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时期的涵江

　　明初，兴化路改称兴化府。邑境除广业里属兴化县管辖外，其余仍属莆田县辖境。处于偏僻山区的兴化县治度日维艰。永乐七年(1409)，囿于财政拮据，不得已进行＂瘦身＂，裁撤县丞、主簿两衙编制﹔普通民众日子更不好过，在苛赋、疫病、丁役及虎患相逼的＂夹缝＂中，他们苦苦挣扎，大量外逃谋生。正统年间(1436~1449)，兴化县户口由宋初鼎盛时期的4000多户、2万多人锐减到不足400 户、2000多人。按当时兴化县方圆700平方公里折算，每平方公里不足30 人，可谓重新回到唐初山区刚开发时的状况。经济、文化严重衰退，使兴化县仅具空壳。正统十三年（1448)，历经470 年的兴化县裁撤，把原来兴化县永贵乡的4个里划归仙游县，合称兴泰里;把原属兴化县的长乐、武化2个乡6个里划归莆田县，合称广业里。当时,广业里地广人稀，辖境涵盖今日大洋、庄边、白沙、新县4个乡镇，人口仅150 户，不足1000人。此后，邑境全部归莆田县管辖。
　　从明太祖朱元璋统一中国至嘉靖初期(1522~1532)，在长达170多年中，政权巩固，社会安定，经济兴盛。兴化府的经济也＂水涨船高＂，呈现繁荣的景象。邑境农耕、围垦、水利、盐业、手工业、交通、贸易，亦同步发展。
　　北洋平原开发的各项配套设施逐渐完善，并在邑境内形成锦江、九里洋、望江、白塘、梧塘、埭里等均达数千亩的各片小平原。良田肥沃，旱涝保收,成为兴化府重要的粮仓。明代，对历代修建的水利设施一一进行重修、重建，其中较大的维修工程有:宣德五年（1430)，拆端明陡门旧址重建;正统二年(1437)，重修新港陡门﹔正统六年(1441)，重修西湖陡门(今白塘镇集奎村)﹔嘉靖四十三年（1564)，重修太平陂。
　　随着南、北洋平原的开发，经济繁荣带相对外移至平原地带，明改驿为铺，新驿铺应运而生。邑境除了沿囊山绕行的福兴泉驿铺外，又分别设立涵头铺和魏塘铺（今白塘镇显应、双福一带)。洪武年间（1368~1398)，在余埔(今江口石西村顶斜埔〉设立佘埔铺。这时，境内官道从迎仙（江口）经五里亭、上林亭、佘埔、塔桥亭至涵头市。路面以石铺设，中宽1.2丈，车马可并行。于是，自省城福州至闽中、闽南的通道又增加了从江口入境，经余埔（今石庭)、涵头铺、魏塘铺至兴化府城的捷径。万历三十六年(1608)，莆田知县何南金又主持对该驿铺进行大规模整修。同时，又开辟涵江至黄石、涵江至新县、白沙至永泰等通衢大道。此时，境内陆路交通基本实现集镇通大道。
　　明初，朝廷加强海防设施建设。据弘治《兴化府志》载:洪武二十年(1387)，江夏侯周德兴巡视福建沿海海防，命指挥金事吕谦改建迎仙寨于江口鼓楼山，由府吏张德清砌筑，＂城高约两丈，厚约八尺，东西、南北相距各约八十丈，中有十字道相通。设四门:东曰宁武门，扼居江口桥之首，又名桥头门;西曰清和门﹔南为震兴门;北曰水部门。江口迎仙寨在防御外来侵略中起了重大作用。同时，又相继在江口石狮村建旗杆寨、院里建院里寨、攀山建飞鹅寨，并在周边的鳌山建雁阵寨、梅洋建梅洋寨等，与迎仙寨互为特角，形成防御梯次。其中迎仙寨为兴化府北屏主要据点，与冲沁寨、嵌头寨、青山寨、吉了寨（以上均在今荔城区、秀屿区沿海地带）构成兴化府防御链。每个寨置巡检司一员，弓兵100人守御。在五寨之间,又设墩台，专司报警、传递军情。境内后郭、鳌山亦设有墩台。为了维持地方治安秩序，明代又相继在涵头市（亦涵江镇)、广业里大洋增设巡检司，专门负责缉捕盗寇、土匪。
　　自明代中叶起，地处沿海的邑境成为深受倭害的＂重灾区＂。为防备倭患，兴化府在邑境三江口港设立塘汛,遇汛期,从府城抽调兵力至三江口协守，收汛后回府城。嘉靖二十二年(1543)以后，倭寇入侵日益频繁。嘉靖三十七年(1558)四月十日，倭寇1000多人在三江口登陆，窜至涵江新桥头。盘踞四天，洗劫涵江镇和附近洋尾、镇前等乡村。嘉靖四十年(1561)，自夏至冬，倭寇又3次入侵。因官府腐败，府城、平海、莆禧卫所兵员大量逃营，士无斗志，寡不敌众，故屡战屡败，致使倭寇更加猖狂。兴化城至涵江一带乡村，均遭劫难。百姓纷纷起来组织乡团，＂村自为战＂＂人自为战＂，鲜血染红水乡，谱写了壮烈的抗倭战歌。
