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英格兰宗教改革的进行与大学管理方式的变化

　　在15世纪，随着宗教改革的进行，英格兰教育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英格兰对学校的管理和教学内容都进行了彻底的变革，变革的目的主要是清除天主教对大学的影响，树立国王对大学的绝对权威，变革的内容包括大学管理结构的变动和教学内容的变化等方面。
　　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将都铎时期的这一系列教育上的变迁称为＂教育改革＂，而英格兰大学正是在这场＂教育改革＂期间完成了其民族化的进程，正式脱离教皇和教会的控制，成为隶属于英格兰国王和国家的教育机构。英格兰大学卷入政教纷争
　　大学是传统天主教十分重要的阵地，它们被教皇和教会控制，掌握着宗教话语权和对《圣经》的绝对解释权。在德国宗教改革初期，马丁·路德就意识到了改革教会必须改革大学。
　　他在《向德国统治阶级呼吁改善基督教国家》一书中就明确谈到了大学问题，他写道：＂大学需要一个健全而彻底的改革，不管谁生气，我都必须这么说，教皇制定或者命令的一切都是为了繁衍罪恶，除非大学与以往完全不同，否则没有什么会比未经改革的大学更容易为魔鬼服务。＂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开展和扩散，欧洲各国陆续受到不同程度地影响，宗教改革成为近代早期欧洲大学改革运动的开端。
　　亨利八世的离婚案只是英格兰宗教改革的导火索，英格兰的宗教改革实际上也是欧洲大陆宗教改革的延续和扩散。16世纪20年代，从欧洲大陆传来的异端书籍和路德教教义就渗透到了英格兰东南部，并且吸引了一批隐藏的追随者。随着亨利八世离婚案的持续发酵，英格兰逐渐开始了系统的宗教改革运动。
　　1534年，英格兰宗教改革爆发之际，剑桥大学授命讨论了教皇对英格兰的权力，并将讨论的结果以书信的方式呈递给了亨利八世，信中提到：在对上述问题进行公开辩论后，我们听取并讨论了各方意见，经过深思熟虑，我们可以确定，教皇的权力并不能从《圣经》中找到依据。我们以整个大学的名义断言，罗马教皇没有更大的权威和权力来管辖英格兰王国。为了证明我们的回答，我们特意在这封信上加盖了我们的印章。
　　1534年，亨利八世切断了与罗马教皇的所有法律联系，并让自己成为了英格兰教会的的最高领袖。1536—1540年之间，亨利八世解散了所有修道院，并将修道院的财产全部收归皇室。
　　在爱德华六世统治期间，英格兰发生了更加剧烈的变化，新教教义和仪式取代了天主教教义和仪式，英语版本的《公祷书》取代了曾经的拉丁祷文，各类宗教团体受到严格的控制。
　　玛丽女王统治时期，天主教势力卷土重来，教皇对英格兰的权威被恢复，一些新教的坚持者被流放或者被活活烧死。伊丽莎白女王即位以后首先解决了宗教问题，她废除了玛丽时期的宗教政策，确定安立甘宗为英国国教，国王是国教的最高首脑，强调教会和国家是统一体。
　　总之，都铎王朝时期的英格兰经历了自诺曼征服以后最剧烈的社会变动，宗教改革大大减少了英格兰教会的特权，并切断了它的国际联系，使其完全成为国王的机构。迫于国内政局的变化和王室的权力，大学站在了国王的一边，从此，大学顺从了都铎王朝，而且作为王室政策工具的时代开始了。英格兰大学管理方式的改革
　　宗教改革后，英格兰国王和王国为了加强对文化教育的控制，对大学的管理方式采取了民族化的改革。其中的主要内容包括，重新为大学颁布章程，切断大学与教皇的关系，明确大学和国王的权属关系；干预大学的人事活动，任命大学主要管理者，通过任命主要管理者的方式掌握对大学的控制权。大学章程的改革
　　中世纪大学的章程主要由教皇、教会制定，随着王权的加强，世俗政务参与大学事务的频率和力度都有所增加，都铎王朝之前，以王权为代表的世俗政务就曾给予大学特许状，也特许状的形式增加大学章程的内容，日渐成为大学更可靠的庇护者。然而，宗教改革之前的英格兰君主并没有实现对大学的真正控制权，大学仍主要受到教会的控制。宗教改革后，都铎王朝对教会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并掌握了制定教会法的权力。
　　1534年，在坎特伯雷会议投票放弃教皇至高权威的前一天，教会就已经承认了国王对教会的权威，他们在教会法中写道：＂作为国王卑微且顺从的臣民和英格兰的神职人员，我们承认真理，并且只被国王的令状所召集起来。我们承诺从现在起不会再试图提出或者颁布新的教规和法令，除非得到我们得到国王的许可，因为国王在这方面具有最高的权威。＂
　　大学亦受到影响，都铎君主开始从教皇、教会手中夺取对大学的绝对控制权，为实现这一目的，都铎君主首先要做的就是否定教皇对大学的权威，为此，都铎王朝没收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所有教皇法令，重新以皇家访问、颁布禁令等方式为大学制定了新的章程。大学章程的变革体现了大学从权属不清、教俗共管到明确属于国家这一历史变迁。
