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放开未婚生育登记并非鼓励未婚生子，不要误读

　　近年来，四川、广东、上海等地均放开了对未婚女性办理生育登记、申领生育保险的限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也有网友质疑：此举是否在鼓励未婚生子？
　　今年两会期间，南都记者专访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主任彭静。谈及上述热点话题，她直言，上述质疑是对政策的误解，法律此前就已规定无论是否要求办理生育登记，法律上对于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给予平等保护。此举是对女性生育本应享有权益的实质保护，并非鼓励未婚生育，更不会冲击婚姻法一夫一妻制。
　　谈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
　　对女性生育本应享有权益的实质保护，并非鼓励非婚先孕
　　南都：我们关注到，近年来，四川、广东、上海等地陆续放开了对未婚女性办理生育登记、申领生育保险的限制。你怎么看待这一政策改变？
　　彭静：完善生育登记制度，是实施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内在要求，是完善国家生育登记管理制度、健全覆盖全人群和全生育周期的人口监测体系的重要举措。
　　目前我国人口负增长问题日趋严重，而未婚生育现象客观存在，改革只承认婚内生育的规定，有助于释放生育力。
　　生育登记政策的调整也充分体现了生育政策的包容性，机会平等、福利普惠，更加尊重生育决策的自主性和生育状态的多样性，以政策的包容体现出生育友好的价值取向。
　　南都：也有网友认为，开放未婚女性办理生育登记限制，是在鼓励婚外生子，您怎么看？
　　彭静：这其实是理解的误区。一方面，一夫一妻制是受《婚姻法》保护的，我国禁止重婚行为，跟生育登记是两个概念，不能偷换混淆。另一方面，无论是否要求办理生育登记，法律上对于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给予平等保护。我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一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权利，任何组织与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这里的非婚生子女，包括非婚同居与婚外情所生下来的子女。该规定并非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后才有，而是在此之前就长期存在。
　　因此我认为，放开对未婚女性办理生育登记、申领生育保险的限制，是对女性生育本应享有权益的实质保护。并非鼓励非婚先孕、未婚生子，更不会冲击婚姻法一夫一妻制，不能断章取义，造成错误解读。
　　南都：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将就业性别歧视纳入劳动保障监察范围。据你观察，目前还可以从哪些方面保障生育后重回职场女性的就业公平？
　　彭静：我认为，可以从工作机制、处罚标准、税收制度、社会服务四个方面保障生育后重回职场女性的就业公平。
　　一是建议用人单位为女职工设立弹性工作机制，允许女职工以经济补偿性辞退、停薪留职、非全日制工作、远程办公等方式度过生育哺乳期（分娩后一年）；
　　二是明确处罚标准，可参考相关法律法规，对于有以性别为由拒绝录（聘）用妇女或者差别化地提高录（聘）用标准等相关情形的，最高可处五万元罚款。
　　三是建议国家出台鼓励用人单位雇佣女性的税收制度，当女性在职场进入到生育阶段，国家应通过减免企业所得税，由财政补贴生育女性的社保缴费等方式减轻企业负担。
　　四是提高生育类公共服务保障水平，探索托育服务补贴，通过公共财政为生育家庭的儿童托育等服务予以兜底，协调妇女家庭与工作的冲突。
　　谈反家暴公益诉讼
　　家暴行为认定难，检察机关应以支持起诉为主
　　南都：你曾经建议将反家暴纳入公益诉讼。从司法实践来看，普通公民起诉家暴存在哪些难点？
　　彭静：目前我国家庭暴力诉讼案件的难点主要在于：一是社会公众对家庭暴力认识不足，导致取证难。对于家庭暴力，社会公众的观念仍停留在家务纠纷层面上，因此律师向受害妇女亲朋、邻居乃至居委会工作人员取证时，他们往往含糊其词，甚至拒绝作证，造成取证困难，受害妇女权利难以保障。
　　二是公安人员缺乏社会性别观念，立案不及时，导致鉴定难。一些地方的派出所公安人员对家庭暴力案件不能及时立案侦查，不给受害人出具委托鉴定函。由于没有法医鉴定书，无法追究施暴者的刑事责任。
　　三是家庭暴力立法不完善，对家庭暴力行为认定难。目前我国没有针对家庭暴力的专门证据法规则，通常是适用普通案件的证据规则。而家庭暴力多发生在家庭内部，很少有目击证人，单凭受害人陈述又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给法院认定家庭暴力行为带来困难，使很多家庭暴力案件因缺乏证据无法立案。
　　南都：将反家暴纳入公益诉讼，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在哪？
　　彭静：我之所以赞同将反家暴纳入公益诉讼，是因为家庭暴力案件有时不仅仅是个人私事，而是各种社会公益的聚合，其公益性主要体现在和谐的家庭身份关系、婚姻家庭法秩序、未成年人保护等领域。
　　当前，家庭领域出现的各类案件，如家庭暴力、不当教育、故意伤害等行为经常发生，以往我们通常依赖于个人的私人救济予以解决，但一旦私人救济手段不足，且其他国家机关、组织怠于履行职责时，则需要国家机关予以介入。我认为，当家庭领域的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有必要由作为公益代表的检察机关介入到诉讼当中。
　　当然，我并不主张检察机关针对家庭暴力事件提起的公益诉讼越多越好，而是需遵循合法性、有限性和必要性原则。具体而言，坚持以公益性较强的家庭暴力案件为中心，非公益性家暴案件除外为原则；以支持起诉为主，公益诉讼为辅的原则；检察建议前置，公益诉讼后备的原则。
　　谈数据合规
　　应创新数据确权授权机制
　　南都：近年来，我国对个人信息安全、数据合规等提出更高要求，相关法律法规逐渐完善。据你观察，目前企业合规现状如何？
　　彭静：从我观察到的企业的合规现状来看，目前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方面，关注数据合规体系的企业类型有局限，大多数企业误认为数据合规只涉及互联网或科技企业，实际上《数据安全法》《个信息保护法》等很多规定也适用于几乎全部企业，比如所有企业都会涉及员工的个信息，很多实体性的企业也有电商平台，政府和国企也在不断提及数字化转型。虽然关注程度不同，但政府和企业都不可避免与数字化有关联，均应关注数据合规体系的建设问题。
　　另一方面，企业关注数据合规的体系性和长期性有待进一步加强。很多企业关注数据合规，或是因为相关热点事件，或是因为有监管要求。我们服务的很多企业要么缺乏对数据治理合规体系的认知，局限于隐私政策等较为微小的合规点位；要么是认为数据合规只是国家一时的强监管，不用长期应对。我认为，数据合规更应成为企业全面、长期及主动的治理安排。
　　南都：数据二十条从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方面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你认为应该如何落实？
　　彭静：一是要包容、支持创新数据交易合规监管模式，以数据交易场所自律监管为抓手，围绕建设全国统一的数据交易合规标准，以声明和承诺制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合规审核、认证数据交易负面清单等制度为基础，打造以数据交易场所主导、各监管部门备案认可的场内交易合规安全港，最终实现数据分类分级市场化流通交易。
　　二是要通过推进完善数据产权确权登记、合规认证、评估定价、收益分配、可信流通等基础制度，引导企业进入数据交易场所场内完成数据资产化全流程，进而促进政府部门与企业完善数据治理体系，压实数据治理责任。
　　三是要创新数据确权授权机制，加强数据要素流通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均衡保护数据来源者、数据持有者、数据处理者、数据经营者合法权益，维护数据要素市场公平竞争环境，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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