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诗人的书写，为何会如此多人喜爱，它究竟有何魅力？

　　贞元时期有二十一年之久，从诗歌发展的脉络来看，它是代宗大历与宪宗元和年间一段举足轻重的过渡期。然而，贞元时期的文学在研究中多被目为大历余响和元和先声，历来在学界缺乏重视，这个倾向古已有之。
　　如明人王世贞论唐诗有语：贞元而后，方足覆瓿认为贞元及其下的唐诗无足可取。然而贞元这个时期的存在不仅有历史意义，它自身所具有的过渡性，就是它最大的文学意义。
　　这个价值被叶燮予以肯定：吾尝上下百代，至唐贞元、元和之间，窃以为古今诗运、文运，至此时为一大关键也，虽依旧不可避免地将贞元、元和并提，但实质上已表明他开始留意此期诗歌的重要性。
　　唐德宗共使用了三个年号，以兴元为界，建中与贞元两相对比，呈现出了一种离乱与和平、贫穷与富足的不同。唐德宗初总万机，励精治道。思政若渴，视民如伤，对于藩镇绝不姑息纵容，结果藩镇勾结对抗朝廷，导致泾原兵变，德宗仓惶出奔奉天。
　　兴元元年，德宗只得颁布罪己诏与藩镇妥协，却又因李怀光、朱泚作乱而出奔梁州，这就在安史之乱后又一次把唐朝推向了生死边缘。一连串惊变逼迫德宗收回了即位时的激进政策，转而与藩镇维持一种微妙的和平局面，这使得贞元时期的政局相对稳定，为恢复经济奠定了基础，贞元三年以后，仍岁丰稔，人始复生人之乐。
　　这样的境况，促使诗人们走出大历时期感伤迷惘的风潮，转而把目光投向社会现实，展幵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总结兴衰规律，希冀有所作为。这就让他们不免将唐玄宗与安史之乱纳入书写范围，在此期的明皇情结书写中，带着鲜明的审视、务实的理性色彩。
　　此外，德宗一朝的文学环境较大历时也有一番变化。德宗皇帝喜好文学，甚好举办宫宴，遍邀群臣吟诗作赋，这种文学领域的变化与上述朝堂形势是密切关合的。
　　诗人们在宽松的文化氛围中，取径不同，志趣各异，形成了不同的风貌。顾况、李益是大历诗坛向元和诗坛过渡的典型人物；权德舆、武元衡是以德宗为首的台阁文人的代表；元和之际新乐府运动的先驱人物张籍、王建，在贞元时也已开始了他们乐府诗的创作，崭露头角。
　　顾况的盛世追忆
　　顾况，字逋翁，号华阳山人，苏州海盐人。至德二载进士及第，尔后漫游江南。大历六年至九年，在永嘉做官，与李泌、柳浑交往密切。建中元年至贞元初，他一直在韩榥幕中为僚，贞元三年韩裸卒，他回家归隐几月后，被人朝辅政的李泌征为秘书郎，顾况在京城诗名尤著，但仕途却并不顺遂，及至贞元五年李泌死后，他即被外贬饶州。
　　贞元十年他弃官而去，入茅山隐居修道，以高寿卒。顾况一生经历了玄、肃、代、德、顺、宪六朝，在出仕与退隐之间历经了多次朝堂风波。将他归入贞元诗人群体，主要是着眼于他的诗作既有大历诗人普遍的怀旧感伤色彩，同时又启开了元和诗人新乐府运动的创作浪潮。
　　他沐浴过开元天宝的融融春意，在安史之乱中为官江南，经历了刘展之乱、袁晁起义，感受了隆冬般的萧瑟肃杀。玄宗逝世后，先朝就成为诗人一个回不去的美梦，所以他在诗歌中尽情书写太平年、英明主，将盛唐的繁华定格在文字之中。
　　盛景再现与消逝悲歌
　　历史不会为了某一个人停驻。八月初五曾是明皇的千秋节，一个举国欢腾的节日，而明皇逝世后，这一天不再被贴上神圣的标签，一年年平常地度过，逐渐被遗忘，关于千秋节的记忆只保留在一些诗人的作品中。顾况的《八月五日歌》为贞元初顾况在长安时作。
