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爷

　　五爷其实就是我的爷爷，但全村我这一辈的都称他＂五爷＂，主要是因为爷爷在南北二门＂功＂字辈中，排行在第五的缘故。其实，他是本门小三门中二门的老大，名字叫张玉魁，也有叫功立的。亲兄弟三人，爷爷是老大，老二耀娃，老三照娃，还有一个姐姐嫁于西河段家。
　　爷爷生于1910年左右，正是满清王朝彻底崩溃的年代。其幼年的生活大致也不会太好，因其父老毛猴（外号），一生爱唱戏，会一手在河湾中扎鳖的好技术，可能人比较开朗，语言比较幽默，其它方面的情况已无从知晓。总之，就是一个贫苦的山区农民而已。及至弟仨分家，二爷玉庆分得老宅，爷爷和三爷玉照只好紧挨老宅的东边和南边，挖坡平地，各建一宅草房居住。爷爷成年后为我娶的奶奶是二龙仵家庄人，姓仵。仵姓在我国极为稀少，就连《百家姓》中也未收入此姓。据传，仵姓的祖先为旧官府中检验命案中死尸的人，古称＂仵作＂，即现在所说的法医。奶奶生得小巧玲珑，紧骨头紧榫十分精干，整日显得温柔娴淑，干净整洁得体。她为爷爷生育了姑姑、父亲和大（叔叔）三人，可惜在三十多岁时因故患肝腹水，于1948年去世。
　　爷爷中等身材，四排大脸一表人材，但是却不善稼穑，种出的庄稼不成垅行，犁耧锄耙更是勉为其难。于是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到村南五里地的韩营寨经营一家杂货铺，主营糖果点心、烧酒香烟之类物品，兼营茶馆，设赌抽头。年少的父亲因经常爬上花生茓子抓花生吃，以至吃得有点耳聋。慢慢地家中置下七八亩薄地，小日子倒也过得红红火火，在全村也算得上一个小康之家。可惜好景不长，接二连三出现的几桩大的变故，使得家道中衰，到全国解放时几乎家破人亡。
　　爷爷有一个叔伯兄弟叫张玉显，此人一贯好吃懒做，不务正业，以当牛经纪为生。眼看着堂兄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气便不打一处来，后来有人说他们共同的爷爷，即我老老爷所葬之地对他家不利，只发大门不发二门，因此便坚决要求迁坟。以爷爷的老实八倔不善言辞，很难对付得了一个市井无赖。无奈之下只好迁坟，当众人七手八脚把坟墓刨开之后，眼前的景象使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只见漆黑的棺材遍布蜘蛛网状的一层薄絮，上面挂满了晶莹剔透的露水珠，在朝阳的照耀下，折射出五颜六色的光辉。人们由于好奇，纷纷用手指去触摸那晶莹的露珠，但一触到它，那水珠便立即化为乌有。随着太阳的逐渐升高，在人们不断的触摸下，那一层薄网和水珠一会儿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此时如梦方醒的爷爷一屁股坐在地上，叹叹连声：完了，一切都完了！原来这种现象在堪與学上称之为＂银丝盘棺＂，乃真正的风水宝地，日后家族中必出大人物。依照当时两家的发展趋势，可以肯定这种事情不会出现在一个无赖之家，因而爷爷才气恼到这般地步。果然，在太爷的坟迁走后不久，原墓后山崖上的一块巨石也莫名其妙地崩落下来。村里人更是议论纷纷，把事情越发描绘得神神忉忉，荒诞离奇。
　　张玉显还有一个弟弟叫张玉选，身后无嗣且又早故，只剩下一个未亡人守着二亩薄地独自过活。临老死时无人埋葬，于是便在本族的一个爷爷的撮合下，由我父亲扛幡戴孝，哭送老坟，然后继承了其遗留下来的三间草房和二亩薄地。谁知此举惹恼了已去当兵的张玉显，于是便从驻地石佛寺老鸹窝村带了一个班的武装到家报复。刚进村口，便＂叭＂、＂叭＂地连放几枪，一时间安静的小山村便炸开了锅，鸡飞狗跳，人喊马叫，乱成一团。队伍径直冲到我家，将房子四周团团围住，用枪托捣毁了一切可以砸碎的家具，然后将爷爷及中人绳捆索绑起来。年已17岁的父亲在混乱中抽开身，奋力向东坡奔去，张玉显发现后，朝着父亲飞奔的方向又连放数枪，子弹＂嗖＂、＂嗖＂的从耳边擦过，父亲一口气向东狂奔八里，直到仵家庄其外婆家才停了下来。
