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之际贵族方士的神仙观求仙的世间转化

　　先秦时期，各国诸侯们寻求不死药以延年益寿蔚为风气。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皇家求不死药的活动更加频繁、规模更大，这可能是，至少部分是因为此时方士只服务于皇帝一人而非各国诸侯。一、秦皇汉武求仙问药
　　公元前219年，统一后仅两年，齐地濒海地区的方士聚集到宫廷，为皇帝到海上求不死药。据司马迁记载，秦始皇统一大业完成后，许多相信仙的人向他进言仙和不死之药。
　　公元前1世纪的一则资料显示，秦始皇才派人入海求仙和药，燕、齐之人就争先恐后地大谈特谈仙。
　　数以千计的方士涌到京城咸阳，声称服了由黄金和珍珠炼成的仙药就能活到天长地久。求仙的流行导致了世俗化。
　　因此，彼世的和离群索居的仙逐渐经历了世俗化的转变。在秦始皇那里我们首次看到世间不朽与彼世不朽的矛盾。
　　既然不死就是仙，那么要想不死就要变成仙。这一事实解释了为什么秦始皇宁愿自称真人（仙的别名），而不愿用皇帝自称时更为尊崇的朕。
　　尽管皇帝努力使自己成仙，但世间不朽与彼世不朽的鸿沟并非能轻易逾越。其实皇帝真正追求的是长寿或不死。
　　显然，令皇帝对求仙感兴趣的，是因为仙知道达到其目的的最佳途径。像秦始皇这样的俗人是不会对诸如上引文献里所描写的彼世之仙的生活感兴趣的。
　　就我们所掌握的零散资料，显然必须从渴望传统的世间长寿或不死的角度去理解秦始皇的求仙。
　　秦始皇对待死亡的态度最能反映出他真实的立场。在接近人生终点时，他对死非常憎恶，没有人敢当面提死字。
　　这一事实表明，促使秦始皇对求仙感兴趣的是人世间的考虑，无论他的求仙动机与仙的观念可能会多么不相容。
　　一位方士认为，没能取到不死药是因为皇帝统治帝国未能保持平静的心境，而平静的心境是成仙的必要条件。
　　因而这位方士建议皇帝应该过孤独而隐居的生活，行踪保密。秦始皇遵从了这一建议。贪恋权力使得皇帝与不死药无缘，这是许多方士借口离开宫廷的原因之一。
　　找不到他们承诺过的不死药而归咎于皇帝的世间生活，这是方便的理由；然而我们在此仍能看出世间不朽和彼世不朽的区别，甚至连聪明的方士都很难调和两者。
　　皇帝求仙热情的升温促进了仙作为一种信仰与一种观念的普及和转化。到了汉武帝时，这种信仰的迅速发展成为一种令人瞩目的现象，以至于让时人感到震惊和好笑。
　　司马迁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自从武帝开始涉足求仙，并给一些方士封官赏赐后，燕、齐方士争先恐后地放言自己拥有不死秘方，能与仙交通。
　　根据匡衡和张谭给成帝的联名上疏，公元前31年全国共建造了683座神祠供求神仙，并由方士掌管。
　　这一事实和上引谷永之语充分说明了秦始皇时期，尤其是汉武帝时期，求仙的普及程度。汉武帝时期这种空前的、付诸行动的求仙热情至少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得出来。
　　首先，根据传说，神仙居住在两个神秘之处：一个在海之东极；另一个在极西的昆仑山巅，那里是传说中著名的西王母的住所。
　　但在汉武帝以前，如齐王和燕王以及秦始皇等帝王为了求仙，遣专人越海东渡希望能与仙交通。
　　可能是限于当时的地理知识，似乎无人试图西去昆仑山求仙。汉武帝早年求仙也只主要集中在海上。
　　但是，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随着张骞通西域，西方开始日益受到皇帝和神仙道士的重视。海上找不到不死药点燃了皇帝对别处的想象，并强化了他从西王母处获得药的期望。
　　据《汉书》文颖注，汉武帝竟然说他想登上昆仑山做神仙。因此，在汉代，随着地理知识的增长，帝王们求仙的地理范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广。
