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回顾1948年上海舞潮案始末！背后的故事舞女的艰辛生活！

　　1948年上海舞潮案，从国民党政府提出禁舞开始，到1948年1月31日舞女们捣毁社会局止，经历了半年多时间。这场＂求生存、要吃饭、反禁舞＂的斗争，让上海市的舞女们历经千辛万苦。在旧社会尔诈我虞、巧取豪夺的情况下，她们为了在饥饿线上挣扎，只得把青春年华消耗在灯红酒绿、爵士音乐之中，以强颜欢笑来掩饰内心的痛苦。舞女们的生涯是短暂的，不消多年，少数人可能依靠达官贵人、富商大贾过着社会寄生虫的生活，多数人年老色衰，不可避免地走上更悲惨的道路。然而，这场斗争也让我们看到了上海舞女的坚韧不拔和勇气
　　一、舞潮案的由来
　　1948年，上海共有米高梅、大都会、维也纳、扬子、大沪等大小舞厅26家，舞女千余人。她们大都上有父母，下有兄弟姊妹,有的还有丈夫和孩子。在旧社会尔诈我虞、强取豪夺的情况下，她们为了在饥饿线上挣扎，只得把青春年华消耗在灯红酒绿、爵士音乐之中，以强颜欢笑来掩饰内心的痛苦。舞女们的生涯是短暂的，不消多年，少数人可能依靠达官贵人、富商大贾过着社会寄生虫的生活，多数人年老色衰，不可避免地走上更悲惨的道路。
　　舞女金莉萍,是个中学生，为了分挑家庭重担，瞒了父亲伪称在外兼做家庭教师，其实白天在学校读书，晚上至舞厅伴舞。在这次舞潮案中，她积极参加斗争，结果被捕入狱，在狱中向我吐露了实情，痛哭不止。她所担心的是这么一来，再也不能隐瞒家庭，无颜回家去见父亲。我听了她的诉说，联想自己的身世，不禁心肝痛裂
　　维也纳舞厅的舞女李菁，年巳30余，丈夫出门谋生，多年杳无音讯，家有老母子女，靠她养活。她本有相当文化水平，会说英语，靠伴舞为生，后来成为美国水兵的猎取物——＂吉普女郎＂。由于她长期受生活折磨和精神刺激，患了严重的心脏病。我最后一次到她家探望时，她已卧床不起，危在旦夕，老母和子女，含泪相陪。当时我在她床前默默无言，这个贫病交迫的家庭，其结局的悲惨可想而知。
　　大沪舞厅的舞女王敏，汉口人，丈夫长期失业，衣食无着，一家人沦落在上海，被迫当舞女。当她年老色衰时，又把未成年的亲生女儿推入火坑当舞女。反动统治下的旧上海是人间地狱，大多数舞女盼望趁年华正茂之际早日从良，可是在那样的社会里，哪会有良家子弟愿与舞女正式结婚，结果往往是受玩弄，遭遗弃，埋葬一生的幸福。
　　1947年6、7月间，正当伪＂国大＂粉墨登场之际，为了装饰门面，发布了所谓＂妨害风化、提倡节约、实行禁舞＂的命令。这样，舞厅业的资本家、从业职工，以及地痞流氓、地方恶势力的利益，也受到打击；同时，一部分官僚、富商也不愿关闭这种寻欢作乐的场所。在这样的形势下，舞厅业职工和舞女们纷纷起来
　　为了求生存、要吃饭而反对禁舞，舞厅资本家和黄色工会想利用这股力量，维护他们的利益，在社会上也大造舆论，企图操纵局势。这就是舞潮案的由来。当时我们年幼无知，缺乏政治头脑和社会经验，只是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自发地起来进行斗争，没有取得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结果虽然获得了一定的胜利，但许多姊妹和职工群众遭受残酷的迫害，舞女组织也被查封，与同时期地下党领导的群众斗争对比起来，效果不尽符合理想。
　　二、舞女联谊会
