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方文明人做事那么强盗还被吹？

　　1907年3月16日，一个平平无奇的周六，时年光绪33年。
　　中国北方，康有为在上个月刚将保皇会改组为国民宪政会，以响应去年慈禧授意下颁发的《宣示预备立宪谕》，整个大清国跑步进入预备立宪，仿佛一片清明和谐，即将像日本和英国一样进入君主立宪，国力快速攀升。
　　南方潮汕地区的潮州黄冈，孙中山安排同盟会成员正在筹划黄冈起义。
　　在浙江绍兴，近代史上著名的鉴湖女侠秋瑾和光汉子徐锡麟等创办明道女子学堂，并谋划金华起义和安庆起义。
　　秋瑾（1875年11月8日1907年7月15日），留学日本后改名瑾，字竞雄，自称鉴湖女侠，笔名汉侠女儿。
　　因徐锡麟弟徐伟供词牵连秋瑾，7月15日凌晨三、四时，于浙江省绍兴古轩亭口被处斩，时年31岁。
　　徐锡麟（1873年12月17日1907年7月7日），字伯荪，别号光汉子。1907年7月6日仓卒发动安庆起义，枪杀安徽巡抚恩铭，与清军激战4小时后被捕。
　　照片为徐锡麟被处决前所拍摄，意在向世界证明自己是含笑离开的。
　　而在中国西北的敦煌，时年58岁的王圆箓，仔细的检查好莫高窟的每一扇门窗，将所有门窗锁闭后外出化缘布道。
　　王圆箓，又称王道士（18491931），清光绪初，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后离军，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远游新疆。
　　约光绪二十三年（1897）至敦煌莫高窟，在窟南区北段，清理沙石，供奉香火，收受布施，兼四出布道幕化，小有积蓄，乃于莫高窟第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即今下寺。
　　但他刚走没多久，一个刚成为英国人三年的犹太人斯坦因就来登门拜访，两个人擦肩而过，不过斯坦因从另一年轻和尚处看到了一件写本佛经，引起他的极大兴趣，决定对这里的写本进行系统调查，于是开始考察敦煌周围史迹。
　　这是斯坦因第一次到达敦煌，在考察完敦煌周边史迹后，他就开始将莫高窟的藏品一件件偷到英国，在中国积贫积弱的情况下，用极其不光彩的欺骗手段搞到一册又一册敦煌遗书。
　　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简称斯坦因，文献中亦见司代诺、司坦囊等。原籍匈牙利，是一名犹太人，1904年入英国籍。
　　曾经分别于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6年、19301931年进行了著名的四次中亚探险，重点是中国的新疆和甘肃。
　　虽然1907年3月16日，王圆箓和斯坦因擦肩而过，但之后在一个湖南人的牵线搭桥下，王圆箓和斯坦因开始频频接触，从开始的试探到最后肆无忌惮的交易，中国国宝开始一件件流入国外，之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也随之而来。
　　蒋孝琬（？1922）湖南人。俗称蒋师爷。清光绪年间去新疆，在县、州衙门任师爷。光绪十五年（1889）后，一直在新疆莎车衙门任职。
　　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进入新疆，由英国政府驻疏勒（今新疆喀什）代表马继业（GeorgeMacartney）介绍，以助手身份与斯坦因同赴敦煌，同时教斯坦因中文，之后多次协助斯坦因运输整理敦煌文物。
　　1907年5月，斯坦因和王圆箓达成第一次交易，通过师爷蒋孝琬，用银子骗买写卷印本古籍二十四箱，佛画、织绣品等五箱，一共七千份古写本、刻本卷子、残片散页六千多号，以及一些佛绢画、佛幡等。这些作品日后放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
　　1908年春，法国人伯希和在乌鲁木齐从官员口中听到消息，立刻赶往敦煌莫高窟与王圆箓进行交易，以银子买走六千余件。
　　伯希和在将大批经卷装箱从天津乘海轮运往法国巴黎之后，又带一些经卷到北京向罗振玉、蒋斧、王仁俊、曹元忠、董康等请教内容，遂引起北京文化界、知识界大哗，纷纷呼吁请政府立即制止外人窃夺、购买。朝廷才在1910年派员至敦煌将经卷运回北京。启运时清点尚有九千余卷，三个月后到达北京时只剩下八千余卷，存放于京师图书馆。
　　藏经洞内有大量的儒家典籍。在这些古本还有如邓粲的《晋纪》、虞世南的《帝王概论》、孔衍的《春秋后语》等等，都是第一次见到的。许多歌辞、俗赋、白话诗、话本，全都是从未见过的，唐代诗人韦庄的长诗《秦妇吟》，不曾收录在《全唐诗》中。在佛教文献中，许多是《大藏经》中的佚文佚经。宋真宗时被明令禁绝的变文，在藏经洞内出现。所有文献基本上全是手写的。
　　在京师派大员到敦煌莫高窟前，王圆箓认为这些经卷奇货可居，便事先从藏经洞中偷搬出许多捆经卷，别藏于寺庙的转经桶中或其他洞窟。
　　1912年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与吉川小一郎从王圆箓手中购买近三百卷写经，另外他们还在各窟搜寻到一批佛经写本。
　　1914年，俄罗斯地理学会成员谢尔盖奥登堡从王圆箓手中买进二百件写经。奥登堡还对洞窟作了大量的勘查，对南区和北区的石窟作了搜寻，搜得残片剩页近一万八千号。
　　同年，斯坦因又来到莫高窟，这次用银两骗买经卷五百七十余件。
　　对此，余秋雨在他的《文化苦旅》中痛心疾首，怒斥王道士私自售卖国宝的行为：190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银元换取了24大箱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1908年7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10大车、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年10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300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5大箱、600多卷经卷。。。。。。
　　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
　　1931年，王圆箓去世，他的弟子为他修道士塔，其徒子徒孙赵玉明、方至福就其墓起塔立碑，其碑不著撰人，木质、阴刻，今仍嵌于原塔南侧龛内。
　　而在王圆箓去世的同一年，由于中华民国政府的出台的文物保护法令，及其他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强烈抗议等其它因素，于1931年2月，斯坦因被迫停止了在新疆于阗、若羌一带的盗掘古物活动，经库尔勒返回喀什，并于5月底由蒲犁（今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边卡出境，无功而返。
　　至此斯坦因的四次中亚细亚考察也结束了。
　　1907年3月16日，斯坦因的那次探访，虽未见到王园箓，却也将两个人的命运绑在一起，在之后的20余年间，两人或直接或间接的，将偌大一个敦煌莫高窟中的文化瑰宝流出。
　　但是敦煌文物的流失，不应该把责任全部归因于任何个人，那是历史对整个中国的嘲讽，根据相关史料记载（《西域考古图记》等），当时西方人来到中国带走文物的时候，是持有当地官方开据的许可证的，并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护，王圆箓本身并没有能力拒绝他们。
　　在那个年代即使没有了斯坦因和伯希和的银弹攻势，各帝国主义也依然会用黄铜子弹打碎一个个珍稀古董，然后或抢或偷继续往外运，他们在圆明园不就是这么干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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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卧阑听鱼
　　编辑卧阑听鱼
　　大有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