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儒学承上启下，名儒典籍频出，确立以儒学为核心的治国思想

　　引言：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重视纲常伦理、礼乐教化，是传承千年宗法文化精神的典范，其致力于建立上下有序、尊卑分明的社会等级伦理关系，以此保持家族的和睦，进而维护社会的统一和稳定。
　　董仲舒
　　因而儒学具有很强的社会治理功能，是维护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理念，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便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
　　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社会动荡，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转而采取法家思想治理国家，而社会上极度绝望的人民也日渐崇尚玄学，使得儒学逐渐式微。
　　隋朝建立之后，儒学重新成为治国理政的思想，不仅促进了儒学本身的大发展，也使儒学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
　　隋朝为什么要把儒学确定为统治思想？隋代儒学取得了哪些发展？又取得了怎样的地位？这还要从隋朝的社会大背景说起。
　　魏晋战乱法制严峻人民怨，审时度势选儒学
　　儒学在经历了三百多年的衰落后，之所以能在隋代很快得到发展并占据主导地位，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是解决社会矛盾的需要。我国自魏晋丧乱以来，统治阶级各据疆土，为了所谓的富国强兵，一统中原，大多都用法家思想来治国，导致三百余年来，律法越来越严苛，刑罚越来越残酷。
　　但严刑酷法不但没有把人民改造成顺民，反而刺激了人民的反抗情绪，使得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社会矛盾日益加剧。
　　隋朝建立之后，隋文帝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立即改变前代的统治政策，隋朝政权必定不会长久，所以他执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简法令，正式废除了前代以法治国的统治方略，而使人从化，以德代刑的儒家之道自然就成了法家思想的良好替代品。
　　儒家学派创立者孔子雕像
　　其次是儒学本身有一定的先进性。
　　第一，儒学具有凝结性。儒学是研究社会关系的一门学说，它要求人与人之间要讲仁爱，父与子之间要讲慈孝，夫与妻之间要讲主从，君与臣之间要讲忠义，从而能使社会凝结成一块稳定不变的铁板，有利于国家的大一统。
　　第二，儒学具有禁锢性。儒学特别强调自我修养，要求人们要忠、孝、仁、义和温、良、恭、俭、让，实现克己复礼，从而能使人们拘泥于礼法之中，而不敢越雷池半步，有利于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
　　第三，儒学具有稳定性。儒学讲求中庸，主张和为贵，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人们做到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从而能使人们放弃反抗精神和斗争意志，使天下趋于稳定。
　　隋文帝
　　隋代统一后的新形势，正需要有这样的思想来作为治国理民的理论基础，因而儒学也就格外地被隋代统治者所看重，以至于极力发展，使其再度盛昌。
　　最后也与隋文帝本人的儒学情怀有关。隋文帝本人出身于关陇士族集团中的高门贵族，从小就入太学接受了儒学的陶染，从而使他形成了以儒学为主的政治思想，史书甚至称他是情类孔丘。
　　他即位之后，对魏晋南北朝的儒学衰微大为伤怀，并认为社会之所以会分裂，风俗之所以会浇弊，朝野之所以师机巧，官吏之所以用深法，根本原因就是薄儒雅，仁政不行，民不见德，礼坏乐崩，隆杀任情。
　　所以，他决心弘扬儒学，既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也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
　　牛弘雕像典籍丰富名儒多，研究繁盛儒学统
　　在隋朝政府的大力提倡下，儒学本身取得了前代未有的大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儒学典籍丰富。隋朝建立后，隋文帝在名臣牛弘的建议下，广开献书之路，在献书一卷，费缣一匹的重奖之下，不到两年，就图书渐出，篇籍稍备。
　　隋朝灭陈以后，又从陈朝的宫廷旧藏中，得到了大量典籍，为整理这些典籍，隋文帝又召天下工书之士，到秘书省整理书籍，共整理出书籍三万余卷，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儒家典籍。
　　隋朝对儒学典籍的征集和整理，不仅使得儒家有了统一完整的儒学经典，而且使得很多前代已经失传的儒学典籍得以重现江湖，使得很多已经式微的儒学流派再次崛起，从而为儒学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得儒学内部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隋朝大儒王通
　　二是名儒辈出。在儒学繁盛的背景下，隋朝儒学名家辈出。如元善，通涉五经，被隋文帝称为人伦仪表；如辛彦之，时人称赞为金城汤池，无可攻之势；如房晖远，人称五经库，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为不测也；如刘悼以儒学名，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论者以为数百年以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