　　爷爷被抓到老鸹窝村后，连夜被吊在屋梁上，脖子挂着装满水的木桶，用柳木杠子打得死去活来，屁股、后背全被打得皮开肉绽。几天后，村里人用银元终于将爷爷保了出来，附加的条件自然是宣布过继无效。回来后趴在床上一个来月，每天用鸡毛沾着香油调和的疮伤药粉涂抹，每每换药时痛得嗷嗷大叫，其境其状，令人惨不忍睹。遭此横祸，自是颜面尽失，经济上又受到重创，一辈子争强傲气的奶奶连气带吓，一病不起。延至次年（1948年），腹胀如鼓，不能进食，终至不治。
　　俗话说＂一个没有女人的家庭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祖母去世后，只剩下爷爷、姑姑、父亲和刚刚七岁的大，姑母又很快在第二年出嫁。临走时，把祖母给父亲以后结婚用的一份布疋全部带走，致使父亲对姑姑怨恨有加，到死也很少与她往来。白天，爷爷、父亲二人赶牛下地干活，单撇下刚离开母亲的大一个人靠在门墩上号哭连天。爷俩下地回来，赶忙再担水绰锅燎灶地做饭，衣服、裤子破了就用绳子绾个疙瘩算是缝补，日子过得之艰难可想而知。1950年，母亲走入了这个不幸的家庭，自此家里炊烟袅袅，有人做饭洗衣，才算出现了些许生机。
　　此时正处在改朝换代的社会大动荡时期，父亲除了从事农活外，还积极参加农会、搞土改、剿匪反霸，忙得不亦乐乎。对于父亲的＂不务正业＂，爷爷表示了极大的愤怒，直至有一天下乡视察的县长要带父亲到县上去工作时，爷爷竟毫不留情地一口予以拒绝。由此，父子之间便开始出现了嫌隙。
　　日子稍定，正值壮年的爷爷开始考虑续弦。整日颠颠地拎着馃子包忙于央人说媒，偶尔听说谁能给介绍对象，立马扔下手中的活计即去找人，其行色匆匆、迫不及待的样子，常常成为母亲和村里人的笑柄。已经是农会干部的父亲，从感情上无法接受同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继母，共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客观现实，于是就竭力反对，极尽干扰之能事。爷爷也曾多次用生气、停食等方式予以抗争，但在那个年代这样做终究还是无济于事。媒婆们见如此，再也不来提媒说亲，慢慢地事情也就不了了之，父子之间的积怨开始上升，所不同的是，这一回是爷爷恨起了父亲。自此，父子关系更是平淡如水，波澜不兴。
　　细究起来，爷爷从家计出发阻止父亲参加工作固然不对，但那仅仅是一个农民狭隘的小农经济意识的自然体现，更何况全国刚刚解放，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潜伏特务军事组织＂地下军＂活动猖獗，破坏生产，暗杀农会干部，无所不用其极，共产党能否坐得了天下，在普通老百姓的心中还是个问号，这里面自然还有一个人身安全问题。再者，延至1953年，父亲终究还是到县人委即现在的县政府上了班，以至在其后的20年里始终是村里唯一吃＂卡片粮＂的国家干部，非但没有损失什么，反倒还有点光宗耀祖的味道。但是爷爷却从此锁定了他一生的悲剧色彩。
　　由于后来和母亲失和，在父亲参加工作后，他只好带着二儿子分开另居，不得不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形单影只，孑然一身，贫困和孤独始终陪伴着他，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其间的苦甜酸辣，饱暖饥寒无人能知。现在看来父亲的做法确乎有点残忍，正所谓＂站着说话不腰疼＂，对传统观念的固求给爷爷造成的终生苦痛，是父亲所始料不及的，即使我们当孙辈的每每想起这些，也是唏嘘不已。