　　甫一开篇，诗人就回顾了千秋节的确立过程，对它表现出了真诚热烈的赞美。他赞美昭成太后诞育的玄宗是圣人降世，将玄宗生辰与释迦牟尼的生日相提并论，这是将玄宗捧成偶像之举！紧接着顾况用大量笔墨铺陈渲染这一天的盛况。丹青庙即凌烟阁，悬挂太宗以来的功臣丹青，花萼楼在兴庆宫西南角，取《诗经》中棠棣之义，喻兄弟友爱。
　　顾况如此着笔，当是言玄宗择选良相，亲爱手足，乃明君典范。玄宗千秋节时在花萼楼设宴，宴会上沉香袅袅，仙乐飘飘，天下奇珍尽集，流淌着节日的欢乐。海内无事，士庶同庆，从君至民的欢欣，为太平盛世增加了极乐的气氛。
　　此后骤然一转，诗人从记忆中抽离，回到了冰冷的现实：玄宗离开人世，千秋节不再欢腾，惟余泰陵松柏萧萧，悲翁企盼承平再现。从鲜花着锦的繁华回落至凄凉的现实，最后落脚的悲凉大抵是中唐诗人追述千秋节时共同的情感归宿。
　　德宗朝的开元遗民已经日渐凋零，但对于亲历者来说，开元朝的光辉在他们的记忆中是永不磨灭的。顾况正是如此，他将自己定位成一个悲翁，一个亲见盛世破碎的悲情老人，他牢记着与明皇相关的事物，对明皇的回忆中浸满了盛世如梦的怀恋和人生如寄的辛酸。
　　同时，经过一代代诗人的咏唱，诸如千秋节、萼楼等书写符号，它们打上了专属于明皇的印记，逐渐沉淀成了唐人的集体潜意识，在诗歌世界中被不断翻新呈现。
　　旧曲故地与悲翁咏叹
　　音乐是感发情志的一种工具，它可以跨越时空的阻隔，将听众拉回到曾经的故事中。盛唐时代的歌舞充满了蓬勃的朝气与包容的气度，极富感染力，《霓裳羽衣曲》、《赤白桃李花》、《伊州》、《凉州》等都是当时的流行音乐，‘‘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气这些曲调也是开元天宝时国家太平的见证。
　　中唐以后，这些乐曲中逐渐沉淀了情感因素，一经乐工弹奏便可以唤醒听者的盛唐记忆。顾况的《听刘安唱歌》便是如此。此诗是顾况弃官归隐茅山后所作，在他晚年所写的诗中，反复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悲翁、野人的形象，华发满头，满心旧事不可共人说。
　　歌者刘安现已没有史料可考，不过我们可以推断，他也应是一个天宝年间的乐人，这才能把旧曲唱得如此凄婉动人。在这样的歌声中，诗人更悲恸于玄宗的崩逝，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太平年的消逝。
　　玄宗酷爱音乐，礼待艺人，太平天子在梨园留下了多少故事而今法曲依旧，物是人非，这种情境所造成的心理冲击是天宝遗民共同的凄怆感受。
　　与此相似的还有亲临故地的体验，顾况贞元年间在长安为官时，曾在当年繁盛一时的昭应留宿，这使他情不自禁联想到了先朝与玄宗汉武帝时，方士言太乙为天神中最尊贵者，武帝遂建太乙祠坛，国有大事，必亲自祷告以求庇佑，又常祭太乙，招仙人，以求升天。此处写武帝，应为诗人以汉喻唐，汉武帝的所作所为与唐玄宗崇道之举何其相似。
　　据《唐会要》载：华清宫，天宝元年十月，造长生殿，名为集灵台，以祀神，长生殿也是玄宗大搞偶像崇拜、崇道求仙之所，寄托着他长生的愿望。顾况此处将二人并举，讽喻之意倒并不见得，诗中更多的是一种古往今来永恒不可期的悠悠古意。