　　反禁舞运动开始时，是由舞厅业同业公会（资方组织）发动的，后来黄色工会舞厅业工会和舞厅业从业人员协会也联合起来参加。当时舞女们没有自己的组织，起先由各舞厅资本家指定几个舞厅的舞女推出代表作为第一次舞厅从业人员大会的主席团成员。这次大会后，舞女代表多次接触，觉得我们舞女应该有自己的组织，于是在同业职工的推动和社会上各阶层的支持下，以百乐门的陈兰茵、大都会的孟燕、扬子的孙致敏、维也纳的金美虹、米高美的洪小萍等7人为主，发起和筹备组织上海舞女联谊会。
　　第一次筹备会是在百乐门的陈兰茵家中召开的，决定由金美虹、孙致敏先与上海市妇女会联系。她们到该会找了陆惠民，说明来意，陆态度冷淡，后经交涉，才介绍张红薇洽谈。在张的协助下，总算同意接受我们为上海市妇女会的一个支会，定名为＂上海市妇女会舞女联谊会％并发了一枚公章。这样，我们就分头去各舞厅发展会员，动员推选代表。代表的产生，要求在会员编好小组、选出小组长后，由小组推选，每家两人，但必须在该舞厅全体舞女会上通过,方为有效。因时间匆促，个别舞厅也有做得比较粗糙的。
　　在组织过程中，除了广大职工的帮助外，各舞厅舞女管理员（俗称＂舞女大班＂）对我们的工作也进行了一些协助。待各舞厅的代表选出后，就在南京东路新世界商场楼上召开了第一次舞女代表大会，出席代表50人左右，上海市妇女会也派代表参加。会上，选出金美虹为总干事，孙致敏为副总干事，孟燕、洪小萍、沈丽芳等为委员，具体工作分会员、宣传、福利、总务等，金美虹负责会员与宣传，孙致敏负责福利与总务。会上还决定立即召开舞女会员大会，正式成立舞女组织，并确定会址设在新世界商场楼上。
　　舞女联谊会的寿命，自酝酿成立之日起到1948年2月被国民党政府查封止，约有7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联合职工和资本家代表，向各方请愿，反对禁舞。
　　我们大家一起，除在本市向国民党市党部、市政府、市长、社会局、民政局等请愿，还由孟燕、孙致敏代表舞女会同其他方面代表，去南京伪总统府、伪国大代表常委会秘书长洪兰友处请愿。同时，还在上海拜访一些社会名流，请他们给予支持。
　　（二）召开全市性记者招待会，争取各界声援。
　　我们在召开成立大会时，邀请了全市各报记者参加，还在维也纳舞厅专门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全市各报记者差不多都参加，同时，还邀请了国民党市党部、市民政局局长和一些支持我们的在沪伪立法委员、伪国大代表参加，要求与会者在舆论上给我们以同情和支持。我们坚决主张政府应该先解决舞女的转业问题，然后才能禁舞，否则1千多舞女和她们家属数千人的吃饭问题就不能解决。当时舞女代表在会上的发言，实际上是对旧社会妇女悲惨遭遇的有力控诉，取得了与会者，特别是新闻界的广泛同情。第二天各报纷纷报道，造成浩大声势。一时如《小北京（孟燕）哭惊全场》，《舞女们要吃饭、要转业》，《我们不要当舞女》，《访舞女代表金美虹、孙致敏》等报道对国民党政府的禁舞令，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使反动派狼狈不堪。
　　此外，上海市妇女会还应舞女联谊会的请求，在上海市新生活俱乐部召开过一次上海各界妇女代表会，听取了舞女代表的申诉，当场大家一致表示支持我们的转业要求。就在这次大会上，我们发动了上海各界妇女给宋美龄写信，要求帮助解决我们的转业问题。这次大会也有记者参加，次日在报上作了报道。
　　（三）筹备组织学习班，为舞女转业创造有利条件。
