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漫谈大唐盛世下扶商政策的演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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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管子》有言，一国之民可大致分为士农工商四个行业，从排序上就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统治者对待它们的态度。
　　自从秦孝公推行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就将农业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在整个战国大地上，奉行重商主义的唯有齐国一家。最终，齐国遭到五国合攻、山河沦丧的结局，而秦国则扫清六合、席卷八方，赢得了这场农商之争。
　　从那以后，儒家的重义轻利重农抑商思想，就逐渐成为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人们将商人视为三百六十行之末流，这一思想甚至直到今天仍未彻底抹除。
　　唐朝之前，除了司马迁《史记》中的《货值列传》，几乎找不到其他任何记录商人事迹的传记典籍。然而这一切，都在大唐盛世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一、唐代扶商思想的起源：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打开了财富之门
　　唐代以前，国家抑制商业发展的办法无外乎两种：一是通过征收严苛的税赋，打击商人经营生意的积极性；二是通过法律法规和舆论导向，对商人的政治权利、社会地位加以限制。
　　商鞅变法的诸多条目中，就有限制客栈、旅馆数目的字眼，一旦有人越过雷池，就会遭到十分严厉的处罚。汉惠帝则直接将仕途封死，下诏规定商人的子女不得入朝做官。
　　但是，不管朝廷使用怎样强力的手段，商人和商业始终是社会运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商人的天职是求财逐利，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对于做生意的热情就永远存在。
　　前有吕不韦囤积太子子楚，跟秦王室做了一笔天大的买卖；后有汉景帝向商人借贷，成功平定七国之乱。
　　绿油油的铜钱，白花花的银子，对食五谷杂粮的俗人来说，永远都具有难以言喻的魅力。只要有钱在手，不用说灯红酒绿、购田置地，就是买官买爵、钱权交易也不在话下。
　　斗转星移，日月新天，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商人的经商手段也愈发成熟，越来越多的富商大贾悄然崛起。虽然社会地位仍居末流，但其手中的巨额财富却是实打实的实力象征，而这一切都是统治阶级不愿意看到的。诚如西汉名士晁错所概括的那样：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
　　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向全国商旅重拳出击，实施了两项铁腕政策：一是盐铁官营，将盈利最丰厚的盐铁项目完全收归国有；二是算缗令，向各行各业实力最强的寡头们额外征税。此举大大充盈了西汉国库，对于之后打击匈奴起到间接的推动作用，但依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商人积聚财富的根基。
　　延至唐初，国策依然遵循重农抑商的基本方针，但是社会生产力大幅跃升、国家经济整体繁荣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老百姓的价值观念不断更新，整个社会对于商人阶级的态度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剧变。人们不再以逐利为耻，反倒对有钱人的生活心生向往、争相效仿。
　　20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有一句名言：金钱是人类发明的最伟大的工具。权力永远不会对穷人开放，但财富之门是自由的。这句话用来形容唐朝社会的面貌，再恰当不过了。受到出身、门阀种种因素的制约，一个平头老百姓可能永远也做不了官，但只要他肯动脑子、愿意吃苦，就能凭借自己的双手发家致富。
　　唐朝人观点的变化，从盛唐文坛墨客骚人的作品中就可见一斑。譬如柳宗元的《宋青传》、姚合的《庄居野行》、韩愈的《韩昌黎集》等，或向朝廷提出发展商业的主张，或记述民间的商业活动，或为国家政策导致商人利益受损鸣不平，林林总总洋洋洒洒，思想之进步远非前朝可比。从中不难看出，唐朝人已经摒弃了对于经商致富的偏见，商人的社会地位也在慢慢提高。
　　二、唐朝扶商的举措：轻徭薄赋、挖河修路、兼容并蓄
　　从贞观二年到天宝十三年，在这一百二十多年内，唐朝几乎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事。得益于稳定的社会环境，整个国家的生产力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士农工商各个行业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面貌。