　　而今武帝早已作古，玄宗也龙驭归天，只剩静谧的长生殿和满山翠色相依，它的结局在承平时代又有谁能预料到？末句以一寒字作结，也是诗人由心底生发的一种时代感触。
　　讽喻与新乐府先声
　　顾况的诗中并非只寄托着老来悲愁怀旧的情绪，虽然他在玄宗朝并未在长安做官，但是对天宝年间由来已久的弊政还是有所认识的。他笔下不仅再现了盛世画卷，也有自己对明皇旧事的思考。
　　更可贵的是，他在古体诗方面的许多有益尝试，代表作主要是他的《露青竹杖歌》。《露青竹杖歌》记叙的是天宝年间鲜于仲通、章仇兼琼在川蜀时使人釆露青竹为鞭来做贡品，以换取天子恩宠之事，因诗中有江海贱臣之语，故应为其早年在江南所作。
　　全诗内容可分为三层：从开篇至禄山人关关破年为第一层，以蜀地节度使采露青竹、玄宗钟爱飞龙骏马为线索，主要是叙写玄宗一朝自上而下醉心声色犬马、奢侈成风的风气，其中章仇兼琼持上天，上天雨露何其偏，就是对此期权臣迎合玄宗喜好，因而更得宠爱的史实写照。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玄宗享乐以及臣下一味的迎合拍马，在诗人看来是安史之乱爆发的直接原因。其后至七盘九哲横剑门为第二层，讲述安禄山破关后，青竹鞭流落民间，不再被贵族把玩，充作百姓家用。
　　这一层中往年策马降至尊，七盘九哲横剑门颇具讽刺之意，昔年蜀道上马匹奔忙，为的是给玄宗进献奇珍；而今玄宗避难入蜀，经过盘旋险峻的剑阁，也算是亲尝了蜀道难的滋味，明白了百姓被压榨的艰辛。
　　最后一层是全诗意旨所在：穆王八骏超昆仑，安用冉冉孤生根。圣人不贵难得货，金玉珊瑚谁买恩。老子曾要圣人不贵难得之货，因为金玉这些外物会让统治者迷了眼睛、蒙了心智，希望统治者节欲以利民。顾况正是借此意，明确表达对统治者沉溺享乐的规劝，将盛衰的原因归结到玄宗身上，对先朝遗事进行了思索。
　　李益的马嵬杂感
　　李益，字君虞，祖籍凉州姑臧，自幼在洛阳长大。李益才名早著，大历四年登进士第，授华州郑县尉，两年后又登讽谏主文科，擢郑县主簿。此后他转而到幕府中寻求机会，大历九年入臧希让幕，开启了他五在兵间的军旅生涯，直至贞元二十年才罢归，这也是他边塞诗创作的巅峰时期。
　　元和元年，李益被宪宗召入朝中，征拜都官郎中，后历任中书舍人、秘书少监等职，大和元年以礼部尚书致仕。李益幼年即遭安史之乱，这在他心里朦朦胧胧留下了一点记忆，并不真切，故而他的诗作中直接涉及动荡的作品很少，但是对于唐玄宗、对于马嵬事变，他却才情勃发，在诗中多次书写。
　　诗人听旧曲忆曾经，极富才情的天子形象就形诸笔端：贞元六年前后，李益入邠宁节度使张献甫幕，在这期间，他数次经过马嵬驿，写下了感慨尤深的《过马嵬二首》《过马嵬》等诗歌，反映了他对这一历史事件逐渐深人的思考。
　　天宝十五载六月，潼关战败，长安最后一道防线被攻破，唐玄宗出奔幸蜀避祸，途中马嵬兵变，只得无奈赐死杨贵妃。李益在诗中艺术性地还原了这个场景，唐朝强将如云，无力阻挡安史铁蹄，却把罪过归咎于妃妾之身，马嵬坡的血痕凝结了杨贵妃无奈就死的长恨。
　　杨贵妃是盛唐最雍容华美的象征，她生前艳质，死时凄凉，然而她的故事却并没有随着生命的终结而停止。
　　相反，她的形象在中晚唐乃至后世的文字中一次次鲜活。李益对她的同情，是因为从根本上认识到了玄宗的沉湎声色、唐朝边将的攻守失当在这场祸事中应负主要责任，所谓的女祸论调不过是一个借口。
　　李益以冷静的眼光审视朝堂事件，追根溯源地批判当朝统治者，从而进一步加深了此诗的思想力度。三首《马嵬》诗，他所展现出的思考认识是越来越深刻的。
