加起来综合去看，显示出来我们总结的科学派、玄学派、马克思主义派对于科玄论战主导权的争夺。亚东图书馆的老板汪孟邹，是很有商业眼光的一个出版家。他不但组织编写《科学与人生观》一书，而且力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当红名人——陈独秀、胡适作序。陈独秀的序言也引出科玄论战中的第三派——唯物史观派正式出现。汪孟邹在日记中写道，病中的独秀不仅欣然作序，且与胡适不同，＂只要纸、笔，又不查书、看书，只管写下去就是了。两个都真有功夫哩＂。陈独秀的序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在文化思想界登上历史舞台，同时也与以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分庭抗礼。唯物史观派与科学派的思想论辩，是汪孟邹搭建的平台。汪老板与胡适、陈独秀既是老乡，也是故交。他将《科学与人生观》序言的任务分到两人头上，待拿到后便以交换的形式让两人传阅；于是，在样稿齐清定之前，又在主打的＂序＂之后次生出＂答＂来。这就有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文集中的＂双序＂和＂双答＂。这就有了卖点，有思想的火花和这个论战的焦点凝聚在一起，演绎了一波＂和而不同＂的思想交锋。
　　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过程中虽没有正式露面，但他在收网的时候却一网打尽。陈独秀批评＂人生观派＂的一无是处之后，便是对＂科学派＂未能与时俱进的诟病，认为玄学派过去做得很好，但就科学派与玄学派这个论战来说，玄学派未能加入进时代因素，很多问题上已经落后了。针对以张君劢为代表的人生观派，陈独秀旗帜鲜明地说：＂证明科学之威权是万能的，方能使玄学鬼无路可走，无缝可钻。＂针对丁文江，陈独秀指出：你的＂科学人生观＂说服不了张君劢的玄学＂人生观＂，唯有悬崖勒马，调转到＂唯物史观＂的频道上才能有着落。针对胡适＂‘唯物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的质疑，并鼓励胡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对胡适说：＂唯心＂的靶子不能只靠＂物质＂与＂精神＂的分离来消弭，＂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陈独秀将胡适与丁文江捆绑在一起拷问。这多少说明，过去的＂统一战壕＂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陈独秀的观点出来之后，胡适《答陈独秀先生》说＂独秀说的是一种‘历史观’，而我们讨论的是‘人生观’。人生观是一个人对宇宙万物和人类的见解；历史观是‘解释历史’的一种见解，是一个人对于历史的见解。历史观只是人生观的一部分＂。就如同陈独秀往外拉胡适加盟自己的＂唯物的历史观＂一样，胡适也在拼命地将陈独秀往里拽以靠就自己的＂科学的人生观＂。他们的论战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张力，这个张力在物质与精神之间，陈独秀与胡适的分歧可以说是在物质与精神之间的。两者问题纠结的根本在于承认不承认＂物质原因＂是唯一不二的。或者说，这个＂物＂之外是不是还存在着一个＂思想知识言论教育＂等精神范畴的观念之＂客观＂。胡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说：＂若不相信思想知识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那么，他尽可以袖着手坐待经济组织的变更就完了，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努力做宣传的事业，谋思想的革新呢？＂。
　　胡适的言下之意，即当年陈独秀从事的那些思想文化事业例如东奔西走筹办《新青年》杂志、为白话文运动摇旗呐喊还有什么意义呢？陈独秀读完胡适序言之后也进行了回复。可以看到，摆在他们面前的焦点是＂我们＂与＂你们＂的争论。陈独秀在回复当中表示：＂我们并不抹杀知识思想言论教育，但我们只把他当做经济的儿子，不像适之把他当做经济的弟兄。＂也就是说，＂经济＂在社会中的地位不是＂老大＂，而是＂老子＂，这是有区别的；陈独秀感到不可思议：＂这句话如何在适之口中说出来！离开了物质一元论，科学便濒于破产，适之颇尊崇科学，如何对心与物平等看待！＂同时陈独秀还明白地告诉胡适：＂物质的本因＂是＂客观的物质原因＂并不包括＂由物而发生之心的现象＂，如果再固执己见并＂明白主张心物二元论＂，无疑是向张君劢们送去了橄榄枝，拱手认输。
　　不管是胡适与陈独秀双序、双答的各自言说，还是科学派、玄学派、唯物观派的三足鼎立，他们围绕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的争论，都在不同思想路径的分庭抗礼中守护着各自的＂场域＂，尽管谁都无法说服谁，但我们必须看到都围绕着＂人＂的问题展开，压在纸背的都是对＂人＂的关怀。分庭抗礼的各方通过论争各自加深了对自我体系残缺的体悟，最终在手段与目的、现实与理想的自我缺憾中表达了取长补短的愿望。从而形成了思想史上难得的学说争鸣、思想互补、真诚对话、直面对方的局面。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发生是中国思想史上必然爆发的思想史事件，因为早在《新青年》创刊时期，这种分庭抗礼的能量就已经开始积蓄。
　　如果以五四运动为中线来审视这个科玄论争，它的来龙与去脉就能很明晰串成论争的脉络。《新青年》内部或明或暗的龃龉，印证他们在知识资源、思想谱系上的各自为战。胡适和陈独秀之间关于＂谈不谈政治＂的较劲，发生在《每周评论》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1920年新青年团体分裂以后的自由与解放之争，都反映了新青年内部的思想张力。在《新青年》外部，孔学与孔教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争，以及与学衡派发生的＂人道＂与＂人文＂的争论，都代表了五四时期思想谱系的复杂性和思想论战的普遍性。
　　为了拯救水深火热的中国危局，五四的志士仁人从西方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些学贯中西的学子们都愿为德先生和赛先生保驾护航，断头流血都不推辞。但这也容易让科学走向极端，让科学取代经学成为一统天下的至尊思想，他们以科学来指导哲学、规训文学、包办人生观等，由此生成了＂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成为替代过去宗法的人文传统，成为大众顶礼膜拜五体投地的＂赛菩萨＂。科学派在＂科学＂作为依据支持的掩护下，它的底气也在不断增长，只要有＂赛先生＂为我做主，我什么样的事都拿得来，我都能包办，不断地膨胀，将＂赛先生＂打造成了收编舆论、统一思想的宝葫芦与杀手锏。
　　在科玄论争的同时，还有新青年派与学衡派的人道与人文之论战。＂学衡派＂是1922年诞生的，比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早了一年，诞生伊始便将矛头对准了新青年派的唯科学主义。＂学衡派＂因为接受哈佛大学白璧德教授的影响。白璧德认为＂物质之律＂和＂人事之律＂是不可生吞活剥的。这是由人文与科学之固有的内在的规定性决定的，我们说科学有内在的事实，它有规律，人文也有内在的规律，有自己内在的知识的规定性。＂学衡派＂与＂新青年派＂的争论，一方面彰显了＂文白之争＂潜在的人文与科学的紧张，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他牵动着20世纪第一个十年到第二个十年之间，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和思想。如果不以一年半载的时间作为衡量的标准，我们说这两次论战在精神实质上可以说是一场论战的南、北两个战场。归根结底，这些论争，都是以文化为主体的＂德行之知＂与以知识为主体的＂理性之知＂的分野，即我们用今天的大视野来看，就是科学与人文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