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矿产的开发和冶炼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与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对中国古代矿冶业的研究,也就构成了中国经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宋王朝建立于公元960年。宋王朝的建立,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历时几十年的封建割据局面,但就整个国家而言,我国社会仍然处于分裂状态。 宋朝统治期间,契丹、党项、女真等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曾分别建立了辽、西夏和金政权。它们相互间,与宋王朝之间,进行了频繁的战争。 终两宋王朝,其政治、经济、疆域的变化都很大。另一方面,宋代又是我国古代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科学技术空前繁荣的时期。脍炙人口的四大发明,大都在宋代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矿冶业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因此,研究宋代的矿冶业,探讨其发展特点及分布情况,分析在宋代这一特定社会背景下,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科技因素在矿冶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于繁荣经济史的研究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也正是本文立意之所在 于宋代矿冶业,学术界己多有涉及。研究论文汗牛充栋,相关著作亦不鲜见。这些成果,勾画了宋代矿冶业发展的大致轮廓,澄清了其中不少关键问题,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现有的研究多系从专门史角度着眼,将矿冶业的发展与社会的政治条件、经济背景及科技发展水平结合起来进行探讨的成果,则比较少见。 太祖太宗在位时期,天下渐趋稳定,北方边患尚不严重,虽然也还时有战争发生,但整体来说,军备压力不大,因而他们相继采取了堰武修文、精兵简政的政策。 由此可见,太祖太宗统治时期,宋朝所养军队人数相应较少,这使得国家财政所受到的军备压力还不算大。 另一方面,因为赵匡胤、赵光义兄弟是从平民出身当的皇帝,知道民间疾苦,所以比较注意压缩政府机构,打击贪官污吏,控制财政开支,减轻民众负担。 但过去这种做法只限于局部地区,很难改变整个矿冶业的生产面貌,而且还存在人亡政息的可能。所以"听民自采"之法虽然不是熙宁时期首创的,但王安石变法的重要作用在于把它制成法令,定为制度,明文公布于众,责令天下普遍遵依。 到宋徽宗时,虽然边患频仍,但徽宗仍沉酒于享乐,对内大兴摇役。天下纷纷都在应付他的花石纲,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集中大量人力开凿矿山。采矿人数的锐减,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矿冶产量的下降。 边防压力不大,内部财政开支又比较节俭,这就使得钱币流通不象后来那样紧张,兵器的铸造也不是特别迫切,因此北宋初期对矿冶生产并不十分在意。 但到了后来,北宋政府财政紧张,不得不借助于交子等类金属货币的代用品,这导致交子的发行范围扩大,发行量增加。发行量增加了,管理却比较混乱。 价格上涨了,但官府却仍然按照旧价收购矿工采炼出来的矿产,开矿成了一件无利可图的事情。因此,除了被强迫征调的以外,许多人都不愿意从事采矿事业而纷纷逃离。釜底抽薪,宋代的矿冶产量想不下降都不可能。 为了从军事上对付金人,必须征调壮丁,而南宋的防线又相当长,被征调的壮丁人数十分可观,这必然会使官营和私营的坑冶监坊在采炼人数上受到较大影响。再加上南宋初年,江淮一带两次遭受战火的摧残,生产受到了很大的破坏。此后,在宋、金的边境一带不断发生战争,当然生产也受到影响。 采银从传统的岭南地区向北发展到福建北宋时、浙江南宋时,不仅打破了岭南独占金银生产的局面,同时随着时间的进展,有逐渐北移的趋势。这种趋势是从北宋时开始的。 北宋时,虽然在西北一些地区出现了铜冶,但铜冶的重心仍在长江以南,特别以饶、信二州的产量为最高。这两地长期是铜的主要产地,显然是富铜矿山。 北宋时,煤主要产于陕西、河北、东、山西。其中,磁、相、徐、泽四州,既是煤矿中心,也是铁冶中心,说明铁冶的发展和煤的生产关系很密切。 在对矿冶业的管理上,宋代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首先是建立比较完善的管理体制。宋代矿冶机构有监、务、场、冶等名目,管理体制比前代更为完善。其中,监是宋代针对矿冶的管理而专门划分的政区,它分为两级,有下统县而上隶于路的,也有分隶于府州而与县同级的。一般说来,采矿、冶炼场是联营的,所得产物则多运往钱监或其他冶铸所,供其应用。宋代矿冶场所及钱监之众之广,远胜于唐代,所以机构的设置,也要更完备些。 在建立了完备的管理机构之后,宋代还采取了严格的管理措施。北宋官营矿冶业有四监、十二冶、二十务、二十五场。《宋会要辑稿食货》记官营铜矿管理模式,其中提到官员要逐日登记下矿人数,采矿、磨矿篓数,淘洗和入炉熔炼"净矿肉"斤数,管理极苛严。福建邵武军归化金场有税额而无坑井,有的工匠因无力纳贡而自勿。这表明当时官方的管理制度是相当严苛的。 当然,宋王朝是一个封建专制王朝,统治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皇位更迭,不同的帝王有不同的主张,这就难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即使同一个帝王,也会因其喜好无常而朝令夕改,或为取悦臣下而置法令于不顾,从而造成管理上的混乱。 再如,为了加速矿冶业的发展,避免官营矿冶业的腐败对生产的阻碍,宋王朝曾被迫采取过"豪户请佃"、"业主开采"等经营方式,使得民营坑冶有较大发展。 总体说来,宋代对矿冶业的管理较前代更为完备和严格,也卓有成效。