　　其次，尽管以前求仙的诸侯极为关注延年益寿的方法，他们还是有足够的理性不让其个人的愿望严重干扰国家的公共事务。
　　但汉武帝时的情况有些不同。他在求仙中有时更进一步允许这种个人的追求影响帝国的对外关系。
　　武帝通西域不仅是因为军事与外交上的考虑，而且也由其个人渴望外国方物所推动，如著名的大宛天马，这一事实几乎为所有研究这段历史的史家所注意。
　　广为传播的昆仑山西王母信仰可能也多少强化了汉武帝向西拓展的兴趣，则进一步提示了这一点。
　　张骞在其中亚之行中或许被皇帝委以打听西王母确切下落的附带使命。甚至在汉武帝对外国稀有方物的好奇背后可以再次发现热切渴望求仙在起作用。
　　大宛的天马就是恰当的例子。如一项极具启发性的研究所巧妙显示的，汉武帝征大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其痴迷求仙而促成的。或许就是这种信念使汉武帝决定求天马，甚至以侵略战争为代价。二、皇帝封禅与求仙的世间转换
　　不朽观念的进一步向世间转化需要更多的说明。一般说来，在汉武帝求仙的几乎所有努力中，总是能分辨出他的世俗的长寿愿望，由这一事实可以看出这种转化。
　　在著名的方士李少君的例子中，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汉武帝对长寿不死要比离世成仙更为关注。
　　李少君赢得汉武帝的极大信任很可能主要是因为在各种法术中，李少君尤以擅长却老术而闻名。
　　的确，李少君也保证汉武帝将去见海上三神山之一的蓬莱山上的仙，但这并不意味着，汉武帝便能因此而成为蓬莱山上的仙。
　　相反，它反映了这样的信念与仙相见将带来不死的后果，并由此说明汉武帝为何醉心于求仙。
　　汉武帝求长寿的世俗愿望还可以他恢复南越（今广东、广西和越南的一部分）的鬼神祭祀为例来加以说明。
　　公元前111年平服南越以后，汉武帝被告知，以前当地有位国王祭祀鬼神，所以活了160岁，但后来由于大家没有追随国王的先例，故人口衰耗。
　　听了这个故事，汉武帝令南越的巫师们祭祀天神和百鬼。由于这种祭祀与求仙没有渊源关系，汉武帝在恢复以前南越长寿国王的传统做法上显然是受长寿的世俗愿望的驱策。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再举一例。在一名叫公孙卿的方士的建议下，汉武帝下令在帝都长安以及离长安二百里的甘泉各作一观，用于迎接和供奉神人。
　　后者被命名为益延寿，可译为长寿。这种名称似乎很足以说明皇帝急于见仙是为了长寿的真正意图。
　　最后，汉武帝长寿或不死的世俗愿望还可以在著名的封禅祭祀中得到反映。确实，封禅祭祀问题太复杂，不能在这里作广泛讨论。
　　粗略地讲，秦汉时期对封禅曾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儒生坚持的出于政治角度的解释，另一种是方士坚持的可称之为准宗教的解释。
　　根据前者，在泰山及其附近称作梁父的山丘上分别举行封禅，作用是新王朝受命于天而告成天下。
　　根据后者，举行封禅则是为了皇帝长寿（不死）。但是，正如多数现代学者所赞同的那样，秦始皇与汉武帝，尤其是汉武帝所举行的封禅祭祀，主要意图是保证长寿或却死。
　　的确，《史记封禅书》没有明白地讲秦始皇举行封禅是为了求仙。但从他不让儒生安排祭祀活动的事实看，他可能用方士为参谋。
　　此外，臭名昭著的宦官首领赵高所伪造的秦始皇遗诏首句称：朕巡天下，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
　　尽管这是篇伪作，但就秦始皇的意图而言，该句仍可能包含了一些真实情况，否则它就难以达到伪造的目的。
　　不用说，泰山一定包括在名山之列。如此理解，则驱使秦始皇举行封禅的，似乎也无疑是他求长寿的世俗欲望。