　　爷爷的个性很有特征。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任生产队保管员。一日，队里偷分点豌豆面，中午掺巴点野菜烙成面饼美美地吃了一顿不说，并且还剩了两块。到了晚上天苍黑了仍不见爷爷回来，婶娘说，鸡上宿了你爷还不回来，可能是豆面耐饥今晚不吃饭了，剩下的饼咱们吃了算了。谁知我和婶娘刚把那粗得剌嗓子的面饼咽下，爷爷却回来了，到家就先找饼子，一见找不到，立马变颜厉色地问中午剩下的饼哪里去了，婶娘支支吾吾地说，等你不回来我们吃了。爷爷一听勃然大怒，大吵一顿后到西屋闩上门倒头睡去。
　　第二天早上天气非常晴朗，我正在门口玩，忽然有人跑来说爷爷正在奶奶的坟头上大放悲声，你们赶快去给劝回来吧。一时间婶娘和左邻右舍一群人立即涌向坟地，只见爷爷趴在奶奶布满迎春花秧的坟头上，哭得三行鼻子两行泪，一边哭一边嘴里还嘟嘟哝哝地诉说着什么。人们说的说劝的劝，爷爷终于止住了哭声，匍瘫在地上挥挥手说，你们先走，我吸袋烟。此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的印象很糟，觉得他一个大男人如此小肚鸡肠，也太过于小题大做了，真正能够理解他，是籍此发泄他多年来的忧愤和委屈，则是到了我成年以后的事了。
　　爷爷和我的关系一直很淡漠，从他眼里根本看不到他对长孙任何的爱怜和关怀，自打记事起，我们就一直形同路人。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母亲一直与他交恶，以及对父亲的恩怨，致使他＂恨乌及屋＂， 连绕膝趋庭的爷孙之乐也不管不顾了。尽管据说当初因生了我，他特别高兴，特意坐在八仙桌前大吃了一顿迎接＂十月一＂所刚刚烹炸出锅的油馍！ 分家后我们住上房，爷爷住西厢房，两间东屋从中间用一领稀疏的苇箔隔开，各用一间作厨房。
　　一次姑姑回来看望他，他做了一锅白米饭款待，母亲给我们做的是红薯叶搅玉米糁粥。饭间，正好我和大同时到灶房盛第二碗饭。大看着我站在锅台前盛黑糊糊的稀饭，于心不忍，悄悄喊我到苇箔前，舀了一勺子白米饭往我碗里倒，可惜苇蒎再疏也无法伸过来一只铁勺，大只好往槲叶里倒了少许米饭隔着箔缝塞过来。耳中听着爷爷和姑姑在西厢房，一边吃饭一边大声地说话，在接米饭时，我像作贼一样吓得心里咚咚乱跳。
　　即便如此，我每年还是能够见到他一次笑脸的。那是在大年初一早上我给他拜年的时候。这时他往往会笑容满面地从衣兜深处摸出一张一元的纸币递给我，父亲就会说象征性地说：＂快给你爷磕头！＂我一脸羞涩地绌扭着。爷爷连忙解围说：＂磕啥磕，新社会了不兴这。＂父亲便不再坚持。尽管我知道那钱其实是父亲在节前给他的，但我还是真切地感受到了爷孙之间那浓浓的亲情，因为我心中十分清楚，比起村里其他孩子们春节只能得到两毛钱的压腰钱，爷爷给的这一块钱实在是太多了。
　　母亲经常在数落爷爷的种种不是后，总也忘不了提起爷爷为我办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当我长到四岁时仍不会说话，人们都认为我是哑巴无药可医了。一次，爷爷去石佛寺赶集，回来在广阳湖边龙头下的山崖歇脚时，向人们说出了他的焦虑。有懂得的人指教说，那不是哑巴，可能是绊舌，请大夫把小孩舌下绊着的筋割断就好了。他急忙兴冲冲地赶回来，掰开我的嘴一看果然是绊舌。结果大夫一刀下去，顿时满嘴鲜血，哇哇大哭，但是我从此真的会说话了，一家人自然是大喜过望，感激爷爷为自己的长孙作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爷爷进入老年以后，就更显得性情憨纯，行为乖张。老年人瞌睡少，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拾粪，因多年与母亲不和，每每把拾来的粪倒在我大的茅缸里。本来两家的茅缸并排而建，间距不过三步，若往两个缸里都倒，或彼多此少也尚算可行。但长期只固定向一个缸里倒，就显得是有意识的行为了，因粪缸满后掏了泼在生产队的地里是要给记工分的。因此引起了母亲的强烈不满，到处宣传爷爷是＂老歪头＂。又因父亲是国家干部，母亲又勤勉，家里经济状况自然在全村首屈一指，平时队里集体干活时，人们往往东家长西家短的论人论事，我家自然也是议论的中心。
