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朝时期,儒学未成为社会主导思想的原因是什么?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李朝是越南历史上统治时间比较长的封建王朝,共传九世,前后存在了216年。李朝是越南社会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发展期。在这一时期,越南在国家治理方面仿效中国唐宋,逐渐建立完善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体制。对外则通过武力积极向外扩张。通过对占城、哀牢以及中国宋朝发动战争,使其社会呈现出了"武烈无境,异域咸宾,风烈之盛,近世希匹"的景象。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儒学在李陈朝时期逐渐发展,但却并未被定为一尊,这主要是由这一时期越南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况决定的。 公元1009年,李公蕴建立了李朝,改元顺天。李朝把国都从原先的华闾迁到了大罗城,并把大罗城改名为升龙。从地形上看,华闾地处山岳地带,而大罗城则位于红河三角洲地区的中心地带,牛军凯教授指出:李朝将都城从适于防守的山区迁往经济交通发达的平原地区,是越南自主国家地位巩固的外在表现。 这标志着自李朝开始,越南结束了几十年以来的割据混战局面,同时,走向平原也使李朝摆脱了山地部落农业经济的束缚,拥有了更为丰富的资源,这为统一的封建统治大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李朝时期,国家的经济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重视国内的农业生产,二是通过积极对外扩张获得大量的土地、资源和人口。农业是李朝的国家经济基础,而土地国有制在当时的国内占主导地位。其国有土地大致可以分为:公社土地,即由国王和中央朝廷直接掌管的土地,如籍田、国库田、屯田、山陵田等,分封土地,即由皇亲国戚、功臣和僧侣拥有的土地,如拓刀田、食邑、汤沐邑、寺田等,除此之外,国内还存在有公社。这些国有土地的主要劳动力是公社农民、战俘和奴隶。 李朝的土地所有制与其采取的富国强兵、对外扩张的政策息息相关。陈朝的诸位君主,如:李公蕴、佛玛、日尊、乾德、天祚等都是很有野心的。他们不仅积极发展国内生产,而且通过扩大武装力量积极实行对外扩张,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在李朝存在的两百多年时间里,频繁发动对周边地区的战争。 G·塞岱斯在《印度支那文明史》一书中,对李朝评价如是:"李朝是越南独立初期建立的一个强大的王朝,它的历史被充满军事纷争所占据。"比如李太宗天感圣武五年(1048年)"秋九月,命将军冯智能伐哀牢,克之";李圣宗神武元年(1069年)"春二月,帝自伐占城。拎其主制矩以归,……占城主制矩献地哩、麻令、布政三州。请归国,许之"。李朝前三代国王对南方比较弱小的占婆王国(占城)就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对外战争为李朝使得到了大量的土地和战俘,从而使国家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频繁的战争为李朝带来的源源不断的新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成为李朝能够快速发展,国力迅速增强的重要条件和保障。 统治者要对外扩张,就必须依靠国内的豪绅、大族,同时通过封赏土地的方式奖励功臣。因此在陈朝时期,国家的阶级构成中,中小地主和自耕农所占比例非常低,不可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士族阶层,而儒学建立的阶级基础就是以中小地主和自耕农为主的士阶层。儒家思想中,始终承认土地的私有制,孟子提出的"制民之产"就是要保证自耕农所占有的土地恒定不变,而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则是要限制大土地所有者占有土地的数量。 在儒家文化中,虽然地主庄园经济和小农经济两种模式一直并存,但即使是在土地兼并最为严重的宋代,自耕农仍然占多数。正是由于陈朝时期这样的经济模式,社会阶层的结构使得儒学的发展缺乏强有力的经济和阶级基础。另一方面,陈朝通过对外扩张实现自身的发展,这也是儒学反对的。孟子就曾指出:"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 在这里孟子对强权和战争可谓是深恶痛绝。同时,儒学也反对"以力制人"的霸道,而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就曾如此分析:"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大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而内圆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负鼎而勉汤以王,百里奚饭牛车下而缪公用霸,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 儒学对"道"的坚守,使其在以武力作为主要国家控制手段的时期不可能成为统治者选择的治国思想。