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原创一个让中华人口暴涨过亿的人，历史不能忘记！

　　#历史开讲#
　　一个让中华人口暴涨过亿的人，历史不能忘记！
　　一个商人从海外带回一根甘薯藤，拯救了上亿中国人的性命，这可能吗？告诉你：这不是天方夜谭，而是真实的历史。
　　明朝万历年间，福建商人陈振龙下南洋贸易，到吕宋国（今菲律宾）经商期间，发现当地的丘陵、山野间都种着一种叫朱薯的作物，并有机会品尝了煮熟的朱薯，非常甘甜可口。得知这种作物耐干旱贫瘠，易移栽繁殖，生长力强，产量很高，可以替代米粮，陈振龙想到福建家乡＂八山一水一分田＂耕地稀少的窘况，产下的粮食根本满足不了生活需求，乡民常常食不果腹，遇到水旱灾荒更是饥饿困苦，四处逃荒，饿殍遍地，十分悲惨。家乡山地很多，如果把这种作物带回去种植，不就能大大增加口粮，让人们吃饱肚子，摆脱的生活的困苦和灾荒的威胁了吗？他非常用心地向当地的土人请教、学习朱薯的栽培种植方法，打算引种回家乡造福乡民。但当时吕宋是西班牙人的殖民地，朱薯是西班牙人从南美引进的，殖民政府将其视为国宝，严禁带出国境，违反禁令是要被杀头的。陈振龙救济乡民心切，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几次三番想把朱薯带回大陆，但都失败了，个人还为此遭受了惩罚。即使屡遭挫折，陈振龙始终没有放弃引种朱薯的信念，他得知朱薯可以用藤茎繁殖这一诀窍后，经过缜密筹划，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五月，陈振龙冒着很大的风险，花重金私下买了几根朱薯藤蔓，偷偷地编入了泊靠在岸边的中国货船的缆绳中，在外面涂上淤泥，终于混出海关，将朱薯藤带回福建。
　　陈振龙回到老屋，立即按照从吕宋土人那里学到的种植方法，把朱薯藤条种在老屋院子里，他象照看自己孩子般地细心呵护，扦插、培植、浇灌、施肥、翻秧，这根独苗藤蔓终于不负期望，结出了累累的硕果。年过五旬的陈老汉终于长出一口气，露出了欣慰的笑颜，感谢上苍不负有心人！
　　当年福建又一次遭遇大旱，五谷歉收，饥民遍野，嗷嗷待哺。陈振龙试种朱薯成功，马上让儿子陈经纶上报福建巡抚，建议推广种植用于度荒。巡抚金学曾正为赈灾之事心急上火，听到朱薯有＂六益八利＂，非常重视，支持陈振龙父子在更大范围试种，4个月后成熟，启土开掘，朱薯子母相连，大有收获。金学曾立即通令各地如法栽种，大面积种植，闽中上千万百姓饥荒因此得以缓解。自此在不断推广下，福建百姓很快家家户户掌握了朱薯的种植技术，因为其味道甘甜，人们都称其为甘薯。
　　事情还远不止于此，甘薯的引进不仅仅帮助福建一地度过了灾荒，增加了人民的口粮，造福了一方乡民。其后甘薯的好处和作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包括大科学家徐光启等有识之士都非常重视甘薯种植的推广，专门上书朝廷，推动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全国各地引进种植甘薯，大大改善了我国农作物种植和百姓口粮的结构，使之成为我国旧时代度荒救饥的重要食物之一，荒年时＂乡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自从甘薯被广泛种植以后，我国的人口有了非常显著且高速的增长。清初（1655年）我国人口仅0.14亿，到 1741 年急剧增长到1.4 亿，之后依然一路攀升，到清末（1850年）发展到了4.3亿人，这其中甘薯作为＂末世救济粮＂，其对清朝的人口增长和社会繁荣存在着莫大的正相关关系。
　　甘薯虽然＂土生土长＂，但它的起源地并非中国，而是真正的＂舶来品＂。
