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建立初期，对江南实施特殊手段，这些手段你知道吗？

　　隋开皇八年，隋文帝下令平陈。他任命第二子淮南道行台尚书令晋王杨广、第三子山南道行台尚书令杨俊及信州总管杨素三人为行军元帅。
　　当时陈军甲士不过十万，力量弱小，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昏庸的陈后主叔宝依然陶醉在声色犬马的腐朽生活中。
　　隋灭陈，结束了自西晋末年永嘉时起二百七十三年的分裂局面，南北实现了政治地理上的统一。
　　南北统一后，隋王朝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在巩固对陈旧境统治的基础上，重新构建江南的社会生活秩序。
　　在传统的江南社会里，士族不仅拥有庞大的经济实力，垄断了政治，而且在文化上也享有很高的地位，代表了江南社会最主流的文化意识形态。
　　在江南除了士族大家外，各地还有许多的溪洞豪族，他们趁梁陈换代之际起兵割据州郡，操控地方政权。
　　而陈朝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对地方的统治，所以南州守宰多乡里酋豪士家大族与溪洞豪族共同构成了江南庞大的地方势力，这是隋统治者不得不正视的一个问题。
　　因此，要想重新构建江南的社会生活秩序，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也必然是针对他们的。
　　在平陈后不久，即开九年四月，隋文帝便急切地发布诏书：往以吴越之野，群黎涂炭，干戈方用，积习未宁。
　　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
　　太平之法的具体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牧人者尽改变之，重新任命地方行政长官，在政治上加强对江南的控制；无长幼悉使诵五教，从思想文化上加强对江南的控制；江表依内州责户籍，从经济上加强对江南的控制。
　　从政治、经济及军事三个方面看这些问题。
　　在政治上加强对江南的控制
　　众所周知，隋军深入陈境时，并没有遭到地方势力的抵抗，相反，他们对隋军的到来表示欢迎，据《隋书》卷五二《韩擒虎传》载：韩擒虎克姑熟，次于新林，江南父老素闻其威信，来谒军门，昼夜不绝。
　　从政治心理的层面来说，江南地方势力是能够接受隋的统治的，他们之所以主动亲近隋军，就表明了他们的政治态度，自然也有其目的性。
　　对于他们来说，能否维护其既得利益至关重要，如果隋政权能够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是愿意与新政权合作的，这也有利于巩固隋在江南的统治。
　　而平陈前后，隋文帝未发布任何旨在安抚江南地方势力的诏令，只是命其行军总管韦洸在进图岭南时宣布：若岭南平定，留（王）勇与丰州刺史郑万顷且依旧职。
　　王勇时为陈平越中郎将，督衡广等二十州诸军事，建康陷落后，发布檄文于所辖各州，提兵拒守，在岭南拥有很大的势力。而郑力顷原仕北周，深被隋文帝知遇气此二人能够且依旧职，一是为了安抚地方势力人物，一是为了酬答昔日旧恩。
　　但这仅仅是一个特例，其他地方势力是不能享受到这种恩惠的，如广州刺史陈方庆便率兵拒战。
　　但隋下令牧人者尽改变之，目的在于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力。但要想在短时期内将其势力完全消除那是不可能的。
　　例如陈豫章太守徐澄初降于王世积，但他仍据有由赣江进入岭南的要冲南康。《隋书》卷四七《韦洗传》载：及陈平，拜江州总
　　率歩骑三万，略定九江。陈豫章太守徐澄据（南康）郡持两端。洸大破之，擒澄于阵。
　　开呈十年（末，岭南王仲宣等起兵反隋，隋朝廷遣裴矩出使岭南，由洗夫人陪同巡抚各州，其苍梧首领陈坦、冈州；岑翁、梁化邓马头、藤州李光略、罗州庞靖皆来参谒。还令统其部落，领表遂定。
　　裴矩还承制署其渠帅为刺史、县令。
　　由此可见，隋在江南政治上的统治能否巩固，取决于江南地方势力能否与新朝合作，而江南地方势力能否与新朝合作，关键在于隋能否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
　　在经济上加强对江南的控制