　　嘉靖四十一年（1562)，抗倭名将戚继光率兵入闽，驰援抗倭。戚家军于九月二十日急行军至福清峰头，入邑境江口，驻扎于迎仙寨,并沿囊山间道抵兴化府城。二十一日到达涵江，二十二日拂晓埋伏至宁海桥，闻鼓从北进攻，大败盘踞在宁海桥南边林墩村的倭寇。这一仗是兴化府抗倭的第一次大胜仗,歼灭倭寇2000多人，救出被掳群众2100多人，史称＂林墩大捷＂。倭寇骚扰兴化府长达20年，对沿海的平海、忠门、饬石、黄石等地为害尤烈，使一度兴旺的宁海港和依港繁荣的黄石集镇迅速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地处木兰溪入海口的三江口港和依港兴起的涵江集镇。
　　三江口系兴化湾著名的天然良港，常年可通千吨级船。港阔水深，可泊海岸长达十几公里。自宋代起，便依托港口开展民间海运贸易。明中叶后，原停泊宁海港的船只改泊三江口港。＂帆樯利重波涛轻＂＂乘风远近随所赴＂，一艘艘满载莆田、仙游盛产的桂圆干、荔枝干、原盐、红糖等土特产的＂乌糟＂船，从三江口港启碗远航。由于船只进出港频繁，明中叶在三江口港设河泊所，以加强管理。而距港仅5里地的涵江，也因大量货物中转和商旅人员聚集而迅速繁荣。《兴化府志》称:＂涵头市，长三里许，人家稠密，商贾鱼盐辐犊，为莆闹市。＂涵江集镇所在地新桥沿岸的内河港口，每逢涨潮，过驳货船鱼贯而入，与三江口港互为吞吐，一片繁忙景象。
　　邑境江口镇位于荻芦溪入海口，控福清、莆田沿海结合部，地形险要。北宋时设迎仙镇时，便开有迎仙、江口两港。明时，两个港口合为江口港。《兴化府志》载:＂旧经云，(江口市)南北商舟所泊，人烟稠密，环山而居。＂明初，朝廷在此设巡检司，建迎仙寨，置驿铺。明末，由于港口较浅，海滩广阔，港道淤积，航运逐渐衰落。但作为商贸墟集，江口市则与梧塘、新县、白沙、大洋大路口、庄边尚书桥、荻芦九坎店等墟市一样，或日中列肆，或数日一墟，经久不衰，逐渐发展为今日的集镇。
　　明初,辖境社学兴起，仅涵江镇及周围乡村，就创建社学7所。明中叶后，又陆续创办书院。较大的有:正统九年(1444)，鸿儒方体乾创办瑶山学馆（位于今莆田六中校园内);正德年间（1506～1521)，御史沈灼倡建立诚书院（位于今国欢镇黄巷村)﹔嘉靖二年(1523)，兴化府知府朱衮建寿泽书院(位于今涵西街道宫口河边)。入学的除官宦、富户子弟外，还吸收部分平民、商贩子女就读。正德年间，御史姚鸣凤（今国欢镇林柄村人）辞官回乡后，在家设塾，课教子侄及乡里孩子。
　　有明一代，是邑境科举最辉煌的时期。据新编《涵江区志》载,考中进士的就有20多人。若加上2002年新划入的江口、梧塘、大洋、白沙、荻芦、新县、庄边等乡镇，明朝中进士的学子则多达30余人。其中，有好几位因政绩突出而载入史册。如官至南京太常寺卿的陈音、贵州布政使的黄琏、大理寺少卿的黄巩、云南布政使的吴兆元。
　　还有李廷梧，洋尾村人，成化六年（1470)进士，历任浙江嘉兴府桐兴县令、湖广道监察御史。姚鸣凤，埔尾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历任承德郎、南京太常寺博士、浙江道监察御史。姚虞，东源人，嘉靖十年（1513)进士，先后任镇江推官、淮安知府、湖广巡按﹔任职期间，时遇灾荒，百姓流离，奏请朝廷紧急赈济，救民于倒悬。陈裕，江口人，成化十六年（1480)进士。在任江西永丰知县的九年内，扶助农桑、减徭薄赋，办事光明正大，廉洁奉公。陈腾鸾，江口刘井人，正德十六年(1521)，中进士二甲第七名，先后被授任户部主事、户部郎中，他秉性刚直，嘉靖二年( 1523)世宗举大礼时，与各部大员跪伏午门极谏，受廷杖仍不屈﹔腾鸾饱学多才，＂其文集往往驰誉中原，亦称上驷＂;又与郑岳同编《莆阳文献》，为家乡留下宝贵文学遗产。
　　上述几位官员履任期间，均能勤政、恤民、廉己，并敢于与贪官和弄权的太监作斗争，声震朝野，深得民心。辞官返乡后，又捐资修桥铺路，倡导兴修水利，造福桑梓。
　　同时，邑内另有一些文人则专攻学术，或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或擅长书画，自成一派。他们对确立兴化府＂文献名邦＂地位作出特殊贡献。最突出的要数宣德年间(1426~1435)宫廷绘画大师李在，其山水、人物用笔古拙凝重，开八闽画派之先河。
　　此外涵江还出了一位布衣文人姚旅。他青年时屡试不第，却毫不气馁，发愤攻读，游学四方，充实学问，著有《露书》14卷，并刊行于世，成为当地人记当地事的颇具特色的类书，书中保存有大量明末莆、仙两县戏剧、音乐、方言、民俗等资料，尤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