　　这些儒学名家的出现，既是隋朝儒学发展的产物，也进一步促进了儒学在社会层面的传播。
　　三是有关注释和研讨儒学的书籍问世不绝，隋代名儒不仅传经布道，还乐于著书立说。
　　刘炫
　　如辛彦之《五经异义》、何妥的《周易讲疏》、刘悼的《五经述议》、刘炫的《五经正名》、张冲的《春秋义略》等等，这些名儒的著作都代表了当时的最高学术水平。
　　这些著述的出现既是隋朝学术氛围深厚，儒学研究繁盛的产物，也进一步推动了儒学的完善和创新，引领儒学向纵深发展。
　　四是儒学实现南北统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学风的差异，对儒家经学的解说也各不相同，南人简约，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隋灭陈后，何妥、萧该、徐文远、张冲、萧德言等南方知名儒士大量入关，南方儒学也就随之北传，并逐渐与北方儒学融合。
　　隋灭陈战略示意图
　　隋炀帝大业初，大举征召儒生，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结果徐文远、包恺、楮徽、陆德明和鲁世达五位南方儒生大获全胜。
　　事后，他们五人都被授予太学博士，在京洛一带聚徒讲学，《旧唐书》曾记载：时人称文远之《左传》、徽之《礼》、鲁世达之《诗》、陆德明之《易》，皆为一时之最。
　　他们及其他南方儒生的讲经活动，使得南方儒学在吸收北方儒学的基础上，实现了最终统一，这是儒学发展史上的大事件，对此，清代学者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分析道：隋平陈而天下统一，南北之学亦归统一，此随世运为转移者也。
　　隋炀帝治国理政从儒家，教育取仕靠孔学
　　由于隋朝统治者的倡导，也是由于儒学本身能够契合统治需要，所以隋代儒学不仅自身出现了大发展，而且成为了统治阶级的思想基础、治国之策、教育之本和取仕标准，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
　　首先，儒学成为主要治国思想。隋朝立国之后，儒家思想正式替代法家思想，成为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隋文帝曾多次下诏，申明国家各项制度的修订，都要以儒学思想为宗旨。
　　在具体为政举措上，隋文帝也是积极践行儒家勤政爱民的理念，薄赋敛，轻刑罚，内修制度，外抚戎夷，每旦听朝，日昃忘倦，居处服玩，务存节俭。
　　其次，典章制度以儒学为准绳。儒家的典章制度总结起来，就是制礼作乐，隋朝建立之后，一直致力于恢复儒家制礼作乐的政治传统。
　　隋代陶舞女俑
　　早在开皇元年，隋文帝就下诏说：尊主庇民，莫先于礼，制礼作乐，今也其时。并命国子祭酒辛彦之议定祀礼，到开皇五年，隋文帝又命礼部尚书牛弘等人修五礼，对祭祀、车驾、舆服、典制等方面的制度，都进行了全面的复辟，使其更加符合儒家传统。
　　在制礼的同时，隋文帝又大力作乐。开皇九年，隋文帝先是下诏说：肤情存古乐，深思雅道。郑、卫淫声，鱼龙杂戏，乐府之内，尽以除。后又诏太常牛弘等人议定作乐。
　　在此基础上，隋文帝又以儒家标准，对隋代社会上流行的乐曲又进行了整顿，取缔淫声，恢复雅乐。
　　教育以儒学为内容。为了更好地传播儒学，隋文帝崇建庠序，延集学徒，大力开展传授和学习儒学经典的教育事业。
　　展子虔授经图
　　隋文帝时设有国学、太学和四门学，地方上从州、县到乡、社也设有学校，国家一级的学校直接由中央管理，各有博士和助教，学校健全之后，隋文帝对教学工作极为重视，经常巡省学校，亲听讲授。
　　为了使学生更好地学习儒学，他还实行了奖励的政策。如开皇二年十二月，赐国子生经明者束帛。开皇十年十一月，幸国学，颁赐各有差。这些措施不仅大大促进了各级学校对儒学经典的传习，也使广大学子从小就能受到儒学的熏陶，从而深刻影响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人才选拔以儒学为标准。隋朝对儒士和有儒家思想的臣僚十分器重，从开皇二年开始，隋文帝就陆续颁布了一些选拔人才的诏令，招募了大批儒生到政府任职。
　　科举取士
　　隋炀帝时期，更是直接规定了选取人才的十个标准，即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骁壮，略微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这十个标准全部是儒家对儒生的基础要求。
　　隋炀帝创立科举制之后，又将这十个标准归纳为四科，并按四科标准进行试策，此后科举的内容虽有所改变，但考儒家经典，以儒家标准取仕的核心却永久地确立了下来，学儒、应试、做官三者也因此而成为了一个有机整体。
　　隋炀帝下江南壁画结语：
　　隋代儒学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发展阶段。隋朝开国之后，统治者既是出于个人情怀，也是为了应对严重的社会矛盾，所以就摒弃了前代的法家思想，转而倡导了以德服人的儒学。
　　儒学因此而出现了大发展，呈现出了典籍丰富、名儒云集、著述频出、儒学一统的繁盛景象。而儒学的发展又进一步强化了儒家的地位，使得儒学既成为了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也对建章立制、兴办教育、选拔人才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对此，《隋书儒林传》中曾总结说：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说纷纶，无所取正。高祖膺期纂历，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
　　参考文献：
　　《隋书》
　　《经学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