　　幵皇九年二月，即平陈的次月，隋文帝便发布诏令：制：五百家为乡，正一人，百家为里，长一人。
　　此诏主要是针对北齐及陈旧境，目的是以责户籍，清查豪族所荫庇的人口，增加朝廷的课役人口数目，削弱豪族的经济实力。
　　据《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载，开皇十年，山东诸道巡使还奏：五百家乡正，专理辞诉，不便与民。由此可见，这一制度确已在山东地区推行。
　　那么，推行的效果又如何呢？《隋书》卷二四《食货志》载：于北齐旧地大索貌阅、行输籍定样之法，清查户口，共检括出十万隐匿的人口。可见，效果还是显著的。
　　在传统的江南社会里，豪族荫庇了大量的人口。
　　从东晋时起，豪族便占山据泽，曾迫使刘宋朝廷放弃了山泽禁令。南齐也曾试图检括户口，结果遭到豪族的武装抵抗，只得草草收场。
　　在陈代，籍有巧荫，并王公百司，并受民为程荫全丁大户，类多隐没气由此可见，豪族荫庇大量人口这一现象，在江南是根深蒂固的，要想检括人口，增加朝廷课役人口数目，必然会损害豪族的经济利益，也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与反抗。
　　在武力上加强对江南的控制
　　为了达到控制江南的目的，隋除了在江南地区推行太平之法外，还加强了对江南的武力控制。平陈后不久，文帝即在陈之旧境置扬州、吴州、洪州、广州、桂州、潭州、永州等八个总管府，统一州或数州的军事管理之权。
　　同年，文帝又遣三子秦王杨俊任扬州总管，镇广陵，统四十四州军事大权。开阜十年（年），又遣二子晋王杨广任扬州总管，全权负责江南的军事事务。
　　仁寿年间，文帝又于江东置杭州总管，以加强江南地区的军事力量。
　　江南豪族既然荫庇了大量的人口，那么，拥有私兵部曲也较为普遍。他们不仅拥有大量的武器，还拥有大量的舟楫船只，因为江南为水乡之地，舟楫船只亦可作军事用途。
　　《陈书》卷八《周文育传》载：梁末，新吴洞主余孝顷有舴艋三百艘，舰百余乘。高智慧起兵时，船舰千艘。
　　《隋书》卷六一《郭衍传》载：开皇十年，郭衍平定江南叛乱时，生擒魁帅，大获舟楫粮储，以充军实。
　　因此，隋文帝多次下令收缴武器。开皇十八年，正月又诏：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江南豪族的武装实力。
　　在这种武力高压政策的影响下，隋在江南的地方官亦多以严刑峻法为能事。令狐熙为桂州总管时，其前任对所辖十七州的溪洞渠帅，皆以兵威相胁，导致岭南夷越，多为反乱；州县生梗，长吏多不得之官。
　　《隋书》卷五三《刘方传》载：其在平定交州渠帅李佛子叛乱后，为杜绝后患，发现其有桀黠者，皆斩之。
　　这充分反映了隋对江南豪族的基本态度是武力高压，迫其屈服，而以宽仁为治者则会受到文帝的猜嫌。
　　令狐熙为桂州总管时以手教相谕取代兵威相胁，为建城邑，开设学校，华夷感敬，称为大化。
　　然熙奉诏，令交州渠帅李佛子入朝，佛子欲为乱，请至仲冬上道，熙意在羁縻，遂从之。有人诣阙讼熙受佛子之赂而捨之，上闻而固疑之。
　　既而佛子反问至，上大怒，以为信然，遣使者锁熙诣阔，熙忧愤发病而卒气。
　　通过隋在江南所实行的几项措施，我们可以看出，其意在加强对江南的控制，巩固其统治，构建新的社会秩序，破旧立新。
　　但破旧必然会触动江南豪族的切身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地抵触和反抗。如果破旧无法推行，那么立新也就无从谈起，政治的南进必然受阻。
　　所以，在政治南进的这一历史大趋势下，调整其江南政策势在必行。
　　与隋初政治上的南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文化上的北传。
　　事实上，在隋平陈前南北文化交流已然在进行，且已呈现出相互融合的态势。所谓的南北文化交流主要是指南方文化对北方的影响。
　　书籍交流主要指南方的书籍流入北方，对北方文化的影响。
　　来往于南北间互聘的使者大多出身高门且富有才情，他们聘问的目的除了政治或军事外交之外，往往只是为了展示本国文化的繁荣和使者那过人的才学，于觥筹交错间展示本国的文化软实力。
　　南人入北规模较大且对北方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有两次。其中尤以庾信入北影响巨大。本文在此不作赘述。这两次南人入北对北方文化尤其是对北方文学的影响是深远的。