另外,在封建专制的国家体制下,统治者本身的思想对国家的主导思想有着直接的影响。李朝继承了自丁、前黎朝以来重视佛教的传统,历代诸王皆推崇佛教,把佛教定为国教,"以奉佛为有国常典"。李朝的第一个皇帝李太祖(李公蕴) 三岁时被僧人李庆文收养,因此自幼便师从六祖寺高僧万行禅师修习佛学。正是由于其出身于佛门,在其夺位时,佛教势力也成为了支持他的主要力量。李太祖建立李朝之后,尊万行为国师,将佛教定为国教,并在国家管理和思想统治方面重用僧侣。他在国内积极推行佛教,在朝贡宋朝时,就京朝请求宋朝赐佛经。《大越史记全书﹒本纪﹒李纪》记载:"明昶自宋还,得大藏经文",又1018年李朝"遣员外郎阮清道、范鹤如宋乞三藏经"。 自李太祖之后,李朝的很多国王都对佛教十分推崇,并潜心钻研。比如:李佛玛,他作为李朝的第二代国王,自幼修习佛法,并创立了越南的禅宗无言通派。第三代国王李日尊,创立了禅宗草堂派,潜心钻研禅宗,其创立的学派一直在越南盛行至15世纪。高宗、慧宗在其在位期间都曾出过家。 由于统治者对佛教的信奉和推动,李朝成为佛教在越南发展最兴盛的时期。仅1031年,安南全国就建造了佛寺和凉亭950余座,1129年,朝廷建8.4万座宝塔。在陈朝统治的两百多年里,全国共建造寺观共一万余处,修建佛塔不计其数,以"度天下人为僧"。黎文休对李朝佛教的盛世描述称:"百姓大半为僧,国内到处皆寺"。僧侣们不仅主导着国家思想文化,同时也是参与国家政治的朝臣。因此,可以说李朝是一个"封建军事和僧侣政治相结合的封建统治的王朝"。 但如果与丁、前黎相比,儒学在李朝时期还是获得了一定的重视和发展。随着此时越南封建化程度的提高和君主专制制度的进一步加强,儒学也开始逐渐被统治者接受和利用。 首先李朝的封建化较之以前有了较大的发展,国家相对安定,政治经济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封建君主专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国家管理方面也就有了新的要求,仅以佛教辅之道教是无法满足统治需要的。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李朝废除了丁朝的十道,把全国划分为二十四路。在行政管理和文化教育等方面仿照中国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对儒学的接受和运用。 如李公蕴在《迁都诏》中提到:"昔商家至盘庚五迁,周室迨成王三徙。岂三代之数君,徇于己私,妄自迁徙,以其图大宅乎?为亿万世子孙之计,上谨天命,下因民志,苟有便辄改。诏书中提到的"上谨天命"下顺民意等的思想都体现了儒学思想对他的影响。天成年间(1028-1034),李太宗曾因为三王作乱而下令在大罗城右伴圣寿寺举行盟誓礼,读誓书于神前,曰:"为子不孝,为臣不忠,神明殛之",之后成为每年必行之礼,以儒家的忠孝观念巩固自己的统治。 李圣宗时期,儒学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1070年,李圣宗在升龙城之右(今河内安太村)建文庙,殿内供有孔子、周公和四配之像和儒家七十二贤的画像。吴士连称,李朝崇祀圣贤,始见于此。这也被视为越南儒学化、孔子偶像化的开始。 李仁宗太宁四年(1075)年,曾举行三教考试,选拔通晓儒、佛、道的人才。1076年李仁宗又在京师设立国子监,并"选文职官员识字者,入国子监"1086年建翰林院,"试天下有文学者,充翰林院官",陈朝黎文休评价李仁宗:"重名臣之选,置进士之科,侍经筵之有其官,开言路之有其诏,求贤纳谏。" 李英宗大定十三年举行殿试,仿照中国唐朝时的制度由皇帝亲自主持考试,选拔人才。"是时科法未定,或有诏举天下之士而亲试之法于殿庭。"时隔三年后,大定十七年(1156年)又"建孔子庙",这说明随着李朝政治经济的发展,统治者开始越来越重视文教,重视儒学在国家统治中的作用。 另外,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在李朝时期,很多参与国家管理的高级僧侣并不仅修佛学,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对儒学也相当熟悉。比如李高宗天资保佑元年(1202年),李高宗在海清行宫,命乐工拟占城曲弹唱,由于其音哀怨婉转,引得左右皆泣之。于是僧副阮常谏曰:"《诗》序云‘乱国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主上巡游无度,政教乖离,下民愁困,至此愈甚,而日闻哀怨之音,无乃乱亡之兆乎?" 阮常是当时的僧侣领袖,在其谏言时引用《诗经》,并以儒学的思想规劝皇帝,可见当时的高级僧侣阶层也认同和借鉴了儒学的思想,并将其运用到了国家治理之中。 总之,在李朝时期,儒学虽然并未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但较之丁、前黎朝,儒学还是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在政治方面,儒学逐渐被统治阶级接受并运用,这为儒学在越南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