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劳务经济调查劳务中介的红与黑

　　文｜《小康》·中国小康网记者 刘建华
　　图源 hellorf
　　＂老板排成一列，等候工人的选择，密密麻麻数万人。＂这是2月5日在广州海珠区康乐村看到的招工现场。来自湖北的陈霞告诉记者，＂看来老板也越来越不好做了，找个工人都要亲自出马。＂
　　整个2月份，康乐村招工现场的这种现象，正在各大工业园、企业聚集地上演。
　　同时，还没有过完元宵节，数百万计回家过春节的青年男女逐渐返回广州、东莞、佛山等珠三角地区，准备开始新一年的工作。
　　在找工作与招工人之间，存在着一个起着桥梁作用的机构叫劳务中介，从本意来讲，它的存在是为了解决用人单位招工难、劳动者找工作难的问题。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因为少数中介缺失职业道德，其逐步演变成被企业和工人小心翼翼防范的对象。
　　外包招聘工作
　　劳务中介也叫劳务派遣，顾名思义，就是帮助企业招聘员工，从而赚取一定的利润。在我国，劳务中介机构的形式有临时劳务市场、固定的劳动介绍机构、各类各级人才交流中心和专门从事提供高级管理人员的猎头公司等。不过他们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一类人，那就是专门＂帮人招聘员工＂的。
　　工厂企业就是需要大量招聘的单位。这些单位通过劳务派遣招人的原因很简单，主要是为了节约成本，通过劳务派遣效率会很高。
　　对于企业而言，劳务中介具有很大的便利性。一些大型企业、国企都有编制，但很多情况下名额是有限的，不少业务不能用现有编制人员来完成，这时候就需要通过劳务派遣公司来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有了常说的＂编外人员＂。编外人员的工资福利由劳务派遣公司发放，劳动合同也是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的，这样可以带来很多方便，比如说，要开除某个员工，企业不需要承担过多的法律风险。
　　除了国企，一些大型传统公司或者互联网公司也有这样的需求。这些公司使用外包人员的商业逻辑主要是为了节约成本。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一家电商公司需要1000名客服人员，如果按照公司内部薪资福利来计算，1000个客服人员的成本是很高的，但是如果去调度公司，薪资福利制度可以分开做，可以降低很多成本。
　　在以流水线作业人员为主的制造工厂，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公司围绕这部分进行劳务派遣。但是因为操作门槛不高，这个领域人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另外，行业混乱，有各种潜规则和骗子，甚至有些无良之辈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可以在短时间内积累很多财富。所以在外人看来，劳务派遣行业好像可以赚到非常多的钱。
　　广州某人力资源公司负责人王楷新告诉记者，他在二十几年前就进入了劳务派遣这个行业，最初是因为偶然的机会，把四川的一批老乡介绍进企业工作。后来他才发现，介绍工作也可以当成一种职业，随着对劳务市场的了解，他干脆注册了一家公司来运作这个事情。
　　王楷新说，工厂企业是这个行业的源头，劳务派遣公司。一般都是和工厂企业直接关联的，拿到的企业用人订单都是公司可以自己操作的，利润率比较高。同地区这种劳务派遣公司不多，基本是几家大的公司垄断，外人很难进入，他们手里一般都有长期的大企业客户，名单来源也比较稳定。
　　劳务派遣公司下面也有大量的中介，就是人们经常在路边看到的一些小中介公司。他们的订单要么来自劳务派遣公司，要么来自他们自己联系的一些工厂企业。
　　劳务派遣公司的利润主要是一些管理费用，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传统的大型民营企业都会给予一定的管理费用作为劳务派遣公司的利润。不同的工厂和企业给出的费用是不一样的，但是随着行业竞争的日益激烈，这方面的盈利空间越来越小。
　　工企之间的桥梁
　　广州康乐村位于中大布匹市场附近，这个村子里有近万家大大小小的制衣厂。去年年底，因为疫情的集中暴发，一夜之间被行业内外所知。但也正因为疫情原因，这里年前遣散了绝大部分工人，现在正是这些工厂急需用工之际，所以出现老板排队招人的现象。
　　事实上，近些年来企业招人变得越来越难，企业被工人选择早已成为现实。因此，企业也在想尽一切办法抢工人，劳务中介是他们最佳的选择之一。
　　陈霞对记者说，＂初次走出农村进城务工的年轻人，主要有三种方式找工作，第一种是通过老乡带老乡，这种方式在上世纪90年代最普遍，往往一个人进厂了，随后会把整个村的小伙伴一起带过来。第二种是自己通过网络的招聘信息找工作，现在网络那么发达，年轻人玩这个很擅长，哪里有招聘信息、招聘会都可以自己去联系。第三种就是通过劳务中介来找，一般支付几百块就可以通过他们介绍进厂。＂
　　年后刚刚从湖北老家回到广州的张天期说，很多企业员工年前因为疫情原因，都提前回家过年了。有一部分人是因为想换工作，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因为企业没有撑住，去年下半年就倒闭了，自己也失去了工作。现在进入了后疫情时代，人是又回来了，可是都得重新找工作。他身边不少人此时正在等待劳务中介公司的通知，＂对于那些文化程度低的务工人群，劳务中介还是他们最主要的方式之一。＂张天期如是对记者说。