　　长期的分裂使南北社会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样式，南北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二是学术。
　　经学继承汉代之传统，注重章句训诂，南朝则受魏晋新学风的影响，注重义理的阐发。还应特别指出的是，南北文化的差异绝非仅仅是地域风格上的区别，还存在着一个发展水平与层次的问题。总体來说，南方在文化方面要远远优于北方。
　　因此，自北魏孝文帝以来，无论在典章制度方面，还是在思想文化方面，北方均极力取法于南方。
　　所以，可以这样说，南后期，南北学风逐渐趋向融合，至隋，这一融合达于高潮，但南北学风之交融并非简单的南北混杂掺和，而是以南学为主，兼容北学，南学北输是南后期至隋唐之际南北文化交流的主题。
　　经学的发展演变即可证明这一点。据《隋书》卷三二《经籍志》载：《尚书》至隋，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春秋左传》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谷梁》浸微，今殆无师说。南学胜于北学于此例可见一斑。
　　南学北输，既是学术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结果，但也应该看到，统治者对南学的提倡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关键作用。在这方面，晋王杨广居功至伟。
　　晋王杨广坐镇江都。《隋书》卷五八《柳辩传》载：王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颍、虞世南、王胄、朱场等百余人，以充学士。
　　《资治通鉴》卷一八二场帝大业十一年载：帝好读书著述，自为扬州总管，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开皇二十年，杨广为太子，晋王府的学士自然而然成为东宫学士。杨广嗣位后，其东宫学士大多成为秘书省秘书学士。
　　在这些江南文士中，杨广最为看重的是文学之士，这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讲到。关于杨广的周围缘何能够聚集如此多的江南文士，本章暂不做讨论，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论述。
　　在隋初晋王府的学士中，既有文学之士，也有精通经学、史学的文士。在秦王俊府邸为学士时，撰集字书；名为《韵纂》。在晋王府邸为学士时，与诸儒撰《江都集礼》一部气系统地总结了六朝礼学。
　　晋王府邸中的学士主要以修集撰著的方式融通南北学术。有论者指出：江都晋邸王府学士所有的旧籍整理，应是南方文化典籍无疑；
　　其所有的新书编纂，集中反映的应是所谓南学的成就，亦无疑。那么，在杨广撤府之后，这旧籍整理新书编篡所结晶的南学成果亦当随运北土，更属无疑。
　　因此可以说，在杨广支持下，肇始于江都晋王府学士，历二十余年而渐次撰成的诸多典籍，是对南学的一次总结，并极大地推动了南学北渐的进程。
　　政治和文化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们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甚至是相融的。隋初政治上的南进要包含了四项措施：一是政治，二是文化，三是经济，四是武力，但归根到底都是属于政治范畴内的。
　　而文化上的北传也并不纯粹是文化意义上的，它是由酷爱江南文化的政治人物所推动，在其背后蕴含了深远的政治意义和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种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政治行为。
　　所以说，政治上的南进和文化上的北传共同构成了隋初政治、文化关系史的一条主线，是我们认识这段历史的一把钥匙，是其后隋王朝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端，也是其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