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个新王朝的初期都会面临大量无人开垦的土地，荒田的开垦是每个新王朝建立时面对的首要经济任务。具体到北宋，经历了唐中后期及五代的攻伐战乱，经济不断被蹂躏，经济重建显的尤为重要。 荒田是指未被开发利用，纳入社会生产体系的土地。赵冈先生曾对荒田做过详细的解释，并将荒田分为两种，其一为边陲地区之处女地，称为＂生荒＂或＂原荒＂；另一种是原为农业区原为农业区之熟地，但因战乱及天灾，原业主死亡或离乡逃亡，留下田地无人耕种，称为＂抛荒＂。 垦荒，即＂开垦荒地＂的简称。一般而言，未经开垦的荒田是属于国家所有，因此垦荒的过程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 其一，垦荒是国家土地私有或者民有化的过程； 其二，垦荒也是将荒芜的土地纳入社会生产体系之内使之成为生产资料的过程。本文所言垦荒主要为以农民为参与主体的垦荒，不包括以政府为主体的屯田等其他形式的垦荒。 在农业社会中，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开垦荒田的重要性。因此对于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几乎是帝制时期统治者面临的最重大的经济问题。 宋廷如何将大量的荒地组织民众开垦出来便成为一个问题。同时，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荒田的开垦也就成为农耕经济时代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因此对于荒田开发也就是对经济增量的分配，而垦荒的基本完成则意味着社会对于经济增量的争夺变为对于经济存量的争夺。所以，宋代荒田及其垦辟便成为观察宋代经济以及宋代社会的一个视角。 土地制度的研究作为上个世纪史学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有关宋代土地研究成果极其丰厚。进入21世纪，土地制度的研究热度有所减弱，但仍然不乏经典力作。 垦田面积是了解宋代土地制度的一个基本要素。北宋时期垦田面积地增长是伴随着垦田运动的进行不断推进的。近年来，随着学科交叉的不断发展，更多的理论与方法被引入史学研究，宋代垦田面积地估算也出现了更多的的路径。 宋承五代之后，面对大量荒田，开辟荒田、增加生产成为开国以来一贯的国策。并认为大量的流民是影响垦荒重要原因，出现流民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为天灾；其二为严苛的徭役和沉重的赋税。 请射制度是土地由国家掌握的无主荒地变为民有土地的制度规定。对于北宋时期请射制度的研究关注点多在＂唐宋变革论＂的视角。对于请射制度的具体实施政策的考证较为缺乏。 综上所述，尽管对于宋代土地问题的研究硕果累累，但是对于宋代荒田的研究并不系统，各家在论证相关问题时虽有涉及，但是之间很少有承接与交流。这就导致了对于北宋时期的荒田研究呈现点状或者块状分布，而没有形成完整的研究脉络。 其原因主要大致有两点，其一对于北宋时期荒田的重视程度不够，没有意识到荒田的开垦对于宋代社会经济的重要意义；其二，由于史料的缺乏，很难对北宋各个时期的垦田面积进行切实的考证，因而很难对宋代垦田面积地增长趋势形成整体性的把握。 北宋前期，垦田是宋朝政府面对的最重要的经济工作，荒田的垦辟是北宋社会经济最重要的发展动力。在北宋前期，垦田面积增长较快，但是大致到仁宗末期，最晚到英宗时期，宋廷基本完成了对于荒田的垦辟。 对于北宋时期垦田面积的记载主要存在于《宋史·食货志》和《文献通考》中，但是记载混杂，且并没有说明统计土地数目的统计口径。 关于北宋时期垦田面积的统计口径应该分为三个层次，其一为实际垦田面积，即整个社会实际开垦的土地面积；其二为册载垦田面积，即北宋政府掌握的垦田面积，为去除了隐田的面积；除此之外，还应该有第三个层次，北宋政府有在垦田中对免除赋税的土地，还有对于官户等的赋役免除，因此税地面积要远远小于册载垦田面积。 首先，我们要区分《三朝国史》与《会计录》所记数字的区别，其分别为哪一统计口径下垦田面积。由于宋代隐田的大量存在，这两个数据肯定不是实际垦田面积。 《宋史》转录《三朝国史》中的数字更为详细，具体到亩，故肯定存在统计基础。而《会计录》所记数字更为粗略，以万顷为单位。这说明《三朝国史》中所记开宝末、至道二年及天禧五年垦田面积应是有根据的，而不是通过推算而来，为比较可靠的垦田面积记录。 景德、皇祐及治平三个年份的《会计录》应为税地的面积。《会计录》的编撰是为了核算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支出，故《会计录》中的垦田面积应为纳税的垦田垦田面积，而不包括免税的垦田的面积。 另外，《会计录》中所记数字应为实际记载数字，而不是根据赋税收入推算的数字。 此次＂均田＂，赋税的收入有所增加，而垦田之数未变。这是因为北宋时期不同地色的税率并不一样，肥沃的土地税率高，贫瘠的土地税率低。 由此可知，仁宗的＂均田＂并不是平均土地，而是＂均税＂，＂均田＂时所依据的为《景德会计录》和《皇祐会计录》的垦田面积为税地的数字。＂均田＂的背景即为垦田之数增加而赋税减少，若《会计录》数据由赋税推算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故《会计录》所记税地面积并非推算而来。 自五代以来，由于战争破坏，人民流徙，一直存在着大量未开垦的土地。自宋初到仁宗前期，宋朝版域内仍然存在大量未经开垦的荒土。但是至仁宗嘉祐五年后，宋人关于荒田的言论则很少再出现。 北宋时期大约在仁宗中后期，最晚至英宗时期，垦荒基本完成。荒田垦辟的基本完成并不意味着全部耕地纳入社会生产体系，由于赋税过重等问题依然存在抛荒问题，依然会存在荒田。荒田垦辟的基本完成只是意味着在北宋政权范围内的荒田大部分已经被开垦完毕。 至治平中，北宋荒田的垦辟基本完成之前，北宋的荒田的面积是不断减少的。由此可以得出，北宋政府在治理荒田的措施得到了很大的成效，使得北宋垦田面积不断增加。