　　它的原始出身在美洲，大约在5000年前，中美洲和南美洲人驯化了这种作物，当地各民族的克丘亚语称其为＂kumara＂。 自1492年，哥伦布首次航行至美洲大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物种大交换开始。和玉米、马铃薯、木薯、西红柿等农作物一起，甘薯被带到了欧洲。甘薯在欧洲并不怎么受人待见，但随着欧洲殖民者的商船，它又被带到菲律宾、越南等殖民地，继续着向全世界传播的进程。
　　16世纪初，西班牙殖民者为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把甘薯带到菲律宾的马尼拉和摩鹿加岛，让土人广泛种植，以补充粮食的不足，同时也严格限制甘薯向境外传播。直到16世纪末陈振龙冒死把甘薯藤带回大陆，甘薯才在中华大地扎根生发，造福华夏亿万人民。
　　甘薯是如何影响当时的社会历史进程的？
　　首先是带来人口的快速增长。中国古代虽然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但很长一段时间都到不了一亿。即使在经济十分繁荣的北宋时期，总人口也仅为0.47亿；加上辽、西夏等政权，全国人口也才约1.21亿。而且古代的老百姓大多过着衣食匮乏的贫苦生活，一旦遇上战乱或天灾，饿死者往往无计其数，导致人口锐减。而引进的甘薯大大提高了口粮的产量，让百姓解决了温饱难题，更是在灾荒年景给人们提供了救命粮，让更多的人捱过饥荒，延续了生命。在官方统计下，我国人口首次突破一亿，就是发生在引进甘薯后的明代万历年间。
　　咱们还可以从以下官方统计的数据来寻求实证：
　　万历六年（1578年），明首辅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亩、登记户籍、推行一条鞭法时，得到的数据让他＂惊诧莫名＂、＂悲意顿生＂： 洪武二十六年全国人口普查时，福建有81.5万余户、391.6万余口。经过近二百年＂生齿渐繁＂之后，这个省份的在册户民仅仅剩下了51.5万余户、173.8万余口，锐减了接近六成！而其后又二百余年，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福建依旧灾荒不断、濒临破产，但它的在册人口却达到空前的1500余万，增长九倍以上。与此同时，全国的户口也激增七倍左右，达到了惊人的4.9亿。如此巨大的起伏，远远超出了前代治国理民的经验，在这一人口曲线的背后，隐涵着诸多外来农作物的支撑性贡献，其中最重要的应该归功于甘薯。
　　甘薯为什么能发挥出如此重要的社会作用呢？
　　甘薯自身的特性注定它能担当起温饱百姓的责任，成为人类历史上重要的食物之一。它生命力旺盛，产量高，不挑地，耐旱耐贫瘠，而且浑身都是宝，不仅块根生熟可食，就是茎叶也能吃，即使闹蝗灾蝗虫也吃不到地下，灾后仍然能提供一定的口粮产出，这使得在闹饥荒的时候，没有哪种粮食能像甘薯一样担当着救世主的角色，作为不可多得的缓解饥荒的＂救命粮＂，切切实实帮国人度过了不少劫难。不敢想象，如果没有甘薯的贱养代粮之功，中国可能很难成为拥有现在人口规模的泱泱大国。
　　现在，我国依然是全球甘薯产量最大的国家，但值得高兴的是，国家的粮食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功，牢牢地端稳了饭碗，不仅丰衣足食，而且种类繁多，饮食丰富，结构优化，营养均衡，满足了人民不断提升的品质生活的需求，甘薯已经不再具有＂末世救济粮＂的属性，而是成为人们餐桌上调剂口味、保健养生的副食品了。八〇后的人们没有经历过饥荒，也没有过饥饿的感受和记忆，因而对上述甘薯（红薯）的功能和作用难以理喻，不肯认同。