但由于封建制度本身的原因,这种管理也带有浓厚的封建特征,其出发点完全着眼于宋王朝本身的利益,一些政策法规本身也不够完善,这是应予指出的。 矿冶技术包括采矿和冶炼两方面的技术。宋代的矿冶技术较之前代有较大提高。黄盛璋先生认为,这种提高是促进宋代矿冶生产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此说自然有理。不过,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单向的,技术的进步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而政府对生产发展的大力推进,反过来又会促进技术的进步。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冶矿需要燃料。在古代社会条件下,煤当然是最好的冶矿燃料。《考古》杂志年第期登载的对河南省鹤壁市宋代煤矿遗址的介绍,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宋代采煤技术水平的现场。 据介绍,该遗址中的竖井为圆形,直径约为2.5米,井筒深约46米,巷道高2.1米,宽2米。巷道的两壁凿有许多拱型平底小完,估计应是放矿灯以供照明之用的。整个遗址有巷道四条,全长约500米,自井口向东、西、南三面伸延,并通向八个采煤区。布局非常合理。 由于该地的岩层和煤层都比较紧实,因此巷道和采煤区内均未发现有承托顶板的物体。遗址中有专用的排水井,以辘护提运。有的地方还将矿坑水引入采空区,以减少提运矿坑水的工作量。 在冶炼技术方面,宋代也有颇多值得一提之处。 冶矿首先取决于炉的结构和设备条件。宋代又称炼铁炉为蒸矿炉,该名称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是在北宋,所谓"邢州名山县蒸矿炉三所,熙宁六年置",就提到了这一名称。之所以叫做蒸矿炉,大概是取其蒸石取铁之意。综合各种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宋代的炼铁炉己基本定型,多是竖炉,以圆形截面为主。小型炼铁炉内径约米,大型的可达米左右,炉高一般不超过米,炉容从立方米到约立方米不等。应予指出的是,宋代炼铁竖炉的内形已接近现代高炉,具有炉腹角和炉身角,成为两端紧束、中间放宽的腰鼓状。这种炉型上口小而下部炉膛大,能使炉料顺行,避免悬料事故。炉子下部收口,使热量集中,有利于炉气合理分布,熔铁效果更好。同时,炉子的内衬还使用了耐火材料,这可以改善炉况,延长炉龄。总体来说,宋代的炼铁竖炉采用的新技术是对竖炉发展的重大改进。 冶铁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炉温的提高,而炉温的提高有赖于鼓风设备。在宋代,冶金用鼓风器出现了一次历史性的重大变革。这是值得一提的。 活门式木风箱的出现,是在宋代。前引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所述之行炉,即附有这种风箱,当时的人们称其为风扇。从该书所绘之图形来看,该风箱外形为梯形,前面装有可绕上边之轴摆动的木盖板,木盖板与箱外的木杆相连,盖板内有两个小孔是进气阀门。木箱与风管连接处也有一个阀门,是出风口阀门。 宋代,煤、蒸矿炉、木风箱广泛应用于冶铁之后,铁的产量有很大提高。其他矿冶生产虽然情况不尽相同,冶炉结构也不一样,但煤与木风箱对这些冶炼都是适用的。 正是在这些认识发展的基础上,大约在五代时期,"胆水炼铜"开始进入实用阶段。而到了宋代,这种工艺更发展到了大规模应用的阶段。 胆铜浸铜法的推广对于铜产量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 绍圣年间,铅山场最初用浸铜法,收铜数十万斤。北宋晚期改用胆土淋铜,常常募集十几万人,生产铜、铅千百万斤。据崇宁五年中书省统计,胆铜岁收约占铜总额的15-25左右。南宋时,北方土地丢失,铜矿产地只剩下南方,胆铜一度占铜总额的85%,为黄铜的7倍。由此可见,水法炼铜在宋代矿冶业中的确具有重要地位。 水法炼铜在宋代能得到大发展,主要还是由于技术的进步。宋代的水法炼铜在工艺流程方面己臻成熟,对此,《宋会要辑稿》、《大冶赋》等文献均有所记述,而《大冶赋》的记述更为系统和完备,其中有一些是其他文献所未载或更为充实的。 宋代矿冶技术另值得一提的成就是灰吹炼银法的应用。灰吹法是古代炼银过程中分离银铅的方法。由于银矿的品位通常很低,冶炼困难,因此古代炼银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在银矿石中加入铅,利用银铅互溶的特点炼出含银的铅第二步是用灰吹法分离银铅,即吹以空气,使铅氧化入灰中而留下银。 我国灰吹炼银法起源时间很早。从考古实物分析的角度,江苏高邮天山汉墓出土过一根银答,对该银答所做的科学分析表明,其中含有少量的铅,这说明当时可能已采用灰吹工艺提银,因为灰吹过程进行得不彻底,故银譬中遗有少量的铅。 总体来说,宋代矿冶生产比前代有较大发展,突出表现在主要矿冶产额大幅度增加、矿冶点增多、矿冶技术有所创新或推广、新产品的出现和广泛利用等几个方面。其中尤以产量的提高和矿冶点的增多比较突出。当然,终宋代之世,矿冶产量的升降、矿冶点的兴废,变化都很大。但无论如何,宋代矿冶业在整个矿冶发展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这是没有异议的。 宋代矿冶生产之所以产额高、产地多、发展快,首先是由于人们在开发和利用自然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其次是由于矿冶及其相关的技术的发明创造和改进,再其次是由于一些矿冶制度的建立,例如由民承买制度、监坊的奖惩制度等。 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也是不可忽略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管理的随意性和混乱,监坊官吏的剥削,定额和中卖价格定得不合理,乡保法等,也起到了抑制、束缚的作用。我们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宋代矿冶生产发展的原因、过程、规律,做多方面考察、进行全面分析,才能得到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