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稽古行道到随时立法，为何两宋时期乡役制度迁延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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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在宋朝时期，国家经济发展十分繁荣，政府也通过税收等方式实现了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
　　一般来说，税收是一个国家实现财政收入的最主要的手段。而在基层行政单位，政府也会委派专门的工作人员来负责税收。
　　两宋时期的乡役制度，就是一种专门解释乡村税收的制度。
　　不过在两宋的发展阶段中，乡役制度始终迁延不定。最开始，宋朝推行的乡役制度是为＂稽古行道＂，这是一种乡役制度的口号，代表了国家对乡村税收的重视。
　　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随时立法＂才是真正的社会现实，乡役制度不断变化，也不断适应着新的社会需求。
　　宋朝时期乡役制度的实施有着怎样的变迁过程？其原因具体来说又有几个方面？
　　复杂多变，曲折迁延
　　两宋时期，中央政府对于乡村税收有着前所未有地重视。
　　众所周知，宋朝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顶峰阶段。
　　早在唐朝时期，国家就已经建立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而宋朝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让王朝有了更多的底气。
　　当然，民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朝廷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绝对不能混为一谈的。只有通过税收，朝廷才能把民间收入收归己有。
　　所以，在经济繁荣的时代里，国家必然会对税收引起高度重视。因此在宋朝时期，中央朝廷对于乡村税收体制也有着极大的关注。
　　乡村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单位，乡村也是农业发展的根基。完善乡村税收，在相对稳定的乡役制度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是朝廷的头等大事。
　　从北宋到南宋，大宋王朝经历了复杂的变迁。其乡役制度，也迎来了漫长的变化和发展。
　　宋朝刚刚开始建立时，基层行政单位的社会秩序并不稳固，因此中央朝廷在乡村税收方面必定会委派专业的人员来进行监督。
　　一开始，乡村里正负责这项工作，后来里正又演变为了户长，另外，乡书手也会作为辅助。
　　他们共同负责监督收税，彼此之间也会互相制衡。两种不同的工作岗位的存在，正好也能够保证这项税收工作平稳顺利地进行。
　　从至和二年以后，橡树手逐渐从这项工作当中退了出来。户长则主要负责监督赋税，这就是乡役制度中关于乡村税收征收的最开始的模样。
　　熙宁年间，正副保长诞生了。这两个工作岗位承担的，是之前户长需要承担的职责。而且，他们负责的家庭数量也在减少。一般来说，五户到十户为一个基本单位。
　　在基本单位数量减少的情况下，正副保长也能对每一个家庭进行催收。所以，小而精的发展模式，也更适应经济水平逐渐提升的宋朝社会新的需求。
　　当然，在接下来的发展阶段，负责征收乡村税收的人员还发生过许多次的变化。从最开始的里正，到后来的户长，再到保长，接着又是甲头等职位。
　　而且，负责征收的人员还发生过回流。也就是说，户长后来又重新被任用，成为了乡役制度当中的关键人物。
　　在整个北宋年间，负责征收乡村税收的人员一共发生过八次左右的改变。而且在国内政治秩序极其不稳定的情况下，乡役制度仍旧在不断变化着。
　　由此可见，宋朝朝廷对于乡村税收十分重视。正是因为重视，朝廷才会根据乡村的实际情况发展而不断调整举措，不断调整负责征收的人员。
　　后来宋朝发生靖康之变，宋高宗带着残兵败将仓皇南逃，南宋朝廷也由此建立。
　　虽然北宋和南宋之间因为靖康之变而发生了分裂，但本质上来说，前后两者一脉相承，在血脉上和政治经济制度上都有着传承和延续。
　　所以在南宋期间，乡役制度仍然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以路为单位，许多地方的役制都有所不同，而且还会经常发生变化。
　　举个例子，淮南东西路，这里推行的就是保长负责监督征税的制度。保长是乡村税收的主要负责人，他一方面监督赋税，另一方面负责基层行政。
　　而在两广东西路，这里实行的则是甲头进行催科的制度。甲头与上述的保长职责相似，同样需要对基层地方政府负责。
　　由此可见，在同一个时间段内，各个地方都会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调整乡役制度。有时候，在一个片区，不同的基层单位的乡役制度或许都会有所不同。
　　而在不同的时间段，发展变化就更是繁多了。从宋太祖刚刚建立北宋时期开始，到北宋政治相对稳定的中期发展阶段，再到北宋末期靖康之变发生，南宋王朝成立并发展，整个过程中，乡役制度都在根据社会现实而不断发生改变。
　　所以不管是从横向来看，还是从纵向来看，早期的＂稽古行道＂的说法已经被彻底改变。＂随时立法＂才是真正的社会主流，也才能够真正反映社会问题和社会特征。