在小农经济社会，农业是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在没有大的技术进步的背景下，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即为垦田面积的增长。所以，北宋时期垦田面积达到最高点——垦荒的基本完成——也就意味着北宋社会由经济增量时代进入经济存量时代，这必然对北宋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北宋时期存在荒田的原因有很多，既有社会原因也有自然因素的影响。国家政权的不稳定性是导致宋代初期存在大量荒田最根本的原因。国家是制度最大的供给者，所以国家政权的稳定性决定了制度的稳定性。 土地作为作为一种不动产，其产权的执行是通过土地契约来实现的。契约履行的背后是国家机器作为暴力机构的正常运转。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是国家对私人产权尊重的可信承诺。度安排的发展才是主要的改善生产效率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历史原因。更为有效的经济组织的发展，其作用如同技术发展对于西方世界增长所起的作用那样同等重要。 因此，只有政权的稳定性才能够保证农民的土地产权是可持续的。在农业技术并没有大的突破的时候，国家及制度的稳定性是决定土地开垦数量不断增加的根本原因。 在乱世，国家政权通常不会采取经营性的策略，而是采取掠夺策略。掠夺的国家将规定一套产权使当权集团的岁入最大化，而不顾它对整个社会有什么影响。 五代以来，更是王朝更迭，多次易姓。在这种情况下，私有产权得不到充分的保障，农户不会增加其固定资产的投资。在五代至宋初这一时期中，王朝更易导致对民户掠夺的事件时有发生。这表明在唐中后期以后，农民的私有财产产权得不到有效的政府保护。 开垦或购买土地是需要成本的，而由于政权的不稳定性，使得持有土地的风险增加。一旦发生政府抢劫民户，农民开垦或够买土地的成本将直接变成损失，并且付出的成本越多，其损失越大。农民所拥有的财产甚至会成为招致灾难的原因。 这种情况下，有足够生产资料的农户也不会选择开垦荒地，甚至逃移。这造成了整个社会都没有意愿通过开垦荒地积累剩余产品，也就进一步使得农户没有足够生产资料开垦荒地。国家政权的不稳定，并由此导致的制度的不稳定性，不能对农民的垦荒产出形成强有力的保护，即由于制度的不稳定性使当时的生产力没能得到最大水平的开发是宋初存在大量垦田最根本的原因。 劳动力人口缺乏是宋代初期影响垦荒的一个重要原因。宋初经过战乱之后，人口锐减，造成劳动力不足。动力人口是土地开垦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之一，很多学者也将宋代垦田数量增长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人口的增长。 由此可以得出，垦田面积的增长与户数的增长具有较强相关性。但是这种相关性并不能代表人口的增长是垦田面积增长的根本原因，因为一方面人口的增长推动垦田面积的增长，同时垦田面积的增长意味着粮食产出的增加，促进人口的增长。垦田面积的增长和劳动力人口的增长是互为因果的关系，而人口的增长和垦田面积的增长都是建立在具有稳定的制度以及对于产权保护的基础上的，因此制度的稳定性才是推动垦田面积增长的根本原因。 过高的赋税使农民开垦荒地的收益预期降低，从而挫败他们垦荒的积极性。垦荒政策还面临着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的矛盾。从长远来看，北宋政府需要不断增加垦田面积以不断增加税基，增加税收收入；但是现实巨大的财政压力又使得北宋政府不断增加赋税，赋税的增加又必然使农民垦荒的积极性减退。 民税负的增加也意味着农民实际收入的减少，使得农民无法形成资本积累或者资本积累的减少。荒田的开垦是需要大量资本的投入，农民没有资本积累或者资本积累的较少又必然导致无力开垦荒田，或者积累周期的变长。这也必然导致了垦田效率的下降。 综上所述，由于北宋政府财政压力不断增大，必然会增加税收以缓解财政压力，而税收的增加使农民负担的加重。农民负担的加重又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农民开垦荒田的积极性降低，二是农民为开垦荒地积累资本的周期变长。过高的赋税和差役压力使得农民没有垦荒的积极性。这也就导致了垦田与抛荒的并发的矛盾现象。 北宋初期的垦田面积明显远远低于10亿宋亩这个数字，也就是北宋初期存在着大量的尚未开垦的荒地。造成存在数额巨大的荒田的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乱世政府具有劫掠性，无法形成对百姓土地产权的保护。其次还存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利益的不一致性、劳动力人口要素的缺乏、以及客观的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面对大量的荒田北宋政府也采取了诸多的措施来促进垦荒，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最晚至宋仁宗末期北宋的荒田开垦基本已经完成。北宋政府开垦荒田的措施主要有蠲免赋税，招复流民；确认农民的土地产权，并进行较为有效的保护；加快逃田的流转；促进土地与各类生产资料的结合等等。 北宋时期的各种改革——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与北宋荒田开垦的基本完成在时间上非常相近；从社会层面，这个时期社会竞争也从以宗族为中心转变为以家族为中心，表明了社会竞争强度的进一步加剧。这其间必然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具体的演变逻辑及演变过程本文中并未涉及，去教于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