　　与秦始皇一样，汉武帝在封禅的安排上也没有利用儒生。但在汉武帝的封禅祭祀中，方士的影响更为强烈，而且汉武帝求长寿或不死的世俗欲望也变得更为热切。
　　在我看来，汉武帝与秦始皇封禅的不同之处在于，祭祀时前者不仅渴望世间的长寿，而且也极为矛盾地渴望升天成仙，据信这是黄帝曾经做过的。
　　据说汉武帝说过，如果他能跟随黄帝升天成仙，他会毫不犹豫地抛弃妻妾子女。乍一看，我们一直试图加以区别的彼世不朽与世间不朽，在汉武帝的事例里似乎没有多大意义。
　　但是更切近地观察，可以发现汉武帝时，显然由于方士的巧妙编造，仙的观念已经开始带有一种或多或少的世间特点。
　　在秦始皇那里，我们看到两种不朽的冲突，这种冲突必定深为方士所察觉。对方士而言，只有两种方法能够避免冲突：放弃求仙，然而这已成为其职业；或将传统的彼世之仙转变成世间之仙，从而符合世俗统治者的世俗欲望。
　　自然，方士选择了后者。武帝时最知名的作家司马相如的一段话可能最充分地说明了仙的世间转化：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腥，此非帝王之仙意也。
　　即便是这样简单的话，也显示了两个相关的事实：传统认为仙是隐居的和彼世的，而世俗帝王对这一类仙没有兴趣。
　　要弄清武帝对何种仙感兴趣，引导我们重新考察圣王黄帝的传说，方士用黄帝编造了帝王转变成仙的原型让武帝追随。
　　在先秦文献中，黄帝并不像其他圣王如尧、舜、禹那样占有突出的地位。最早提到他的是公元前375年齐国的一篇金文，在文中黄帝被称为齐王的高祖。
　　金文中黄帝显然被认为是一个凡人，而且无论如何与求仙无关。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司马迁，他讲黄帝不见于正统儒家的经典而见于百家的著作，而且他们的表述颇不精确。
　　司马相如的说法也表明了仙的转化何时发生。在《五帝本纪》中，司马迁只是将黄帝列为第一帝。
　　只有在《封禅书》中，与封禅相关时，黄帝才以仙的面貌出现，这说明这种变化出现得相当晚。三、方士与不朽
　　在先秦的哲学家中，齐国的邹衍（前305前240）如果不是最早的，可能也是最早者之一，提到黄帝而与五德终始说相关联，这显示黄帝传说尤其与齐国有关，而方士出于齐国。
　　另一方面，不死与仙的观念似乎也起源于齐，正是在那里我们首次见到黄老道的繁荣。在公元前三四世纪，齐国著名的稷下学者中许多是黄老道家。
　　自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黄老学者或是齐地人或与齐国有联系。因此有理由设想，黄老道在战国将近结束时起源于齐。
　　这一事实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东汉时期求仙采用了黄老道的名称。黄老道与求仙相互联系的程度是难以确定的，但是无疑至公元前2世纪中叶两者已联系起来。
　　例如，公元前二三世纪出名的安期生，最初以黄老道的早期领袖之一而闻名，在汉武帝时期被齐地方士打扮成仙。
　　据现代学者的研究，他自己或许就是齐地的方士，同时精于黄老哲学。武帝宫廷中的齐地方士对黄帝由传说中的圣王转变为仙也负有责任。
　　这一观念或许最早是由李少君提出的，他告诉武帝，黄帝在蓬莱见到神仙并举行封禅后获得不死。
　　公孙卿与其他方士进一步加以完善，使黄帝实际变成了神仙并攀龙背升天。更加显示不朽观念的世间特点的是，据说他的整个随从，连同七十多个妻妾也与他一道升天。
　　这种群居且追求世俗快乐的神仙是与传统的离群索居、禁欲的神仙截然对立的，它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司马相如坚持传统的离群索居的神仙根本不能引起帝王的兴趣。
　　以黄帝的方式升天实际上是将世间的帝王生活移植到另一个世界，到一个人间的欲望或许不是熄灭而是得到更好满足的世界。