　　当时舞女联谊会提出＂要吃饭、要转业＂的口号，代表了广大舞女，特别是中小舞厅一些境遇此较困难的舞女的内心呼声。旧社会的妇女没有地位，当舞女的又似乎低人一等。她们大都没有文化，不懂政治，停留在＂今生与来世＂的宿命论观念上，自悲命薄，一旦听到可以转业，胜过＂从良＂，非常兴奋。同时，大多数比较年轻而有进取心的姊妹，更渴望早日脱离伴舞生活，求得正当职业，因此有些人往往晚上在舞厅，白天在补习学校读书。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决定组织＂转业学习班＂为舞女转业创造有利条件，并推选金美虹负责筹备。
　　转业学习班＂下设缝纫、编织、烹饪、打字、簿记、剌绣等专业。为了便于会员们选择专业，我们印发了一种表格，给全体会员填写，结果收到500余份之多，充分表明广大舞女急于摆脱伴舞生活的心情。当时我们的想法是使会员能用一定的时间学会一项生产技能，便于转业。学习班的经费打算由舞女联谊会募捐解决.学习时间在白天，上课场所则向维也纳和米高美舞厅的老板们商借*当时，在舞客中也有一些人想乘机利用舞女这块招牌作为号召，招摇撞骗，谋求发财致富，有的公开表示愿意开办商场或酒楼招聘转业舞女为营业员或服务员。
　　正当我们积极筹备开展转业工作时，国民党政府执意禁舞，并提出了＂分批抽签禁舞＂（分批抽签，抽中的舞厅先行停业）的办法，企图分化舞女和舞厅资本家与舞厅业职工的团结，达到全面禁舞的目的。此时，有些大舞厅的老板有所动摇，但舞女和职工们一致反对，我们为大家谋求转业的幻想也从此破灭，于是大家横了一条心，提出了＂团结起来，有饭大家吃，反对抽签禁舞＂的口号，并决定召开各方代表会议作出决定，再召开群众大会推选代表，去社会局请愿。
　　三、捣毁社会局
　　事情发生在1948年1月31日下午。当时我们召开第三次舞厅业从业人员大会，群情激昂，一致反对抽签禁舞。会后集队前往社会局请愿，由于当局拒绝接见，当场与军警发生冲突，舞女、职工惨遭殴打，请愿群众目睹此状，义愤填膺，当即冲进社会局机关，横扫一切，先将蒋介石挂像踩在脚下，接着切断电话线，敲碎门窗玻璃，拆毁办公桌椅，撕碎公文纸片，把一个堂堂皇皇的国民党社会局砸得落花流水，遍地狼藉。这就是震动全市的舞潮
　　此时正值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全线崩溃，社会上动荡不安。同济大学的学潮还未停止，又来了一个舞潮，不久又发生了申新九厂的工潮，这三大潮流汇合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风暴，猛烈地冲击着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天我们在新仙林舞厅召开第三次会员大会，其目的是在反对抽签禁舞，只要反动当局撤消原议也就罢了，并无捣毁社会局的念头。所谓抽签禁舞，关系到每一舞厅从业人员和全家的生存问题，谁不关心，当时许多家属都来参加，人群挤满会场，大家议论纷纷，一致认为是一次生死存亡的关头，要吃饭、要活命，只有团结起来共同行动。
　　当时为了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活动，规定每一个舞厅的职工和家属由本单位代表负责集中在一起，不可分散，便于会后出发请愿。同时指派一部分会员秘密书写了很多标语，分发给群众，内容有：＂我们要吃饭喝＂我们要转业＂，＂反对抽签禁舞＂，＂团结起来，有饭大家吃＂等等。事先，为了动员大家踊跃参加大会，对会后结队前去社会局请愿未予宣布，以安人心，并避免反动当局注意。为此，这次大会也没有邀请市妇女会派员参加。
　　会议进行到一定时间，新闻记者们传来消息，说是反动政府有关当局召开了联席会议，一致决定坚持要抽签禁舞，并已作成决议。这个消息在大会上公布后，激怒了广大与会群众，大家迫于生计，遂不顾一切，中断了会议，开始游行示威，并去社会局请愿。事前经过代表们商量，要求各舞厅代表率领本单位的会员作为一个小队，采取化零为整的办法，分别到市社会局广场集中,黄色工会则准备了一些卡车前往：然后由舞女代表孙致敏、孟燕作为谈判代表，站在第一线，洪东萍、王敏等负责保护谈判代表,金美虹负责断后。
