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美学社会背景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上承唐下启元，其30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后期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宋朝(960—1279年)是中国古代自唐代之后的一个重要的汉族政权，这一朝代的社会文化有许多独特之处： 一方面是民族危机深重，另一方面经济文化高度繁荣；一方面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又是学术、思想的相对自由；一方面是性命道德的执着追求，另一方面却是感官享受的全面宣泄。
　　这种社会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理论思维的成熟。在文化哲学和理论思维上，如果说先秦是中华人文的奠基和发端，魏晋南北朝是中华人文的自觉，那么，宋代则是中华传统人文的全面成熟和近世人文的兴起。这个特征同样体现在宋代美学领域，它的理论的思辨性、学派的多样性、学者的群体性，都有其他时代难以企及之处。
　　【社会背景】
　　中国历史的演变情形几乎形成了一种规律，即后代否定前代，这一规律在内涵的必然性上并不具备合理性。在表面上似乎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但在实质上则是以前代作为否定的对象。这便形成了一个成例，或者说是一个习惯。否定前代是为着确定自身，在借故否定前代中以建立自身的地位和存在，这是一种历史的确证方式。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是对历史事实残酷的经验总结和描述。
　　历史首先是由成功者所撰写的。隋有抨击六朝之论，唐有否定隋代之说，魏征建言便应运而生。历史不断出现圆圈，初宋即有两部同名著作《唐鉴》以唐为鉴。石介的《唐鉴》说：＂唐十八帝，惟武德、贞观、开元、元和百数十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乱之于前，奸臣坏之于中，宦官覆之于后。颠侧崎危，绵绵延延，乍倾乍安，若续若绝，仅能至于三百年，何足言之!＂范祖禹的《唐鉴》说：＂唐有天下几三百年，由汉以来，享国最为长久。然三纲不立，无父子君臣之义，见利而动，不顾其亲，是以上无教化，下无廉耻。＂他们议论的共同点是唐代破坏了社会所赖以存在的纲常，毁坏了正常的封建秩序，这是引以为＂鉴＂的根本教训。于是，宋代便着手建立自己的秩序。
　　赵匡胤以＂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殿前都点检＂的身份，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从后周孤儿寡母手中夺得了帝位。《续资治通鉴》对他称帝前后的表演做了颇有戏剧味的描述，一名军阀、野心家的权术、机诈、虚伪等等，昭现于字里行间他以这样一种特殊方式攫取了皇位，自然会警惕他人也以同样的方式对付他。于是，便在黄袍加身的闹剧后上演了新一出闹剧：杯酒释兵权。《续资治通鉴》卷二记道：
　　时石守信、王审琦，皆帝故人，各典禁卫。(赵)普数言于帝，请授以他职，帝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忧？＂普曰：＂臣亦不忧其叛也。然熟观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万一军伍作孽，彼亦不得自由耳。＂帝悟于是召守信等饮，酒酣，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力，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高枕卧也。＂守信等请其故，帝曰：＂是不难知，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下已定，谁敢复有异心!＂帝曰：＂卿等固然，设麾下有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顿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
　　帝曰：＂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之业；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拜谢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疾请罢，帝从之，赏赍甚厚。庚午，以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皆罢军职。独守信兼侍卫(都)指挥使如故，其实兵权不在也。
　　真正是一段淋漓尽致的文字，其目的、意图、做法、过程，全都彰显无遗。赵匡胤削兵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吸取唐季以来的教训。《续资治通鉴》卷二记载了他与赵普的对话：
　　【一日，召赵普问曰：＂自唐季以来数十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计长久，其道何如？普曰：＂陛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这是宋初重大的政策调整，出现了一个跟前代完全不同的政治格局。
　　赵匡胤有着根深蒂固的武人自知心态，继削兵权之后，大力起用文臣。《续资治通鉴长编》曾记有赵匡胤的话：＂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在他看来，一百个文人的贪浊也不及一个武臣，这是他极其顽固的抑武扬文的心理动因。于是，文人政治便在宋代出现了。
　　事实上，在实行这一政策的过程中，作为文臣的赵普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文人政治的出现极有助于改变中唐以来尾大不掉的局面，造成中央集权，但它是一柄双刃剑，有利亦有弊。弊在武力削减，积贫积弱，宋初的政治格局调整，一方面的后果是在边关连连吃败仗输款纳币；一方面＂置歌儿舞女＂，则是滋生了享乐主义风气。前者孕育了爱国主义热情，这是宋代爱国主义精神空前高涨的社会历史原因；后者则是出现了历史少有的奢靡之风。
　　前述的辅佐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几员开国名将在解除军权后，一下子学会了聚财和歌舞声伎的本领。其中石守信＂专务聚敛，积财巨万＂，高怀德＂善音律，自为新声，度曲极精妙＂，表现出了极大的长进。纵情声色，以相愉乐，软化了社会空气，艳化了精神环境，这是全社会的普遍现象。它刺激了人们的享受意识，于是出现了富贵宰相晏殊、风流尚书宋祁。这是形成宋代淫乐风习的社会环境。
　　宋人在享乐中表现出颇为高雅的文化意识。宋代士大夫所神往追求和在现实中所实际进行的是红袖添香、歌伎伴唱的生活，构合并透视出宋人所特有的文化格调和品位。这是贯串并弥漫于整个宋代的艳乐意识，形成为种文化行为和审美行为。为什么宋代会出现那么多的艳词，其原因就在于此。这是审美的文化根源和社会根源，＂置歌儿舞女＂成为宋代的基本国策和社会提倡，极大地诱导和促发了奢靡之风。
　　宋人毕竟是有文化的，他们纵情声色，较少粗俗。他们玩要玩得有品位，玩得高雅，而不是简单的玩得心跳。即使说富贵，说金玉锦绣，也说得有文化、有风雅，绝不低俗，这在宋代美学史上极具意义，它由点及面地体现了宋人文化型的基本特征。可以看出，宋人享乐中有文化，而文化中又内蕴着审美的因子，这是宋代所独具的文化审美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