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谈元代江淮诸路御讲

　　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设立于江淮诸路的＂御讲＂,是一种具有官方背景的佛典讲席。
　　元代江淮诸路御讲在职能上与金代设于各地三学寺内的＂官讲＂有相似之处,但在具体的建置上则有较大的差异。
　　元代的御讲多设于南方旧有的名山名刹之中,且由精研唯识学的僧人奉诏出任讲主，目前可考的元代御讲共12处,分布在元初江淮、江西及福建三行省内。
　　随着江淮诸路御讲的设立,唯识学在南中国的传播范围得到扩大,一批出身南方的唯识学僧人也逐渐成长起来,为明代唯识学在江南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竺沙雅章是最早讨论元代御讲问题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元世祖设立御讲之目的在于加强对江南佛教的统治,改变江南的教风,并通过弘布原本只盛行于华北的＂慈恩宗＂,抑制在江南佛教界中占有特权地位的禅宗势力。
　　但其并未对＂后世祖时代＂的御讲发展情况加以讨论,甚至认为＂御讲所存续至何时已难以明瞭＂。
　　到目前为止,中外学界对于元代江淮诸路御讲的讨论都是碎片化且不够深入,尚未见有较为系统的专题研究。
　　金代的＂官讲＂与元代的＂御讲＂
　　南朝时梁武帝即曾受太子萧纲等请,于同泰寺＂御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等佛典。但此处＂御讲＂指皇帝亲自讲经,显然有别于所谓的选派教僧开设的元代＂御讲＂。
　　元朝在江淮诸路设置的＂御讲＂又称为＂官讲＂，＂官讲＂之称,至晚可追溯到金代。
　　辽代在三学寺内演法的讲僧主要通过一地之义学僧人推举产生，尽管辽代的三学寺讲席尚未见有＂官讲＂之称,但从正慧大师＂受宣＂为三学经主看来,至少在辽末已有部分僧人由官方任命为三学寺讲僧。
　　金承辽制,仍于各地设三学寺,更采用差官试经的方式选任讲僧，＂官讲＂显然指其在三学寺内所开讲席。
　　但相较于辽代,金代三学寺除其讲僧多由官方选任外,更兼具祝圣护国之使命,与朝廷的关系更为密切,是故有＂官讲＂之称。
　　蒙古灭金,仍袭辽金故制,在各地设置官讲，北方的官讲又称为＂三学讲＂或＂三学官讲＂,从名称上看,元初三学官讲和金代的三学寺官讲应有某种制度上的联系。
　　限于史料,元代北方官讲的情况不得详考,但元代南方官讲(即御讲)与金代官讲间已有显著的差异。
　　首先,元世祖在南方设立官讲时,并未仿照金代建立三学寺,而是令僧人即旧有的名山名刹开演法席。元代南方的官讲与三学寺的设置没有直接联系,故未见有被称为＂三学讲＂或＂三学官讲＂的例子。
　　其次,元代南方的官讲又称为＂御讲＂,且不同于辽金三学寺内分设经、律、论讲席,元代御讲中似只设有一位总领性的＂讲主＂作为主僧,地位与一般寺院中的住持相当。
　　这一制度在世祖朝以后仍长期存续,譬如临江路大天宁寺御讲,直到元末兵乱之前,历代讲主＂俱奉玺书住持＂。
　　最后，不同于金代采用试经的方式选拔官讲讲僧,元代主要通过高僧举荐与官方任命相结合的方式选任江淮诸路御讲的讲主。元代江淮诸路御讲钩沉
　　关于元代江淮诸路御讲的总数,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为36处(或称选派教僧36人),一说为30处(或称选派教僧30人),但究竟哪一种说法为确,仅根据现有的史料无法做出肯定的回答。
　　元世祖决定设立御讲之后,＂求其宗(即慈恩宗—引者)之经明行修者分主之＂,江淮诸路御讲与＂慈恩宗＂的密切关系由此可见。
　　元人对于＂慈恩宗＂的定义,大抵是从其学说特征入手的,如《佛祖历代通载》称:＂穷万有之数,昭一性之玄,有空殊致而同归乎中道者,为慈恩宗。＂
　　且元代的＂慈恩宗＂颇受永明延寿《宗镜录》之影响,主张性相融通,而在教义上已与唐代僧人玄奘开创的慈恩宗相去甚远了。