　　1535年9月和10月，皇家访问团带着皇家禁令来到牛津和剑桥大学。这是国家权力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干涉英国大学的内部事务。
　　在访问团离开牛津和剑桥之前，教育环境就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课程内容改变，教会法学校关闭，大量书籍被毁，大学被迫接受皇家对教会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事件在大学历史上是一个关键点，因为它重新定义了国家与大学的关系。
　　1535年，都铎王朝对大学的访问只是英格兰教会访问的一部分，这种访问实际上仅限于宗教场所，也就是所谓的＂修道院访问＂。
　　1535年夏末和秋末来到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访问团实际只是将大学作为一个中转站，以便在访问过程中获得暂时的休息，但是访问团的到来对大学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这层意义。
　　这一次对两所大学的访问没有君主的直接参与，但是却带着克伦威尔为大学制定的禁令。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收到的禁令几乎是一样的内容，两所大学对这些破坏大学独立性的禁令无可奈何。
　　1534年议会第一次要求大学必须上交其第一笔收入和之后所有收入的十分之一，1535年初就已经基本确定了大学需要缴纳的费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学只有向当权者请求取消这笔费用，或者是寻求当权者的救济。无论是何种提出期望都反映出了大学在世俗当局前的卑微姿态，因此两所大学几乎没有任何强有力的立场来反对来自访问团的禁令。
　　1535年都铎王朝第一次两所大学进行访问，这一次对两所大学的访问没有君主的直接参与，但是却是由克伦威尔直接指导的，访问团带着克伦威尔起草的禁令来到大学，总地来说，这些条款并没有在学校的具体管理问题上增加太多新的变化，主要就是进一步强调了有关王室的权威和对教皇权威的抨击。
　　克伦威尔在之后又补充了禁令的内容，为了落实这些禁令的内容，克伦威尔要求各个学院和礼堂的领导者都备有上述禁令的副本，每个月都要在学院或者礼堂的公共场合对所有学者进行宣讲，不仅如此，学校还要允许和鼓励其他人对禁令的内容进行抄写。
　　除了克伦威尔的这份禁令，这一次访问更重要的是对大学章程的清查。
　　这一次访问团的主要目的是让大学承认王室的权威高于教会，他们在大学举行了签名宣誓活动，要求大学所有成员放弃对罗马主教的忠诚和服从，效忠作为最高领袖的国王；还要求大学发誓只接受国王的法律，不允许大学向罗马教皇上诉或者给他的教廷写信，也不允许大学接受教皇的公告；
　　另外，大学和主教的任何联系都必须向国家报告，已经从主教获得的特权也将被全部取消。更重要的是，大学被要求在下一个净化日之前向克伦威尔展示他们所有的法令、章程以及其他教皇文件。
　　不过，虽然克伦威尔代表亨利八世收回了大学的很多特权，但是这并不表示国王想要真的伤害大学的利益。
　　1536年，牛津大学副校长和部分行政人员带着大学的章程和有关天主教的文件前往伦敦，在经历38天的审核之后，这些文件赋予大学的特权以国王的权威得到恢复。不过很显然，被恢复的不是教皇给予大学的章程，仅仅是其中的内容，这些内容现在是由王室重新确认。
　　1535年巡访期间对大学章程的更改对于大学而言是一次改革性的变化，在这两所大学悠久的历史中，这是国家第一次真正大规模干涉它们的内部事务。
　　亨利八世和克伦威尔利用国家的权威，通过他们的代理人（多是巡访团成员）向大学灌输什么必须教，什么不能教，哪些人的作品能读，哪些人的作品不能读。这些都不是可以供进一步讨论的建议，而是没有讨论余地的命令，这些禁令或者要求构成了大学新的章程，并以国家的权威强加给每一个学院。
　　这是英格兰历史上第一次对两所大学的身份和权属问题作了明确的定位。中世纪英格兰大学一方面受到教皇和教会控制，具有教会组织的特征，另一方面又仰仗国王的权威获得不少具体的特权。同时，大学在晚期摆脱主教的控制后还经历了一段高度自治的历史。
　　14—16世纪，英格兰大学呈现出民族化的趋向，但是依旧受到教会势力的影响。宗教改革后的这一次访问第一次明确了大学的身份和权属问题，它毫无疑问地表明大学必须是国家的机构，接受国王的最高权威，而不是教皇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