　　发明黄帝及其随从升天的故事是方士转变神仙观念以适应求仙者世间口味所采取的第一步。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样的主题得到进一步的完善。此外，其应用也不再局限于帝王，而是扩展到贵族与平民。
　　下面两例足以为证。第一个是汉代以来广为人知的《淮南子》的作者淮南王刘安（卒于公元前122年）的事例。
　　他热衷扶持方士与学者，在计划煽动起兵反对汉武帝失败后被迫自杀。但是，他死后产生一个传说，称他只是升天为仙而未真死。
　　比起黄帝来，这个故事充满了更多的世俗味道，因为服了不死药，不仅其全家，甚至其鸡犬据说亦随他升天。
　　一名东汉学者将此故事解释为方士使用的权宜之计以掩盖刘安死的实际原因。这很可能是事实，但是从方士首先向汉武帝提出观念原型这个事实来看，我们能够猜想全家升天的传言可能已经由方士传授给了刘安以诱使他求仙。
　　因为统治阶层里的求仙者均为世间考虑所驱使，这是一个极有诱惑力的传言并正中其下怀。没有理由怀疑像汉武帝与刘安之类人在求仙上的诚心，但他们为什么会以所有世俗快乐为代价而对成为传统意义上的神仙感兴趣，这的确超出任何人的理解。
　　但是，全家升天的观念亦在普通百姓中找到了知音。我们的第二个例子，尽管对道教研究者来说不太有名，但对我们理解汉代神仙观念的世间转变却也有相当的重要性。
　　这个故事来自献给一名叫唐公房的神仙的汉碑。故事云公元7年，唐公房在其家乡汉中郡任小吏。
　　他幸运地遇到一真人并得其惠助，真人收他为徒并赐以仙药。因而唐公房虽然还在官府当差，但实已成仙。
　　后来他没有满足郡守的愿望教他道术，而冒犯了郡守。郡守大怒，令其属下拘捕唐公房的妻儿。唐公房得知此事，赴师求助，真人让其妻儿服药，并说可去矣。
　　但妻儿不愿离家，真人问：岂欲得家俱去乎？他们答道：固所愿也。于是以药涂屋柱，同时喂了牛马六畜。马上便起了一阵大风与黑云，将唐公房及其家眷携去，其屋宅与六畜亦消失。
　　该故事暗含的意义丰富，但这里可以强调几点与我们的讨论直接有关的内容。首先，它表明到此时，求仙已经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不再是方士与统治阶层垄断的事情，因为故事里的英雄只是一个郡府的小吏。
　　其次，它说明流行的信仰以为药是最好，甚至最容易的成仙方式。
　　第三，仙观念的日益世俗化反映在全家由人间移至天上。先秦时期人只能个人升仙。与黄帝同升天的包括其妻妾与部分大臣。
　　伴随刘安的不仅是其全家，还有其鸡犬。唐公房的例子中除了全家与六畜，甚至其屋宅亦移到天上。
　　这种向世间的转化尤其适合汉代，因为那时由于儒家说教的影响，家庭纽带日益紧密。基于上面的讨论，现在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班固对求仙的全面批评：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生死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然而或者专以为务，则诞欺怪迂之文弥以益多，非圣王之所以教也。
　　这一批评针对的无疑是我们一直在追述的求仙的世俗化。因此，在东汉时期，神仙的观念变得与长寿及不死相一致；
　　而在作者们意指形体不朽时，像度世这样的彼世称呼与不死这样的世间称呼被不加区别地使用。
　　参考文献：汤用形：《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重印本，1955年。张维华《汉武帝伐大宛与方士思想》，《中国文化研究汇刊》3（1943年）。余嘉锡的《余嘉锡论学杂著》（北京，196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