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帝制，对女性统治之合法性有何影响呢

　　在漫长的帝制时代，父权父系体制的长期稳定存在和占据主导地位，使得以儒家传统为主导的主流文化和官方意识形态强烈坚持应该将女性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然而，与此相反的政治现实却是两千年帝制历史中女性统治的不绝如缕。
　　女主作为最高阶层家庭中重要的女性成员，一直与整个帝国的政治体系、政治格局和政治运行有着无法割舍的紧密关联。不仅最高政治权力的分配和交接通常与她们有着直接的关系，她们甚至还曾在实际上获得了在特殊情况之下代替君主统治整个帝国的政治权力，从而在男性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政治领域中留下了女性的印记。
　　在儒家传统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帝制中国，从理论上而言，女性被普遍认为应该将主要的职责和活动区域限制在家庭的内部，而不是跨越这一界限并对外在的事务进行干预。
　　然而，两性之间建立在＂阴阳＂观念基础上的互融互生与不可分割的关系，则使得这一规定在事实上总是难以实现，两性分工与职责上的＂内外＂界限，只不过是一种理想中的形态而已。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儒家性别体系所内在具有的那种＂活泼的弹性＂与＂灵活性＂才得到了最为充分地体现。
　　与此同时，与这种＂活泼的弹性＂和＂灵活性＂相伴随的则是，这一文化体系在理论与意识形态上对于两性之间应该保持一个严格的等级秩序的一再坚持，以及对于应该将女性的活动区域严格限制在家庭内部的普遍信念的逐渐强化。只有在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弥合、抵消之中，男性在父系父权制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和＂官方权力＂才能够得以持续地保持和维护，而不至于受到女性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支配的权力＂的影响和冲淡。
　　毫无疑问，女主与帝国最高的权力主体一一皇帝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由此而在政治体系中所处的独特地位，将使得她们跨越＂内＂的界限、参与外在政治事务的实际作为，更加易于受到普遍的关注和极度的重视。在主流文化传统和官方意识形态看来，她们的上述作为，不仅将有可能使整个帝国的政治体系发生一些微妙而重要的变化，父系父权制下由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家庭秩序和文化传统，也将有可能由此而受到直接的影响。
　　因此，这一文化传统和主流意识形态更加强调对她们的职责、权限和活动区域进行严格的限制，从而尽可能将她们排除在政治这一被广泛认为是＂男性专利＂的领域之外。在这一节的内容中，将通过对于帝制时代限制女主参与政治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分析，来说明这一因素将如何在客观上对其参与政治的合法性造成制约，并由此形成一种将女性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的＂排挤机制＂的。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入手对女主参与政治进行约束和限制，主要是由历代的知识精英通过对这一群体的生活方式、道德水准以及历史功过进行记载和评判来完成的。
　　在大一统帝国尚未形成之前，对这一特殊女性群体的关注就已经进入了当时知识界的视野，通过对她们的生活方式和道德水准进行记录和整理，知识精英阶层在其中不断贯彻着对这一特殊女性群体的角色定位和道德期盼。道德主义的立场成为了对她们进行评价的主要因素和内在特征。早期知识界对于这一特殊女性群体的生活和作为进行记载的目的，并不在于对她们的实际地位与生存意义进行彰显，而是在其中贯穿了强烈的道德评价与人格塑造的色彩。通过强调她们对于男性君主积极的劝诫和辅助作用，＂道德训诫者渐渐成为女性形象的主导。
