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财政角度来看明朝的灭亡（三）

　　关税、商税不能收，那能不能收点盐税、茶税呢？也不能。
　　中晚唐和两宋时期，为保证财政收入，盐、铁、茶、酒等物资受官府严格控制，采取民制、官收、官卖、商运、商销的模式。而到了明朝初年，朱元璋主张贮财于天下，反对垄断盐铁，于是食盐等物资在明朝就变成了民制、商收、商运、商销的模式。商人们交纳巨额银两，取得官府授予的垄断经营权后，与主管官员和达官显贵共分利润。而朝廷在酒、茶、盐、铁方面的税收基本没有，什么税也收不上来。
　　明廷只能回到原点，在田税上打主意。明朝的田税制度很简单，分三大类：田租、正役以及杂役。田租即正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种皇家的地就得纳税；正役又称里甲正役，也就是以里甲为单位而承担的徭役、杂役；与正役无关的徭役，统称为杂役。
　　按照朱元璋的规定，官户和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可以优免杂役。当官当到一定级别，还可以减免一部分田租，但不能全免。比如秀才可以免掉一人去衙门当义工；举人可以免三人；进士四至六人；一品官可以优免三十人。
　　也就是说，理论上讲，除了免去杂役的优待外，官户及世子名下的田产是要向朝廷缴纳田租的。可是，理论是理论，实际是实际。明朝的很多政令出不了紫禁城，基层的缙绅会通过各种手段隐瞒田产和人口，从而不服正役、不交赋税。有一些缙绅更直接，仗着自己有后台，公然拖欠田粮，明目张胆的抗税。当然，大多数情况下，官户和缙绅会与地方官谈判，商量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金额，然后各级官僚瓜分掉税收的大头。例如明朝时期的山东朝城县，一年税收约2000两白银，其中约1000两送到上级地方衙门，约400两送到其他中央衙门，县里截留150两，只有400两进了户部。
　　万历元年（1573年），张居正主持改革，其变法初衷就是借着整顿吏治，把全国隐藏的田产和人口都清查出来，然后按照田亩的大小来编排徭役。谁的地多，谁就多纳税、多服重役，谁要是敢抗税，大刑伺候。从效果上看，张居正的整顿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央集权，充实了政府财政。但由于变法得罪了大地主阶级和豪门贵族的根本利益，所以张居正死后，其改革措施除一条鞭法之外，其余都被废除。变法以失败而告终。
　　张居正都搞不定的事儿，到了后来，自然就没人再敢动缙绅的蛋糕。而如此一来，劳役和赋税的重担便全部压在了贫苦百姓身上。但贫农哪里负担得起，只能逃亡，哪怕还有几亩薄田，也不敢种了。当时的江南贫农还好，不种地还可以到城里的手工工厂打工，挣一份辛苦钱。北方的贫农就惨了，既不敢种地，又无工可务，最后只能成为流民。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明朝的赋田数额每年都在增长，但田税收入却没有明显增加，老百姓的压力是越来越大，民怨沸腾。头条创作挑战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