　　将元代文献中所谓 的＂慈恩宗＂理  解为以唯识学为核心的学说、学派,而将所谓＂慈恩宗＂僧人视作为精研唯识学的僧人,应当没有太大问题。
　　除前文已述及之＂精究慈恩相宗＂的吉祥普喜、＂传慈恩之教＂的云岩志德以及＂所讲以《唯识论》为宗＂的灵岩泉公等初开御讲的僧人外,元中后期出任御讲讲主的僧人亦多为专研或兼习唯识之学者。
　　除了临安、建康等少数几处寺院外,南宋境内几乎没有传播与传承唯识学的僧人与寺院。而随着元初以弘传＂慈恩之学＂为目的的御讲设立,唯识学在南方的传播范围明显扩大,也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
　　世祖命＂慈恩宗＂僧人到南方设立御讲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广训徒＂,而初开御讲的僧人确也重视门庭的建设。
　　如天禧寺御讲讲主云岩志德,＂以律绳其徒,令先自谨饬,出止坐起有常度＂。又如临江路大天宁寺御讲第二任讲主住山可公,＂创立教规,师徒有则＂。
　　由于御讲讲主多为朝廷精心挑选的才能俱佳之人,保证了寺内唯识学传承的长期繁盛。程端礼不由感叹:＂慈恩宗旨,口传心悟,各有所就。几四十年,自朝至夕,寒暑不辍。……余以为佛氏日兴以盛,虽其为法善诱,其亦任事者得其人也。＂
　　御讲设立之后,一批江南本土出身的唯识学者也逐渐成长起来，其中一部分学行优异者甚至受到朝廷的认可,得以出主御讲。
　　据虞集《方山重修定林寺碑》记载,志德出任讲主,＂居数十年,学者日盛＂,圆寂后,＂嗣其讲者,则瓦官戒坛,东鲁儒公也。志乐闲退,委而去之。自方山来主其席,宣慈恩之教,沛然于是邦者,则退庵无公其人也。＂
　　其中退庵无公明确为＂宣慈恩之教＂者,而瓦官寺在南宋之时便是江南少有的几处弘传唯识学的寺院之一,出身瓦官寺的东鲁儒公也应当有唯识学背景。
　　另据《补续高僧传》记载:＂法祯字蒙隐,雪磵其号也。……事退庵无公大讲师落发。十七入讲肆,通经论大旨。开官讲于建邺,声华夺席。＂知法祯亦曾师事退庵无公,唯识学知识应当是其＂开官讲于建邺＂时的重要内容。
　　元末天下大乱,政令不通,在一些御讲中改由地方政府自行任命本地唯识学僧充任讲主，元末战乱之中,江淮诸路御讲多未能逃过元末兵燹的破坏。
　　此外在元代设有御讲的寿宁万岁寺、护国永隆资寿寺等亦有明初重建的记载,但更多的御讲可能彻底消失在战乱之中，今仍有近三分之二的元代御讲不见于载籍,殆与此有关。
　　但这并不意味着唯识学在江南的传承就此全然断绝,诸如兴化路僧澈庵一理就在得法于梅峰寺之后出住他寺，或将唯识学之法脉带到了官讲所之外。
　　而受学于御讲者也有不少寺外僧俗,如智延开演御讲时,＂硕儒魁士或欲预闻至道,必为之彻去藩篱,而开示以佛之境界,率皆生信而赞咏焉＂。
　　庆元路御讲,＂岁收诸寺讲粮米一千六百石＂,是亦有他寺之僧人前来听习,这些学者亦完全可能成为弘传唯识学的重要人物。
　　据释《龙兴路南昌县印土寺记》记载,印土寺在元代为禅门临济宗禅寺,＂印土之徒能世其美,又欲如云峰、灵源传道以荷吾宗(即临济宗—引者)＂,然其寺住持绍经之徒永宁＂博通经论,为慈恩宗讲主＂。永宁或曾受学于当地御讲(即龙兴路观音寺御讲),最终得以成为＂慈恩宗讲主＂。
　　明初南京仍有部分兼习唯识学的僧人,如永乐年间天界寺住持慧进曾因＂究通华严宗旨,旁达《唯识》《百法》诸论＂而受到成祖的厚遇,时称＂法主＂。
　　圣严法师指出,＂单从人数而言,明末的唯识风潮,远盛于唐代＂,而明末弘扬唯识之学者绝大多数活跃于江南。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局面的出现与元代以来唯识学在南方长期的传承与积淀是分不开的。
　　参考文献：
　　①[元]释大祈撰:《蒲室集》卷12。
　　②[日]竺沙雅章:《元朝の江南支配と白雲宗》,
　　③[日]野口善敬:《元代の禅宗と教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