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武将经商普遍存在，那么宋代武将经商有何特点？

　　唐末五代时期，藩镇势力拥兵自重，军阀为了增强自身的建设，普遍开展经商以扩大财源。
　　在有关宋代官员经商的历史记载中可以发现，宋代官僚集团，在参与商业经营活动时有诸多共性呈现，将宋代官僚集团分为武将群体和文官群体来看，二者在参与经商活动时的差异性也很明显，这些差异性，也正反应了宋代武将群体经商活动的特殊性。武将经商活动规模庞大
　　在宋代，参与经商的官员受职务所限，必然无法在商业运营的全过程中亲力亲为，将经商的事项，交付他人是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文官和武将都是如此。
　　乾德四年五月，太祖曾下诏禁止官员在自己管辖范围内擅自经商：自今其勿复令部曲主掌事务，及于部内贸易，与民争利。违者论如律。
　　至道元年三月，太宗又下诏禁止文武官僚遣亲信于化外贩鬻，这两道诏令中的令部曲主掌事务，遣亲信于化外贩鬻可窥见委托代理人进行贸易是官员经商时的普遍模式。
　　文官经最常见的委托对象是僚属、仆从、家人、民间商贾。
　　宰相赵普遣亲吏诣市屋材，赵普在秦、陇二地贩运木材时派遣的人员是其亲吏。
　　真宗时期，身兼市舶使的广州知州张鉴委托对象商贾替自己走私海外，以资付海贾，往来贸市。丁谓被贬到崖州后雇佣一海外贩夫，辄与数百络任其货易以博取厚利。
　　仁宗朝，新知江州、刑部郎中萧固在桂州任职期间差遣僚属长途贩运，令部吏市女口及差指挥入两浙，商贩私物。苏辙在论蜀茶五害状中称臣访闻陆师阂，去年自成都府移治永兴，仍取成都供给，有本府衙前杨日新者为之卖酒。陆师阂指派衙中当差的杨日新为自己卖酒。
　　对比文官，武将掌握兵权，有军中士兵可供调度，在劳动力的使用上，具有触手可及的便利。
　　仁宗朝，庆历四年二月，滕宗谅差兵士百八十七人，以驴车四十辆，载茶三百余笼出引，逐处不得收税。在提及北宋时期武将经营商业活动的历史资料中，这是信息最详尽的一条记录，从百余人，四十辆车，三百余笼货物的记载可知，滕宗谅组织的这场贩茶贸易规模之大，远远超出了前文中委托数名僚属、仆从、家人、商贾的文官经商时的组织。
　　神宗朝，保州有将领组织军人烧炭、卖炭，诸路州军多差兵级营置杂物，所差兵士打柴烧炭，不任重役，往往投贼。兼先有保州烧炭，军员以纳课不充逃走。从军人不堪劳役、无力纳课可知，将领将这些军人组织成生产队伍，分配劳动任务和赢利指标，烧炭卖炭俨然已是军中成体系的产业。
　　相比北宋，南宋的边境之患更加严重，武将在朝廷的地位大大拔高，武将集团的迅速崛起，使武将行事更高调张扬，随之带来武将经商规模的膨胀。
　　宋代，盐、酒作为受众群体广泛的国家禁榷品，商业利润极为丰厚。
　　也是武将组织贩卖活动时最常见的物资。
　　南宋武将利用军队中有大量劳动力的特殊性，从事走私贩卖盐酒等活动，其阵势之猖獗，民间尽知。
　　以致百姓都打着军方旗号，大肆贩盐。
　　此外还出现了百姓依籍军兵声势私贩，军人、百姓结集徒众买私盐的军民勾结卖盐现象。
　　可见军队平日里贩卖私盐时集体出动，阵势逼人，在民间影响极大，以至百姓中有不法者贩盐时，以冒充军队为策略。
　　因此，两宋的文官经商时多以委托僚属、仆从、家人、民间商贾若干名为主要经营模式，而武将动辄调度百余人乃至八千人参与经商活动，规模之巨，文官力不能及。武将经商活动呈现常态化
　　在宋代，文官对于从商的态度各有不同，有文官希望成为商业经营者，从而获得更多的利益回报，也有文官保持清廉的态度，拒绝从事商业经营活动。
　　但宋代文官不管是否有意参与商业经营活动，都很难形成规模化、集体化的行为。因为文官在当时受政府管制、道德批判等压力过大，所以不少文官在从事商业经营时，都会三思而后行。
　　不过，宋代的武将却与文官群体不同，在当时，武将成为商业经营者已成为常态化。
　　宝元年间，元昊公开叛宋后，宋廷对西夏用兵多年，与辽国之间的形势同样紧张。
　　战事的频发导致用兵需求量激增，宋廷大量招兵，军费开销陡然增多。
　　为缓解财政压力，政府分拨专门的回图贸易资金给将领，任其组织商业活动获取收益，并且这项专门款项有逐年增额之势。
　　由此激发了边境将领们，商业贸易的规模激增。
　　军队在这些贸易中获利丰厚，所得利润可达本钱的数倍。
　　嘉祐三年初，朝廷因考虑到边事久宁，曾一度对武将的经营活动叫停。
　　但在大量戍兵且军士衣食缺口严重的现实压力下，宋廷还是不得不复用旧法，出资给武将经营，助其牟利以贴补军用。
　　嘉祐三年初朝廷发布停止沿边各路回易的诏令，同年十月便下拨河东转运司绸绢十万助籴军储。
　　反映了在各军经费不足的窘境下，赡养军队是武将经营牟利的合理由头，朝廷即便有心整治也无可奈何。
　　纵观仁宗朝，军队营利性经营活动十分活跃，这是由战事增多直接导致的。
　　高宗南渡初期，武将经商活动的活跃度可谓达到两宋间的顶峰。
　　岳飞、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吴玠与吴璘兄弟、刘锜等各家军营皆赡军回易，具体事例在前文中已有提及。
　　绍兴十一年，韩世忠在被罢兵权时，其军中财产陈列如下：回易利息及收簇趱积军须现在钱一百万贯，耕种并樁管米九十万石，在镇江府、扬州、楚州、真州及高邮县、江口镇、瓜州镇有正赐公使酒库、回易酒库、激赏酒库等共十五处。
　　可以看到，杭州城里军士酿酒、贩酒，民众和官府都习以为常，这一情景已融入杭州河岸的日常景象中，与寻常商贾买卖骈集无异，成为城市背景的一部分。
　　对比文官经商时动辄引发同僚抨击、民间非议，经商行为在武将群体中已成定式，不足为道。
　　相比普通民众经商，官员参与商业活动本身占据着常人无法比拟的优势。
　　在官僚集团中，相比文官，武将以国家资本为资金来源，以军中兵士为劳动力，占据更广阔的发挥空间，且在法律约束和公议舆论两方面，都享有更宽松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