　　稍顷，各小队及卡车一齐到场，加上围观的群众，在社会局门前挤得水泄不通，形成浩大的声势，给反动当局来了一个措手不及。但是，国民党官僚政客们热衷于相互攻击，争权夺利，玩弄手腕，勾心斗角，对舞女们的正当要求，认为这些姑娘、娃娃们起不了大浪，不予重视。待到群众激愤，忍无可忍的时刻，社会局局长吴开先还是拒不接见。消息传到广场，在群众中引起巨大骚动，少数舞女与青年职工奋不顾身，冲上台阶支援代表，不料被军警阻挡，双方发生冲突，军警挥棍打人，请愿群众奋起反抗，抢夺军棍。当时有的群众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大呼警察打人，顿时秩序大乱，痛打警察，局内办公人员惊惶万状，纷纷逃离，请愿群众冲进机关内部，如入无人之境，势不可挡。舞女和
　　职工大都是未满20的青年，血气方刚，在盛怒之下，将办公楼上的文具、凳子、抽屉，纷纷由窗口往下抛掷。市警察局闻讯，派来大批军警和飞行堡垒，如临大敌，对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进行残酷镇压。但群众毫不畏惧,形成一场混战，不少军警和飞行堡垒队员也被群众痛打，头破脸肿。最后，反动当局调来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把许多群众边打边拖，架入囚车，送往各警察分局扣押。
　　社会局外围也由军警层层包围，封锁了进出口，大部分群众则被军警赶到广场集中，他们架起水银灯，列队检查,寻找代表人物，凡有殴打军警嫌疑者一律拘捕，当场被捕者达五、六百人，各警察分局关都关不下。
　　舞女们在这场反禁舞斗争中，充分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显示了群众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力量。当时在社会局门口与军警冲突之初，就有所谓＂红衣女郎＂J麻脸舞女＂奋不顾身、赤手空拳与军警扭打，并号召大家＂冲呀！冲呀!＂鼓舞了大家的斗志。有些舞女拦腰抱住军警，给另一些舞女劈头盖脑地痛打，一反平时的娇弱姿态。当听到反动当局开始抓人时，一个舞女不顾个人安危，飞快冲上高楼，大声疾呼「赶快下楼，要抓人啦!＂这样，提醒了大家，奔下楼去。当奔在后面的人被军警抓住，就有人疾步趋前与反动军警争夺战友，直至自己也被痛打拖走，毫无怨言。
　　有一个舞女代表在被捕候审时，暗地里在自己名片后面画了一幅漫画，画着一个反动军警圆瞪双眼，一手挥着警棍，一手拎住一个舞女的头发,并题诗一首:
　　狞面狰目的警察,挥舞着棍棒，狠狠地打。
　　啊！还在狞笑！手无寸铁的舞女,怒睁着双目，满面泪痕。
　　啊！还在流血！
　　通过这场震动全市的舞潮案，反动当局不得不取消禁令，大小舞厅照常营业。但是，舞女联谊会被查封，有关舞潮案的人员交特种刑庭审理。舞女联谊会总干事金美虹和副总干事孙致敏交保释放。她们释放后，曾为仍在狱中的姊妹兄弟聘请了若干知名律师担任辩护，并争取社会声援，后来，在各方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舞潮案从特种刑庭移交地方法院审理，才告结束。不久，蒋介石政府也土崩瓦解，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