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辽东沿海地区的局势，及其毛文龙的东江镇开设和海上活动

　　明末在明一后金的战争游涡中辽东地区产生了大批的难民。为了躲避战乱以及努尔哈齐的高压支配，辽民大规模地踏上了避难之路，且其数量急剧增加，这一问题在伴随战争进行的另一维度中成为明、后金、朝鲜之间的主要悬案。
　　一、辽民及岛民：辽东的人口流动
　　明末辽东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即为人口流动问题极为突出。明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全面且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既已出现，因此人口流动问题并非辽东地区所仅有，但辽东的人口流动是伴随着其作为军政地带基础的屯田体制的崩溃而发生的，这一现象则是辽东地区的特殊性所在。
　　总之对于明朝而言，确保连接山东至辽东的海上交通，不但可以在海上牵制后金西进，而且还可以在辽民涌入华北的途中对其进行阻截和收抚。同时为了阻止后金制服朝鲜并征发朝鲜水军自海上进攻中国，加强与朝鲜的联系亦显得尤为迫切。在此种情形下，控制了辽东一带诸岛且得到明朝和朝鲜支持的毛文龙集团成长为海上势力。
　　二、毛文龙的东江镇开设及海上活动
　　1。皮岛的东江镇
　　广宁巡抚王化贞麾下的练兵游击毛文龙于天启元年五月奉王化贞招致遗民恢复疆土之命，率部在从三岔河口（辽河的入海口）到鸭绿江口的辽东半岛沿海一带（所谓南四卫）开展军事活动。
　　当时毛文龙率领200多名水军（沙船4艘、军士197名、米500石）在海上活动，相继占领了辽东半岛沿海的猪岛、广鹿岛、给店岛、石城岛等岛屿。而且同年七月，袭击并夺取了位于后金后方、通往朝鲜的要冲镇江，并将镇江奇捷的胜报传回明廷进而一跃成名。
　　毛文龙利用皮岛地处明后金朝鲜三国势力交错地带的地理优势，运用巧妙的军事和外交策略求得生存，并且扩张了势力。其从朝鲜持续地获得各种军饷的补给，又大量收抚避难的辽民和军兵，力量得以壮大。即始甚单微，其后入据椴岛，声势日盛，奴贼不能无东顾之虞。如此，毛文龙联合朝鲜在背后对正在西进的后金构成威胁，正如史料所载虏亦疑其议后，不敢专意西向，形成了牵制后金的掎角之势。
　　2。掎角之势的真相
　　毛文龙的东江镇在拥有前述的地理和战略上的优势的同时亦有着根本性的局限。皮岛坐落在远离辽东明朝与后金主要战线的鸭绿江口，因此在明朝对后金的军事战略上其利用价值也愈发下降。后金占领辽东半岛并越过辽河西进以后，半岛南端的旅顺（金州）的战略价值凸显，对于辽东的全局防御也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因此明朝试图令毛文龙将东江镇移驻于此，然而毛文龙为了远离明朝的控制保存自身势力，从而维持自己的海上王国，加之驻屯皮岛更容易从朝鲜获取军需品，因而对移镇持消极和反对的立场。
　　毛文龙死后，其麾下的军队由他的副将陈继盛统辖分为四协，不久都司刘兴治杀死陈继盛发动叛乱，其后刘兴治又被张焘、沈世魁等所杀，如此岛军陷入持续的严重内讧之中。兵部尚书（梁廷栋）和登莱巡抚（孙元化）等举荐辽人出身的参将黄龙出任总兵官试图安定辽东一带的海上势力，然而这股海上势力的分裂情形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境地。
　　之后虽然对毛文龙的副将孔有德、耿仲明等人的兵力进行了重新配置，但由于给养不足等原因，他们于崇祯四年闰十一月在包括登州在内的山东半岛一带掀起了叛乱，并最终于崇祯六年五月投降清朝。其实在孔有德的军事实力当中，海军（船舶及操纵技术）的实力最为引人注目。
　　而毛文龙的另一个副将尚可喜也于崇祯七年正月向清朝投降。如此毛文龙海上势力的主力转投人了清朝一方，这对于清朝的军事实力，尤其是水军实力的提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海上商业活动
　　毛文龙在皮岛开设东江镇的意义，其不仅仅在于对明一朝鲜一后金之间外交及军事上的影响，而且还促兴了辽东沿海的海上商业活动。
　　皮岛位于明、朝鲜、后金三国的交错地带，在辽东陆路被阻断的情况下能够成为主要商业据点有其自身地理上的优势。
　　事实上皮岛及与其邻近的身弥岛自唐宋以来就是和新罗、高丽海上交通的必经之地。只是从实行海禁政策的明代开始，主要是通过陆路同朝鲜往来，直至十七世纪前半叶后金占领辽东陆路被阻断后海上交通才再次得以恢复。而至于说毛文龙的海上活动促成了海路的恢复，也并不为过。
　　然而当时海上贸易基本上是从属于海禁体制和战时状态的，毛文龙军队庇护下的皮岛边市的海上贸易也不例外，尤其是毛文龙死后东江镇的兵力遭到分解则更是如此。
　　崇祯六年孔有德等人发动叛乱其后又率领水军投降了清朝，这样的冲击使得明朝又重提强化海禁，崇祯六年兵部行移的稿本即载曰：朝鲜在经历丙子胡乱屈服于清朝之后，因担忧汉船继续往来于朝鲜沿海一带的现实情况引发清朝的疑心，故而亦下令禁止潜通商贾。
　　四、结语
　　明朝对毛文龙集团有如下三个方面的期待：招集安抚由陆路避难人关或涌入临近岛屿的辽民并确保制海权；阻断后金裹挟朝鲜进而从海路对明朝构成威胁的可能性，同时起到维持同朝鲜同盟关系的媒介作用；在背后牵制势如破竹般西进的后金势力，从而成为恢复辽东失地的先锋。
　　为不辜负这样的期待，毛文龙占领了辽东沿海一带的诸岛，并在海上招集避难辽民扩大自身的实力，也在背后牵制住了业已攻陷辽、沈正大举西进的后金，且以明朝和朝鲜之间的媒介自居。
　　结果因为辽东经略袁崇焕对毛文龙的欺瞒行为和跋扈作风深感厌恶和忧虑，故而对其给予了突然地斩除，毛文龙企图营建的海上王国也随之瓦解。
　　尽管清军并没有像明朝所忧虑的那样经由海路向山东、天津、淮南一带，甚至是沿大运河一线发起攻击，但从毛文龙死后其部下刘兴治对登州的攻击还有毛文龙的副将孔有德、耿仲明等人对登莱地区的攻击和对山东半岛一带的占领来看，明廷的担忧并非完全是杞人忧天。
　　清朝最终接收了毛文龙的海上势力且解除了东顾之忧，同时具备了足以用来掌控海上的军事力量，明末的海上势力最终却沦此结局。然而明将毛文龙征服了辽东南部之前几乎被荒弃的诸岛，并长时间活动在鸭绿江人海口的皮岛一带，这对于中国的海上活动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毋庸争辩的朝鲜属地皮岛在康熙年间的中国文献（《海国闻见录》）中提及中国沿海形势时，关于黄海东部末端一处对其所做的特别记录即是一有力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