　　顺德某电器厂负责人李新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每年的销售旺季、用人高峰，我的工厂用工人数都超过800人，而现在因为全国各地的经济都在高速发展，有很多企业也都搬到了内地，珠三角、长三角等大城市并不是年轻人唯一的去处，再加上现在年轻人的心态、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招工逐渐成为一件非常头痛的事情。＂
　　李新说，因为他的企业生产的主要是小家电，每年出口额达到5亿，又还没有实现全自动化，工人需求较多。每年除了由公司人力资源到内地招人之外，还会委托劳务中介帮忙招聘工人。
　　而该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坦言，劳务中介对他们解决招工难的问题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每年有一两百人次的用工是通过劳务中介实现的。因为劳务派遣工不是和本公司签合同，公司可以随着人手需求的变化而随意加减员工，如果员工发生工伤等，也是由劳务派遣公司来承担；也由于在人员调整、编制岗位上更加自由，一些临时性、季节性、周期性的岗位，通过劳务派遣，还可以节约企业养人成本，和第三方派遣机构合作还可以批量用人而不需要自己招聘，节约了时间人力成本。此外，用人单位与派遣员工只是一种有偿使用关系，可以降低劳动纠纷风险。
　　劳务中介的非议
　　＂其实，我们身边的家政公司就是劳务中介的一种。＂在广州番禺从事家政多年的叶彩说，家庭中要找保姆、保洁人员，一般都是去家政公司，而保姆从业人员也是到家政公司寻找雇主。介绍成功后，家政公司从雇主和从业人员那里各收取半个月的佣金。
　　有专家指出，劳务派遣作为新的就业形式，必然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劳务派遣存在哪些问题需要改进，法律虽有规定，但缺乏细节，许多地方也没有具体的约束，这就使得一些人钻空子，扭曲劳务派遣的运作。而相关配套法律的不完善也包括了税收、社会保险等方面。
　　当下，包括劳务派遣单位在内的一些企业把劳务派遣作为一个新兴行业，想从中赚大钱，或者尽量逃避企业的保险税和责任。最严重的是，它导致了劳务派遣的扭曲发展，无法发挥其原有的作用和价值。
　　＂今年6月底7月初，临近期末，我在备考之余也在58同城、BOSS直聘上找招暑假工的厂商。因为知道找中介的话你的工资必定会少一部分，所以我想去厂区直招的。在期末考试结束前一天，我在百度上看到了一个写着‘富士康2021基础人力（普工）招聘简章’的网页，就很兴奋地报名了，可后来我才知道，从这时起我已经进了中介的圈套了。＂今年读大三的刘明辉说，报名后马上有人联系他，是个声音很温柔的小姐姐，她自称是富士康的招聘专员，跟他说可以做小时工，工价是26块钱一小时。
　　＂我相信了她的话，片面想着高工价，完全没问有没有附加条件。在我最后一门考试结束后的下午，我就坐上了去富士康的火车，第二天一早就到了深圳面试。富士康的高工价吸引了太多的人，厂外的队伍有三四百米长，并且是S型的。绕了四个圈、排到接近5点的时候我才进了厂门，填申请表时，我看到申请表上的用工形式是‘派遣工’，与富士康本公司员工的工资每小时相差十几元。＂刘明辉一看合同，马上明白自己被忽悠了。
　　无论是收取佣金还是企业给予劳务中介的管理费用，这都是劳务中的合理报酬。然而，近些年来随着这个行业竞争加剧，部分劳务中介人员为了牟取更大的利润，采用了一些非正当方式，导致劳动者的正当利益受损，备受社会诟病。
　　比如，工厂发的工资会包含一些基本的社保，但是很多员工尤其是年轻员工，完全没有社保的概念，很多人会自愿放弃社保，因为不需要多扣钱。但在自愿放弃社保的同时，也放弃了企业为员工支付的那部分费用，所以这部分费用就成了劳务中介的利润来源。很多员工的工资都是调度公司发的，部分旷工离职且未达到合同期限的员工，将得不到当月工资，这部分工资将正常结算给调度公司。劳务中介们与制造业工厂合作，给他们输送员工，赚的则更多。打个比方，一般劳务公司从工厂接过来的用工价格，都是25～30元一小时，但劳务中介在招人时，却只给员工12～20元一小时，劳务中介赚取了其中差价，就如刘明辉所遇到的情况一样。
　　劳务派遣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导致很多中介用回扣吸引应聘者，很多应聘者也是投机者。他们往往在一家工厂工作三个月后离开，然后在另一家工厂工作三个月，就是为了挣回扣的钱，最后导致行业越来越乱。而中介为了吸引求职者，故意谎报退款金额，工厂给3000，中介可能报4000。
　　早些年，时有发生骗取了求职人员的介绍费后，中介跑路的现象。当然，不是所有中介都会卷钱跑路，所以不跑路的人想赚钱只能靠＂套路＂，比如承诺的费用是4000元，但是退回来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各种借口扣求职者的钱，这些都成了中介公司的利润。
　　王楷新说，这个行业如果是十几年前做的话是很赚钱的。但是这几年竞争太激烈，行业太乱，用人单位和劳动人员都得处处设防。有专家表示，为长远考虑，健全农民工就业服务体系势在必行，要积极发展有组织的劳务输出，开放城市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免费向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服务，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小康》·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本文刊登于《小康》2023年3月上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