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为何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原因是什么？

　　在古代中国，矿产的开发和冶炼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与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对中国古代矿冶业的研究，也就构成了中国经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宋王朝建立于公元960年。宋王朝的建立，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历时几十年的封建割据局面，但就整个国家而言，我国社会仍然处于分裂状态。
　　宋朝统治期间，契丹、党项、女真等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曾分别建立了辽、西夏和金政权。它们相互间，与宋王朝之间，进行了频繁的战争。
　　终两宋王朝，其政治、经济、疆域的变化都很大。另一方面，宋代又是我国古代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科学技术空前繁荣的时期。脍炙人口的四大发明，大都在宋代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矿冶业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因此，研究宋代的矿冶业，探讨其发展特点及分布情况，分析在宋代这一特定社会背景下，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科技因素在矿冶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于繁荣经济史的研究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也正是本文立意之所在
　　于宋代矿冶业，学术界己多有涉及。研究论文汗牛充栋，相关著作亦不鲜见。这些成果，勾画了宋代矿冶业发展的大致轮廓，澄清了其中不少关键问题，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现有的研究多系从专门史角度着眼，将矿冶业的发展与社会的政治条件、经济背景及科技发展水平结合起来进行探讨的成果，则比较少见。
　　太祖太宗在位时期，天下渐趋稳定，北方边患尚不严重，虽然也还时有战争发生，但整体来说，军备压力不大，因而他们相继采取了堰武修文、精兵简政的政策。
　　由此可见，太祖太宗统治时期，宋朝所养军队人数相应较少，这使得国家财政所受到的军备压力还不算大。
　　另一方面，因为赵匡胤、赵光义兄弟是从平民出身当的皇帝，知道民间疾苦，所以比较注意压缩政府机构，打击贪官污吏，控制财政开支，减轻民众负担。
　　但过去这种做法只限于局部地区，很难改变整个矿冶业的生产面貌，而且还存在人亡政息的可能。所以听民自采之法虽然不是熙宁时期首创的，但王安石变法的重要作用在于把它制成法令，定为制度，明文公布于众，责令天下普遍遵依。
　　到宋徽宗时，虽然边患频仍，但徽宗仍沉酒于享乐，对内大兴摇役。天下纷纷都在应付他的花石纲，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集中大量人力开凿矿山。采矿人数的锐减，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矿冶产量的下降。
　　边防压力不大，内部财政开支又比较节俭，这就使得钱币流通不象后来那样紧张，兵器的铸造也不是特别迫切，因此北宋初期对矿冶生产并不十分在意。
　　但到了后来，北宋政府财政紧张，不得不借助于交子等类金属货币的代用品，这导致交子的发行范围扩大，发行量增加。发行量增加了，管理却比较混乱。
　　价格上涨了，但官府却仍然按照旧价收购矿工采炼出来的矿产，开矿成了一件无利可图的事情。因此，除了被强迫征调的以外，许多人都不愿意从事采矿事业而纷纷逃离。釜底抽薪，宋代的矿冶产量想不下降都不可能。
　　为了从军事上对付金人，必须征调壮丁，而南宋的防线又相当长，被征调的壮丁人数十分可观，这必然会使官营和私营的坑冶监坊在采炼人数上受到较大影响。再加上南宋初年，江淮一带两次遭受战火的摧残，生产受到了很大的破坏。此后，在宋、金的边境一带不断发生战争，当然生产也受到影响。
　　采银从传统的岭南地区向北发展到福建北宋时、浙江南宋时，不仅打破了岭南独占金银生产的局面，同时随着时间的进展，有逐渐北移的趋势。这种趋势是从北宋时开始的。
　　北宋时，虽然在西北一些地区出现了铜冶，但铜冶的重心仍在长江以南，特别以饶、信二州的产量为最高。这两地长期是铜的主要产地，显然是富铜矿山。
　　北宋时，煤主要产于陕西、河北、东、山西。其中，磁、相、徐、泽四州，既是煤矿中心，也是铁冶中心，说明铁冶的发展和煤的生产关系很密切。
　　在对矿冶业的管理上，宋代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首先是建立比较完善的管理体制。宋代矿冶机构有监、务、场、冶等名目，管理体制比前代更为完善。其中，监是宋代针对矿冶的管理而专门划分的政区，它分为两级，有下统县而上隶于路的，也有分隶于府州而与县同级的。一般说来，采矿、冶炼场是联营的，所得产物则多运往钱监或其他冶铸所，供其应用。宋代矿冶场所及钱监之众之广，远胜于唐代，所以机构的设置，也要更完备些。
　　在建立了完备的管理机构之后，宋代还采取了严格的管理措施。北宋官营矿冶业有四监、十二冶、二十务、二十五场。《宋会要辑稿食货》记官营铜矿管理模式，其中提到官员要逐日登记下矿人数，采矿、磨矿篓数，淘洗和入炉熔炼净矿肉斤数，管理极苛严。福建邵武军归化金场有税额而无坑井，有的工匠因无力纳贡而自勿。这表明当时官方的管理制度是相当严苛的。
　　当然，宋王朝是一个封建专制王朝，统治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皇位更迭，不同的帝王有不同的主张，这就难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即使同一个帝王，也会因其喜好无常而朝令夕改，或为取悦臣下而置法令于不顾，从而造成管理上的混乱。
　　再如，为了加速矿冶业的发展，避免官营矿冶业的腐败对生产的阻碍，宋王朝曾被迫采取过豪户请佃、业主开采等经营方式，使得民营坑冶有较大发展。