但五十岁以上的老人们却有不同的印记，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民间还流传着＂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的口头禅，这是当时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我是河北省沧州地区的农村人，小的时候还在生产队，生计凋敝，分到的粮食不够吃，平常都要掺着蔬菜、野菜填肚子，还很少得饱。夏秋还好，有各种瓜菜可以添食助饱，到了冬天，万物凋零，队上分的粮不足糊口，要精打细算省俭着过日子，就只能靠储存下来的白菜、萝卜、蔓菁等填肚子，而其中能作为主粮的非红薯莫属，时称＂瓜菜代＂。这是因为队里生产的粮食大多交了公粮，支援国家建设，而红薯产量虽然很高，但不易长期贮存，粮站里不收，正好留下来做了社员的口粮。粮食短缺的时候，家家户户一日三餐都是红薯，吃得人反酸水、烧心，就算变着花样吃，也把人吃到腻吃到吐。
　　不夸张地说，那一代人吃红薯都吃伤了，以至于在心底留下阴影 ，日子好过了，能吃饱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有的人再也不愿吃、不想吃一口红薯，提起来就反胃。可在那个年代实在没有别的吃的，只能终日以红薯充饥续命，常年累月，不得不然。特别到了春天，一冬存储消耗殆尽，青黄不接之际，红薯的可贵真就称得上续命膏梁了。很多人的命也确实是靠红薯维持延续下来的，如果没有红薯，我想我们那个地方饿死的人应该不在少数。红薯之重要，对锦衣玉食者无足轻重，对吃商品粮的职工及家属不过是饮食的调剂品，而对广大的基层农民来说，那可是维生续命的口粮，须臾不可或缺的啊！
　　红薯天生就是一种＂饥荒食物＂，越是在灾荒年景或特殊历史时期越能发挥和凸显它的重要作用。它的块茎不仅易储耐食，就是其嫩秧也能入饭，掐一些红薯的嫩脆的秧尖、叶片，洗净拿开水焯一下，或加些蒜汁凉拌，或热油煎炒，即是美蔬，也可拌些玉米打成糊饼、熘成苦类，便是风味美食。而藤蔓则成为喂猪的主要饲料，生长期每次翻秧断落的藤蔓都会带回家作为青饲料给猪投喂，到收获后摊在田里的蔓子慢慢风干，铡碎就成了家猪过冬的主要食物。还有就是把生红薯块切片晒成干，更容易储存和食用，小时候我干过这活儿。刚入冬时地里没农活时，母亲带着我们用＂擦床＂（一种带刃口的专用擦片工具），把红薯块擦切成片，一片片地摆到空闲的大田里晾晒，各家各户都这么做，于是村边的农田里、谷场上就象白花花下了一层雪，很壮观的。这个季候干冷少雨，雪还不到下的时候，空旷的地上正适合晾晒，也不用多管，过四五天去地里把薯片翻个个儿，干得更快些。头下雪之前，红薯片都干得嘎嘎的，拣起来装囗袋运回家，用做一家人过冬的口粮。把红薯片上碾子或用机磨磨成面，用来贴饼子、蒸窝窝头，更常做也最受欢迎的饭食是饸饹，不过为了增加面的韧性得添加些老榆皮面，家家几乎都有饸饹床子，把和好的面剂放进槽里，用杠子用力压下，粗细均匀的饸饹条就从槽底铁皮篦子眼里一束束冒出来，用滚汤煮熟，捞到清水里一过，盛到大碗里浇上菜卤，清凉爽口，大快朵颐。有时图省事，早晚熬粥时直接把干薯片洗净放进去，干湿一锅出，也挺扛饿。这些都是我童年、少年时的真实生活经历，思想起来历历在目，回味如新。
　　陈振龙的功绩和历史意义。
　　陈振龙一介布衣商民，心系国计民生，排除万难，百折不挠，不顾个人安危冒死引进甘薯，不计家族得失将甘薯苗和培植方法公之于众，而且教育家族子孙七代人薪火相传不懈努力，不遗余力推广种植，使甘薯这一重要作物在中国大地上普及开来，挽救了数以十、百万计的哀哀待毙的饥民，养活了数以亿计的生民百姓，泽被苍生，匡世利国，遗惠千秋，功德无量，为后人感戴敬仰。