　　唐玄宗天宝年间，更堪称大唐繁荣的顶峰，海晏河清、民殷国富、经济发达、文化昌盛，被历史学家认定为空前绝后的开元盛世。农业的大踏步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历史长河滚滚向前，商人崛起已成大势所趋，延续几千年的重农抑商国策愈发显得不协调。
　　（一）关税
　　唐初继承隋朝政策，驰山泽之禁除入市之税，海内一视同仁，开放各地关卡，取消了渔、盐、酒、茶等行业的一系列禁令。
　　旺盛的社会生产力使得八方财货源源不断，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仅老百姓的腰包鼓了，国家府库也塞得满满当当，因此关税的税点也就定得很低。这些都是对经商者有百益而无一害的利好消息。
　　（二）交通
　　要致富，先修路，唐朝中央政府非常重视官道和水路的发展，拨款翻修了从秦始皇时期遗留下来的大批国道、运河，在全国范围内建起一张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通典》记载：旁通巴、汉，前指闽、越。控引河洛，兼包淮海。交贸往还，昧旦永日。熙熙攘攘的商旅队伍，每天通过发达便捷的陆路、水路交通，昼夜不息地将货物运输到盛唐的每一个角落。
　　（三）对外政策
　　盛唐时期几乎没有内乱，但强盛的国力却提供了对外扩张的雄厚资本。对于外来的少数民族，唐朝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大量林胡商人和外国客商涌入中原腹地定居。他们无田可耕、无官可做，很自然地将手工业和商业作为自己的谋生手段，为大唐的商品经济注入了新鲜活力。
　　（四）安史之乱
　　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给中原大地带来了一场深重的浩劫。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户籍总量锐减三分之二，整个国家的经济生产遭受毁灭性打击。
　　毋庸置疑，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必然会牵连到商业领域。但从客观角度来说，安史之乱对于唐朝的商业发展，也有其积极的一面。
　　首先，安禄山叛军从北部边陲入侵中原，迫使大量人口向南方迁徙，使得华夏大地的经济重心出现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南移，在南方催生出许多经济性繁华大都市。
　　其次，叛军攻城略地的同时，也打破了循规蹈矩的坊市制度，广大农村地区的草市、夜市蓬勃生长，促进了自由商业的发展。
　　第三，战争使正常的商业活动受到限制，传统的以绢计价不再适用，从而刺激了柜坊和飞钱的广泛普及。柜坊就是银行的前身，而飞钱则是汇票最早的雏形，二者为战后货币经济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士农工商重新洗牌
　　自华夏第一相管仲给社会各阶层划定三六九等开始，商人阶层就一直不受社会大众的待见。不仅朝廷从政策角度百般刁难，就连文人士大夫和普通老百姓，也从内心深处认定贾雄伤农，鄙视商人的重义轻利，反感一切形式的商业活动。
　　这一思想的影响力之深，时至今日仍可见端倪，中国父母无不盼望子女考公务员捧上金饭碗，而个体经商则永远是最后一个选项。其实这种观点大可不必。
　　在经济发达、风气开放的唐朝社会，商人凭借财富的积聚为自己争取社会地位，不断攀升至仅次于仕的第二位，甚至大有进军官场的趋势。像长史张达、侍御史侯思止等，都是唐高宗年间商人从政的代表人物。
　　中晚唐时，商人终于获得了通过参加科举考试入仕的权利。与此同时，朝廷也认识到商业发展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开始注重保护商人的利益，让他们享受到免除杂役、减免杂税的待遇，而这些是普通农民想都不敢想的。
　　随着商贾队伍逐渐壮大，士大夫阶层与商人之间的往来日益密切，看待他们的态度也逐渐有所改观。不少文人甚至开始为商人发声，为其谋求更公正的对待。
　　比如崔融上书反对税关市、刘晏主张新盐法等，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结语：
　　唐朝重商思想的出现，是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广大商人阶级凭借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在为社会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也为自己摘掉了百业末流的帽子，赢得了平等的社会地位。
　　一系列扶商政策的实施，堪称封建社会历史上破天荒的一项创举，大大推动了唐朝商品经济的发展，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参考：
　　1、《管子》
　　2、《通典》
　　3、《史记货值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