　　前后不同阶段持续不断地发展变化中，乡役制度呈现出了与早期的面貌完全不同的状态。而在发展变化过程的背后，宋朝的社会背景当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发展变化，原因浅析
　　宋朝的乡役制度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与以下几个方面都有着深深的联系。
　　首先，宋朝朝廷是以官方的名义允许了这种变化产生的。
　　在发布与税收相关的种种法律条例和政策之时，中央朝廷就已经明确表过态，他们允许各个地方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对政策进行调整。
　　也就是说，中央朝廷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大的自主权利和发挥价值的空间。统治阶级当然知道，自己身处中央，自然不可能有地方政府更加了解地方实际发展情况。
　　正所谓专业的事应当交给专业的人去做，他们也认为，适当下放一部分权利给地方政府，反而能够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因地制宜，对社会政策作出适当的调整，对国家法律条例做出适当的改变，这是朝廷给予地方的特权。
　　所以各个基层政府自然也会在实际执政的过程当中，根据经济发展状况，人口构成比例，职业分布情况以及人口素质等问题，适当地调整乡役制度的实施过程。
　　另外，宋朝的疆域范围相对较大，各个地方不同的经济发展情况也决定了经济政策的不同。
　　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地区的经济水平普遍比北方地区要更高。在发展经济的过程当中，南方地区显然也会更加灵活。
　　所以根据实际情况来看，南方地区与北方地区适用的征税制度以及雇佣制度，都是完全不同的。
　　一个理智的政府，必然会考虑到不同地区的不同社会现实。因此，一套固定不变的模式，不可能套用到每一个地方的身上。
　　充分尊重地方经济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够实现整个国家经济的长期平稳进步。
　　另外，乡役制度的变化，其实也是统治者偷懒的一种表现。
　　众所周知，宋朝的皇帝当中，能够被称为明君的人是极少的。他们大多都安于享乐，其目的只有控制民众和增加收入，以推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发展。
　　至于怎么推动，怎么实现增收，他们则完全没有概念。
　　他们只知道要为了一个固定的目标去发布政策，但是政策在实际实施过程当中应该怎样调整，老百姓与官府之间会产生怎样的矛盾，作为行政人员又该如何化解这些矛盾，统治阶级几乎一无所知。
　　他们不想在这个层面上花费功夫，所以愿意把如此繁杂的事务丢到基层人员的手中。原本该统治阶级操心的问题，在实际实施过程当中就变成了监督乡役的人员操心的问题。
　　统治阶级不愿意放松对于底层政权的管控，但又会想方设法地在执政过程当中偷懒。所以，民间乡役制度的改变，实际上反映了宋朝政治工作开展的弊端。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民间组织的崛起，也导致了乡役制度不断发展变化这一现象。
　　民间组织与中央朝廷之间是根本对立的，但税收属于中央朝廷统一发布的指令，所以民间组织在对抗朝廷的方面，能有所作为的空间是相当有限的。
　　不过即使如此，民间经济组织的崛起还是会对政府产生一定的冲击。有冲击，有碰撞，实际上才会产生发展。
　　因此不管是上层统治阶级的做法，还是民间组织的做法，都最终导致了宋朝乡役制度最终呈现出来的多变的特点。
　　而这，其实恰恰也符合宋朝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实际情况。
　　管理制度，同样演变
　　其实，乡役制度是一个包含范围相对较大的制度。乡村税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但除了税收之外，乡村管理同样举足轻重。
　　两宋时期，负责乡村管理的人员也经过一定的变化。但总的来说，这并没有乡村税收的变化来得频繁。
　　熙宁时期实行的保甲法，或许可以当成一个典型来分析。
　　在此之前，负责乡村管理的人大约具有民兵的性质。但是在保甲法之下，他们同时也会承担起监控乡村发展的职能。所以，他们的职权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熙宁八年，朝廷下诏罢免耆长、壮丁，乡村管理制度也迎来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革。
　　到了南宋时期，或许是吸取了北宋政治失败的教训，中央朝廷对于乡村管理方面的问题则更加重视起来。
　　乡村管理作为乡役制度的重要方面，也在宋朝的实际政治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乡役制度的发展演变，反映的是宋朝的政治经济社会特征，同时也为后来的王朝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结语：
　　乡役制度在每一个朝代都会经历不断地发展，可见宋朝是其中的典范。宋朝的制度变化和发展十分频繁，而且宋朝的社会经济实际情况也会更加复杂。
　　实际上，这是由宋朝的发展背景所决定的。
　　商品经济的繁荣必然会带来社会秩序的冲击，传统的小农经济构建之下的政治制度，显然已经不适用宋朝的新现实。因此，变化和发展，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参考资料：
　　《宋史》
　　《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