　　也有人说，陈振龙并不是把甘薯引入中国的第一人，而且林林总总列出了若干条甘薯入华的路径以及先于陈氏的人，这些应该有所依据，未便轻易否定，但这些人和他们引进的甘薯并未造成多大影响，没能发挥甘薯济民解困的功效。陈氏之功业，不仅仅在于其发现并将甘薯带回大陆，纾解了福建一地的灾荒，而是经过数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把甘薯这一似乎专为穷苦百姓度荒解困而生的作物推广普及到了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充分发挥了其社会功能，实现了其拯民匡世的社会价值。有人把陈振龙比作＂古代的袁隆平＂，虽然他不是植物学家，在农作物育种培育上没有什么发明创造，但他把实用功能极强的甘薯拿来推广普及，为百姓增加口粮，解除饥馑之困，打破了我国人口发展的瓶颈，其功绩完全可与袁教授媲美，这种现实的＂拿来主义＂同样功不可没，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
　　陈振龙成就如此功德业绩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文化人思想深处深厚的＂家国天下＂情怀指引下的必然选择，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责任感的驱使，是中华儿女仁爱之心的代表性体现。作为一介布衣，他没有义务去考虑灾民的生计；身为商人，他不缺少钱财，没有必要冒着被杀头的风险去偷渡引种，他完完全全可以超然事外，当自己的富家翁，过悠闲自在的日子。但他心底的良知在不停地躁动，他血脉中流淌的血液是滚烫的，他放不下乡民的疾苦，不能忘却故乡的瘠薄和困苦。他义无反顾的做了，动机纯粹，思想高尚，也许他当时想到的只是为一隅乡民谋福祉，并没有放眼全国展望未来的宏图远志，根本想象不到他带回的一茎小小的藤蔓会在塑造伟大帝国的过程中充当至关重要的角色，他的一个单纯的善行会引爆中华帝国人口的大爆发，无意中完成了＂现世神农＂的伟业。同样的机会也给到了那些早于陈氏认识甘薯的人，只是这些人公义心不足，责任感匮乏，心中没有装着家国百姓，耳充目盈而不舒一指，不发一策，不行一事，最终只能沦流为一介过客，徒将成名功业的机会遗赂陈氏而已，莫怪天不假其时运，全怪其无眼无心无担当耳！
　　还有些人从道德的层面对陈振龙引进薯种一事漫加诋毁，说什么＂偷就是偷，还口舌招摇＂，将其无见识的浅陋暴露无遗。这里先讲一个古希腊的神话故事，上古时地上没有火，人们只能茹毛饮血，吃生食，忍寒冷，在黑暗中过日子。天神普罗米修斯不忍心看着人们受苦，就冒着生命危险从太阳神那里去偷来一个火种，带给人间温暖和光明。这一举动惹怒了众神之王宙斯，把普罗米修斯钉到高加索山一个陡峭的悬崖上，让他忍受饥饿、风吹和日晒之苦，还让一只嗜血神鹰每天去啄食他的肝脏，但普罗米修斯毫不屈服，对自己造福人类的作为无怨无悔，因而成为人们感恩膜拜的圣者。陈振龙引进甘薯，没有考虑过一己私利，完全出于公义，心怀民生之忧，亟解家国之急，意在拯饥救苦，利国惠民，只是碍于当时殖民政府的严禁，正常引种无望实现，不得已出此下策，虽则曰＂偷＂，形式近似而已，其意旨与普罗米修斯盗火造福人间根脉相通，异曲同工，品德高尚，可佩可敬，值得我辈崇敬膜拜。
　　先贤贻德惠民，我辈传道励志。中国，这个泱泱五千年绵延筚缕的华夏族群，总有那些为这个国家和人民前赴后继殚精竭虑无私奉献的人，以自己的英雄壮举推动着种族文明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成为那个时代的值得膜拜的圣人。
　　【谢谢关注 精彩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