　　由上观之，李益对于明皇情结的书写，既延续了大历一朝追忆感怀的主倾向，同时他的理性批判又宕开了元和以后对于玄宗朝的反思书写热潮，体现出了过渡性的情感变化。他为杨贵妃辩护，直指玄宗过失，一反世人红颜祸水的庸俗论调，是颇具进步的历史眼光的。
　　如前所述，贞元时期的诗歌带有从大历向元和过渡的趋势，这一过渡性特征体现在诗人书写明皇的情感、书写符号的更新等角度。
　　首先，是书写明皇的情感态度的变化。大历诗人因为亲历开元天宝盛世与安史之乱的交替，故而诗歌中反映的战乱生活尤为深广，多怀旧感伤之作，对于明皇的眷恋之情溢于笔端，反思明皇为政之失是诗歌创作中偶发性的现象。
　　贞元诗人大多出生于天宝及以后，对于明皇的记忆较为模糊，这使他们可以拉开心理距离，对明皇其人展开更深入的思考。
　　他们的诗歌中一方面渗透着书写明皇陨落、过往成空的慨叹之调，如顾况的天宝悲翁形象、张王乐府中冷寂的行宫，对明皇寄寓了怀念与惋惜；但另一方面，贞元诗人的书写中更多地体现出一种理性的思考意识，他们注目于唐玄宗治国理政后期的种种过错，用批判思辨的目光去审视唐玄宗、审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
　　贞元诗人在明皇情结书写中所体现的理性与批驳，被元和诗人继承并发扬光大，他们继续沿着这条路，使得对玄宗朝政事得失的反思与讽谏在元和时达到了一个新的局峰。
　　其二，是明皇情结书写符号的逐渐成型。唐人明皇情结的形成是一个层层叠加的过程，在时代精神与前辈诗人的共同影响下，每个时代的诗人都会给它注入新的元素。
　　唐人写明皇，感发诗兴的意象有一个逐步丰富并类化的过程，其间的情感内涵也在不断地深化、变异。据笔者统计，晚唐书写明皇的诗歌中，所有的意象来源均已在前人诗歌中出现过，再无翻新，可见中唐诗人已经基本完成了追忆明皇的意象固定，回溯旧事，寄以深慨，闪耀着超拔时人的理性之光，这也引发了此后诗人马嵬赋诗的热潮，诸种感情纷纭其间，马嵬成为了研究明皇一个绕不开的关键词，由此也掀开了元和及晚唐李杨爱情母题书写的序幕。
　　由此观之，贞元诗人在延续大历固有意象的基础上，又为明皇情结增添了新的内质。
　　其三，是诗歌体式的变化。在选取诗歌体式时，大历诗人共同的审美取向是注重五言诗，他们写得最好的就是五律，其次是七律和五绝，七绝也有一些出色的作品，但像韦应物《骊山行》《温泉行》这样的歌行体作品还较少。
　　而到了贞元时期，中唐文学世俗化的转型开始潜滋暗长。随着张籍、王建等人在诗坛上崭露头角，歌行体诗歌的创作高潮逐渐来临。张籍的《洛阳行》、王建的《温泉宫行》《行宫词》等作品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既直承杜甫反映现实的笔力，又给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创作提供了可贵的艺术借鉴，张王乐府也成为诗坛上一枝秀丽的奇葩。
　　贞元时期总体的诗歌成就虽然不及大历、元和耀眼瞩目，但就明皇情结书写的推进来说，它的文学意义是不应该被否认的。
　　贞元诗人对大历时期的感伤怀旧一脉予以继承，又结合时代精神与个人审美经验，使它叠加了深沉的思辨色彩，向下启开了元和诗人更成熟的反思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