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体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企业不得不谋求创新

　　民营企业
　　在相关学者的考证当中，最初＂民营经济＂一词由王春圃提出，其概念本身作为和国营经济相对的一种概念形式存在。
　　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民营企业迎来了巨大的发展前景以及来自社会各界巨大助推力。
　　得益于此，国家生产力与综合国力实现了提质增幅，时至今日，民营企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过程当中已经作为中坚力量发挥出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在民营企业的内涵界定方面，学术界分别有黄文夫、何金泉的定义、经营特征与资产经营方式共同界定的概念以及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所提出的四种不同的界定方式。不同的界定方式彼此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特定的定义当中不乏存在相互交叉的范围。
　　基于本研究的实际情况，通过经营权的界定方式来对民营企业进行定义。因此在本研究当中，所涉及到的民营经济范围为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并不包含国有、外资、港澳台独资或者是控股的企业在内。
　　就我国现在的全部企业的性质而言，民营企业占据了相当大程度的比例。民营企业的名称由来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于私有制和传统共产主义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性；
　　二是基于民营企业本身的性质来命名的，也就是企业的资本以及投资的主体资源来源于民间资产。
　　＂民营＂是具有强烈中国特色的词汇，其本身在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分别具有不同的定义形式。
　　在广义上的民营企业，主要是指国有独资企业之外的所有类型的企业。然而从狭义角度上说，＂民营企业＂只局限于＂私营企业＂这一颇具歧视色彩的概念当中，即是指全部的私营企业以及联营企业当中以私营企业作为主体的企业。
　　为了避免歧视往往用＂民营企业＂泛使用以指私营企业，很多时候研究人员往往会将＂民营＂等同于＂私营＂含义。
　　但是在本次研究之中，对于＂民营企业＂所界定的范畴主要局限于个人独资、合伙制企业和有限责任以及股份有限公司。
　　并且，在＂民营企业＂范畴当中，还包含了部分经营权和控制权不属于国有或外商的相关类型的公司。
　　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时间里，我国民营企业的类型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但大体上可归结为三种主要的形式：家族式企业、合伙企业以及买断国营或者是集体企业之后进行转型的企业。
　　这三种形式所具备的一致性在于所有权的相对局限分布性，也就是仅有个别或者是小群体掌握着对于企业的所有权，但是对于企业本身来说，其所拥有的股份在经历着逐渐分散化、社会化的过程，这也是民营企业所需要经历的必然客观历程。
　　总的来说，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其本身所具有的优点是显著的、易于观察到的，主要表现为市场化程度高，经营形式及行为上的灵活性、承受了相对较轻的社会负担等。
　　但是民营企业由于自身的客观属性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在发展当中所表现出的不足较为明显，可以归结为制度和市场两个层面的原因。
　　制度层面的原因可总结为七个方面。一是在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条款上，对民营企业支持的明显弱于国有企业；
　　二是民营企业往往在法律上面拥有更为严重的安全隐患，比如煤矿业的结构调整便使得部分民营煤矿业主的相关权利被牺牲；
　　三是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汇率变动对于民营企业具有较大的波动影响；
　　四是随着劳动保护、环境保护等方面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的完善，民营企业为了符合相关标准，在生产经营成本上出现明显的提升；
　　五是民营企业受到行政垄断方面的压力，导致生存发展空间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制约，不能够充分发挥民营企业的优势；
　　六是民营企业的税务负担仍然较为沉重；
　　七是民营企业正常经营过程中，不同地区的企业会受到不同程度上的政府行政部门的调控和干预。
　　市场层面的原因可总结为六个方面。一是来自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市场的外需明显削减；
　　二是由于国内民营企业在生产销售环节逐渐体现出相比欧美同类型企业更突出的优势，从而招致的以反倾销措施为主的国际贸易摩擦；
　　三是部分领域中的企业在成本上升同时，由于竞争压力的增加从而导致的产能过剩；
　　四是企业乃至经济环境的整体下行，从而诱发的民营企业资金链紧张或者断裂的危机；
　　五是中西部地区较多体现出商业包容性不够的现象，往往因地方保护主义而挫伤外地民营企业积极性；
　　六是较多的民营企业在目前市场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主动追求转型升级，但由于发展滞后的金融市场与资金瓶颈的存在导致转型升级过程当中遭受到较为明显的阻滞功效。
　　针对鼓励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动，我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便出台众多相关政策予以扶持。在扶持之下，更多的企业开始定位创新性主体，并且发挥出许多应有的功效。
　　在资金投入方面，从二〇〇五年到二〇一二年，企业研发费用从68.3%上涨到了76.2%；而与之相对应的产出方面成果依然相当明显，在二〇一二年中国有效专利报告中指出，我国企业拥有的有效专利占总量的60.4%，为181.2万个。
　　然而数量的增长依然没有解除外界对于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质疑，原因主要在于相关的国外的权威评判标准中，中国仅有3家企业PCT申请全球百强企业，而在二〇一二年＂全球创新力公司100强＂（汤森-路透集团）中，中国企业一家都没有。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企业虽然在创新成果方面取得了数量上的显著进步，但是缺乏有足够影响力以及高技术含量的成果产品。
　　简单来说就是量变还未引起质的飞跃，国内企业在创新水平方面仍然存在者较为明显的不足由于市场制度不完善所导致的企业面临的风险与困难增加，大部分企业对于创新活动乃至于转型升级并不积极。
　　对于单个企业来说，由于市场制度存在监管薄弱、壁垒林立等问题，企业所承担的风险往往是巨大的。但是在整体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企业又不得不谋求创新。
　　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其发展战略多是建立在企业家自身对于外界环境的敏感程度之上，甚至很多时候民营企业对于发展机遇、道路的抉择会受到企业家个人的主观意志决定。
　　这种情况下，一个企业对于外界环境的反应，往往取决于企业家对于外界信息获取、读取、理解、反应的程度。
　　因此对于企业家来说，具备丰富的政治资本，可以帮助民营企业更全面、准确获取资源和信息，辅助企业家准确制定出有效的应对战略。
　　因此，在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对于企业家自身的变革能力水平以及所掌握的政治资本要求很高。
　　综上，当今依靠自主创新能力对于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推动能力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核心。
　　民营企业需要在宏观层面获得更多的关注，并成为经济转型的创新型主体之一。民营企业匮乏的创新能力直接导致了其转型升级的困难与阻碍。
　　民营企业在创新方面的投入不足往往直接导致创新能力停滞不前，表现出来的特征主要在于企业由于内部资源匮乏所导致的自我束缚，并因此陷入＂内部资源不足→创新不足→应对风险能力薄弱＂的恶性循环。
　　此种情况下，需要企业家对于企业的整体战略发展状况进行＂解绑＂，释放企业在复杂外界环境当中的竞争力。
　　企业家需要通过自身所掌控的资源以及前瞻性的眼光为企业的创新性发展提供指引作用并一定程度上消除或缓解外界环境不稳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当风险降低之后，企业方能够具备更高的意愿参与创新为导向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