　　一般来说，作为父亲听到别人夸赞自己的儿过得好高兴都高兴不过来呢，但爷爷却鬼使神差地也像议论别人一样随声附和，＂人家过得好啊＂＂是啊，谁有人（家）有钱啊＂等等，其立场不明、阵线不分到如此程度，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虽不要你上阵父子兵，但跟着别人鹦鹉学舌，中伤、攻击自己的亲生儿子这样的混球事，他居然也能做得出来！但是，每当提到他的二儿子时，却又总是喋喋不休地抱怨没本事，挣不来钱，日子过得如何艰难，其痛心疾首的模样显得舔犊情深，恨铁不成钢！由此而联系到他只往二儿子缸里倒粪，使其多挣点工分的行为也就不难理解了。
　　爷爷平素爱抽旱烟，但有时上火拉不下大便，便自觉不吸。但又忍不住，如此反复，便秘愈发加重。于是，就下决心把烟袋藏起来。藏哪里好呢？想来想去爬高上低把烟袋藏到屋檐椽子下的墙头上。第二天一上工便大惑不解地对人们说：＂我夜黑儿专门把烟袋藏到墙头上，想着谁也找不到，谁知想吸烟了我上去一摸可找着了。＂听的人初时一头雾水， 继而哄堂大笑，他也跟着笑，直笑得眼泪都淌了出来，却仍是一脸的惶然：＂那咋会都找恁应哩？你们说稀罕不稀罕！＂
　　平时父亲穿得稍旧一点的衣服大都送给他穿，旧皮鞋经常让他穿得沾着一层厚厚的泥土，在六十年代尚不普及皮鞋的农村，一个老头穿双脏兮兮的旧皮鞋显得十分滑稽。特别是有一次他把父亲的前开口的西裤裤反穿到后边，蹲下择红薯时屁股后头张着个大口子，一个后生煞有介事地大呼小叫：＂五爷，你的裤子穿反球了吧！＂自然又是惹得众人一阵大笑。他用手摸了摸，然后煞有介事地说：＂我咋说屁股后头真（这么）凉哩！＂
　　1981年冬，父亲在参加一个工业会议后突患脑溢血去世，时年五十一岁。在办理丧事时，工业局的领导特别关照将老爷子接到县城好生照顾，一定要节哀，以免悲伤过度伤害身体。谁知爷爷听了父亲的死讯后，既未表现出极度的悲伤，亦未提出去最后看一眼自己的儿子，只是很听话地服从工作人员的安排，到一个屋子里休息去了。
　　五年后的麦黄季节，爷爷偶然从他母亲的坟地边经过，看到坟墓周围猪屎遍地，脏得不像样子，就用铁锨进行清理，走的时候随手拣起落在地上的几根干树枝子。当坐在门口将树枝截成小段准备烧饭用时，一粒溅起来的木屑应声飞入眼中，当即就泪流如注，疼痛难忍。大急忙把他送往街上的医院治疗，伤情仍不见好，只好又送到县眼科医院治疗。其时，我们兄弟二人均在外地工作，县城只有母亲一人孀居，爷爷经过治疗后伤情大见好转，当天中午就吃饭不少，饭后还绝无仅有、很安祥地同母亲拉了一会儿家常。
　　谁知回到老家后眼情又疼了起来，直疼得大呼小叫，在床上翻跟斗。眼看着小麦已经开镰，大一家人也顾不了太多照看他。终于在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刚睡时还听到爷爷在牛屋里嘤嘤地哭泣，渐渐地，人们都睡熟了，整个山村也沉沉地睡了去，只有银辉般的月光撒满了大地。哭声什么时间停止的，无人知道，村野里到处弥漫着清新的麦香，偶尔传来一两声犬吠，更加显现出小山村的静谧。第二天清晨，当大去给爷爷送早饭的时候，才发现他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用一条绳子和一块土坯结束了自己痛苦的一生。
　　在为爷＂报大庙＂的路上，一大群孝子贤孙默默地走着，只有姑姑一人伴随着＂噼叭＂脱落的秸杆火把呜呜地哭。到了庙上，姑姑突然止住哭声，泪眼婆娑地大声说：＂孝子们咋都不哭哩？不哭可对你们不好，将来你们的后辈要出哑巴！＂就像一道谶语，立马言不由衷的哭声陆陆续续响了起来。溪水从脚下缓缓地流过，远处黑黢黢的将军山和老虎山沉默不语，一切都仿佛凝固在萧萧的肃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