　　在帝国所奉行的儒家伦理价值之中，立足于家庭内部的＂孝＂的原则，由于易于推导出对君主的＂忠＂而成为了最受推崇的伦理原则，并由此而＂变为传统国家的一项政治原理＂和＂对履行官僚体制最重要的等级义务—无条件的纪律—的考验和保证＂。正如杜维明所言＂在儒家的传统中，权力并不显得很突出。相反，儒家的教义是通过道德说服—通过示范性的言传身教—而得以传递的。＂因此，对于承担着＂教化典范＂之职责与身份的统治者而言，＂孝＂之原则的顺利推行，以及在此基础上推广成为整个帝国的伦理价值，必须首先通过统治者自身的身体践行才能够具有真正的统摄和表率力量。
　　正是从这一意义出发，对于这一伦理原则的持守与践行也构成了帝国统治者自身的道德诉求与价值取向。而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帝国伦理价值，则在客观上要求统治者自身对于自己的＂母亲＂—皇太后的地位和作用的推崇与尊重，即便对于一个成年的皇帝来说，也是如此。因此，虽然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对于女性参与政治持有强烈的反对态度，但皇太后对于政治发表意见以及直接的参与，也由此而获得了文化和道义上的合法性资源。
　　如张星久所言＂在传统的孝道思想支配下，身为人子的君主在父亲死后尊重和秉承母后的意志，身为臣子的官员尊重母后对国事同时也是‘家事’的发言权，于情于理也可以说得过去，从而为母权提供了道义上的合法性，为母后干政打开了一个缺口。＂而在幼子即位、不具备进行统治的实际能力这种情况之下，以母后的身份来代替儿子实现对整个帝国的统治。
　　作为比普通阶层的女性更接近权力中心的特殊女性群体，女主与帝国最高的政治权力主体—皇帝之间的紧密关系，以及她们由此而在帝国的政治体系中所处的独特地位，使得她们跨越＂内＂的界限、参与政治事务的具体作为，往往被看作是有可能对整个帝国的政治秩序、文化传统、性别格局造成颠覆性的影响，因而不得不接受更为严格的限制和挑战。
　　＂女祸论＂的产生与盛行，就是深受＂女性不得参与政治＂观念影响的历代学者和君主，在主流传统与意识形态领域内共同建立的一个试图将女性排挤在政治领域之外的＂排挤机制＂所催生的文化产物和历史作品。
　　在这一文化产物和历史作品的影响之下，女主们获得权力、参与外部政治事务的种种作为，将不得不承受着更为严格的审查与质疑，并由此而成为了她们难以摆脱的心理枷锁与精神痛苦。然而，大一统的帝制时代对于＂君主一元统治＂理念的不断强调和君主一人之＂家天下＂的政治形态的普遍接受，以及围绕着这一制度本身所产生的一系列政治安排，也在客观上赋予了女主参与被认为是属于＂男性专利＂之政治事务的外在机缘。
　　尤其是后宫制度作为皇帝制度的补充所具有的地位、女主在整个帝国中的地位设计本身、皇位继承制度的内在缺陷、帝制中国的＂文化性＂取向所引发的对于以＂孝＂为核心的伦理秩序的推崇，以及官僚集团作为君主实现政治统治的工具而对这一体制的认同和提供的政治支持，这几种因素彼此交织，共同成为了她们之所以能够获得统治合法性的文化资源与制度保障。
　　在这一制度的保障之下，她们不仅能够在帝国的重大政治事务与政治决策中拥有某种意义上的发言权，而且还拥有了在特定的情况之下代替皇帝行使最高统治职责、甚至废立皇帝的合法权力，并由此获得了整个帝国对于她们的统治合法性的承认。换而言之，在一个＂女祸论＂普遍盛行的主流文化传统之内，她们得以以一位女性的身份而在整个帝制的历史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与此同时还需注意到的是，虽然有潜在的文化资源与制度基础，但女主统治之合法性的获得和保持，也绝不可能一帆风顺。恰恰相反，帝国政治体制的安排本身也蕴含了对她们的政治权力和统治合法性造成反对的内在因素，而这些反对因素，同样也体现于以上几种资源各自内部的弹性空间以及官僚集团对于自己的文化角色认同与政治地位判定之中。
　　在这种对女主统治形式的＂接受＂与＂制约＂＂认定＂与＂限制＂的不同因素的共存之中，女主统治的合法性与男性君主所拥有的那种＂天然的＂统治合法性，有了极大的不同。那么，在女主以皇帝的妻子—＂皇后＂、皇帝的母亲—＂皇太后＂，以及一个独立于男性之外的＂女皇帝＂的角色来在事实上统治整个帝国的时候，她们所拥有的不同身份和地位，将为她们的政治权力的获得带来不一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