　　总体说来，宋代对矿冶业的管理较前代更为完备和严格，也卓有成效。但由于封建制度本身的原因，这种管理也带有浓厚的封建特征，其出发点完全着眼于宋王朝本身的利益，一些政策法规本身也不够完善，这是应予指出的。
　　矿冶技术包括采矿和冶炼两方面的技术。宋代的矿冶技术较之前代有较大提高。黄盛璋先生认为，这种提高是促进宋代矿冶生产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此说自然有理。不过，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单向的，技术的进步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而政府对生产发展的大力推进，反过来又会促进技术的进步。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冶矿需要燃料。在古代社会条件下，煤当然是最好的冶矿燃料。《考古》杂志年第期登载的对河南省鹤壁市宋代煤矿遗址的介绍，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宋代采煤技术水平的现场。
　　据介绍，该遗址中的竖井为圆形，直径约为2。5米，井筒深约46米，巷道高2。1米，宽2米。巷道的两壁凿有许多拱型平底小完，估计应是放矿灯以供照明之用的。整个遗址有巷道四条，全长约500米，自井口向东、西、南三面伸延，并通向八个采煤区。布局非常合理。
　　由于该地的岩层和煤层都比较紧实，因此巷道和采煤区内均未发现有承托顶板的物体。遗址中有专用的排水井，以辘护提运。有的地方还将矿坑水引入采空区，以减少提运矿坑水的工作量。
　　在冶炼技术方面，宋代也有颇多值得一提之处。
　　冶矿首先取决于炉的结构和设备条件。宋代又称炼铁炉为蒸矿炉，该名称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是在北宋，所谓邢州名山县蒸矿炉三所，熙宁六年置，就提到了这一名称。之所以叫做蒸矿炉，大概是取其蒸石取铁之意。综合各种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宋代的炼铁炉己基本定型，多是竖炉，以圆形截面为主。小型炼铁炉内径约米，大型的可达米左右，炉高一般不超过米，炉容从立方米到约立方米不等。应予指出的是，宋代炼铁竖炉的内形已接近现代高炉，具有炉腹角和炉身角，成为两端紧束、中间放宽的腰鼓状。这种炉型上口小而下部炉膛大，能使炉料顺行，避免悬料事故。炉子下部收口，使热量集中，有利于炉气合理分布，熔铁效果更好。同时，炉子的内衬还使用了耐火材料，这可以改善炉况，延长炉龄。总体来说，宋代的炼铁竖炉采用的新技术是对竖炉发展的重大改进。
　　冶铁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炉温的提高，而炉温的提高有赖于鼓风设备。在宋代，冶金用鼓风器出现了一次历史性的重大变革。这是值得一提的。
　　活门式木风箱的出现，是在宋代。前引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所述之行炉，即附有这种风箱，当时的人们称其为风扇。从该书所绘之图形来看，该风箱外形为梯形，前面装有可绕上边之轴摆动的木盖板，木盖板与箱外的木杆相连，盖板内有两个小孔是进气阀门。木箱与风管连接处也有一个阀门，是出风口阀门。
　　宋代，煤、蒸矿炉、木风箱广泛应用于冶铁之后，铁的产量有很大提高。其他矿冶生产虽然情况不尽相同，冶炉结构也不一样，但煤与木风箱对这些冶炼都是适用的。
　　正是在这些认识发展的基础上，大约在五代时期，胆水炼铜开始进入实用阶段。而到了宋代，这种工艺更发展到了大规模应用的阶段。
　　胆铜浸铜法的推广对于铜产量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
　　绍圣年间，铅山场最初用浸铜法，收铜数十万斤。北宋晚期改用胆土淋铜，常常募集十几万人，生产铜、铅千百万斤。据崇宁五年中书省统计，胆铜岁收约占铜总额的1525左右。南宋时，北方土地丢失，铜矿产地只剩下南方，胆铜一度占铜总额的85，为黄铜的7倍。由此可见，水法炼铜在宋代矿冶业中的确具有重要地位。
　　水法炼铜在宋代能得到大发展，主要还是由于技术的进步。宋代的水法炼铜在工艺流程方面己臻成熟，对此，《宋会要辑稿》、《大冶赋》等文献均有所记述，而《大冶赋》的记述更为系统和完备，其中有一些是其他文献所未载或更为充实的。
　　宋代矿冶技术另值得一提的成就是灰吹炼银法的应用。灰吹法是古代炼银过程中分离银铅的方法。由于银矿的品位通常很低，冶炼困难，因此古代炼银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在银矿石中加入铅，利用银铅互溶的特点炼出含银的铅第二步是用灰吹法分离银铅，即吹以空气，使铅氧化入灰中而留下银。
　　我国灰吹炼银法起源时间很早。从考古实物分析的角度，江苏高邮天山汉墓出土过一根银答，对该银答所做的科学分析表明，其中含有少量的铅，这说明当时可能已采用灰吹工艺提银，因为灰吹过程进行得不彻底，故银譬中遗有少量的铅。
　　总体来说，宋代矿冶生产比前代有较大发展，突出表现在主要矿冶产额大幅度增加、矿冶点增多、矿冶技术有所创新或推广、新产品的出现和广泛利用等几个方面。其中尤以产量的提高和矿冶点的增多比较突出。当然，终宋代之世，矿冶产量的升降、矿冶点的兴废，变化都很大。但无论如何，宋代矿冶业在整个矿冶发展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这是没有异议的。
　　宋代矿冶生产之所以产额高、产地多、发展快，首先是由于人们在开发和利用自然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其次是由于矿冶及其相关的技术的发明创造和改进，再其次是由于一些矿冶制度的建立，例如由民承买制度、监坊的奖惩制度等。
　　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也是不可忽略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管理的随意性和混乱，监坊官吏的剥削，定额和中卖价格定得不合理，乡保法等，也起到了抑制、束缚的作用。我们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宋代矿冶生产发展的原因、过程、规律，做多方面考察、进行全面分析，才能得到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