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目送如果

　　他一上来我就注意到了。老伯伯,留着平头,发色灰白,神色茫然,有点像个走失的孩子。裹着一件浅褐色的夹克,一个皮包挂在颈间,手里拄着拐杖,步履艰难地走进机舱。其他的乘客拖着轮转行李箱,昂首疾步往前,他显得有点慌张,低头看自己的登机证,抬头找座位号码。不耐烦的人从他身边用力挤过去,把他压得身体往前倾。他终于在我左前方坐下来,怀里紧抱着皮包,里头可能是他所有的身份证明。拐杖有点太长,他弯腰想把它塞进前方座椅下面,一阵忙乱,服务员来了,把它抽出来,拿到前面去搁置。老伯伯伸出手臂,用很浓的甘陕乡音向着小姐的背影说:＂要记得还给我啊。
　　我低头读报。
　　台北往香港的飞机,一般都是满的,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去香港的。他们的手,紧紧握着台胞证,在香港机场下机、上机,下楼、上楼,再飞。到了彼岸,就消失在大江南北的版图上,像一小滴水无声无息落进茫茫大漠里。老伯伯孤单一人,步履蹒跚行走千里,在门与门之间颠簸,在关与关之间折腾,不必问他为了什么;我太知道他的身世。
　　他曾经是个眼睛如小鹿、被母亲疼爱的少年,心里怀着莺飞草长的轻快欢欣,期盼自己长大,幻想人生大开大合的种种方式。唯一他没想到的方式,却来临了,战争像突来的飓风把他连根拔起,然后恶意弃置于陌生的荒地。在那里,他成为时代的孤儿,堕入社会底层,从此一生流离,半生坎坷。当他垂老时,他可以回乡了,山河仍在,春天依旧,只是父母的坟,在太深的草里老年僵硬的膝盖,无法跪拜。乡里,已无故人。
　　我不敢看他,因为即使是眼角余光瞥见他颓然的背影,我都无法遏止地想起自己的父亲。父亲离开三年了,我在想,如果,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仅仅是一次机会,让我再度陪他返乡—我会做什么?
　　我会陪着他坐飞机,一路牵着他瘦弱的手。
　　我会一路听他说话,不厌烦。我会固执地请他把他当年做宪兵队长的英勇事迹完整地讲完,会敲问每一个细节—哪年?驻扎在镇江还是无锡还是杭州?对岸共产党劝你＂起义＂的信是怎么写的?为什么你没接受?……我会问清每一个环节,我会拿出我的笔记本,用一种认真到不能再认真的态度,仿佛我在采访一个超强大国的国家元首,聚精会神地听他每一句话。对每一个听不懂的地名、弄不清的时间,坚持请他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三点水的淞?江水的江?羊坝头怎么写?宪兵队在广州驻扎多久?怎么到海南岛的?怎么来台湾的?坐什么船?船叫什么名字?几吨的船?炮有打中船吗?有起火吗?有没有人掉进海里?多少人?有小孩吗?你看见了吗?吃什么?馒头吗?一人分几个?
　　我会陪他吃难吃的机舱饭。我会把面包撕成一条一条,跟空中小姐要一杯热牛奶,然后把一条一条面包浸泡牛奶,让他慢慢咀嚼。他颤抖的手打翻了牛奶,我会再叫一杯,但是他的衣服不会太湿,因为我会在之前就把雪白的餐巾打开铺在他胸口。
　　下机转机的时候,我会牵着他的手,慢慢地走。任何人从我们身边挤过而且露出不耐烦的神色故意给我们看,我会很大声地对他说:＂你有教养没有!＂长长的队伍排起来,等着过关,上楼,重新搭机。我会牵着他的手,走到队伍最前端,我会跟不管那是什么人,说:＂对不起,老人家不能站太久,您可以让我们先进去吗?＂我会把他的包放在行李检查转轮上,扶着他穿过电检拱门。如果检查人员说:＂请你退回去,他必须一个人穿过。＂我会坚持说:＂不行,他跌倒怎么办?那你过来扶着他!＂如果不知为什么,那门＂哔＂一声响起,他又得退回,然后重来一次,我会不管三七二十一,牵着他的手,穿过。
　　当飞机＂砰一声触到了长沙的土地,当飞机还在滑行,我会转过身来,亲吻他的额头——连他的额头都布满了老人黑斑,我会亲吻他的额头,用我此生最温柔的声音,附在他耳边跟他说:＂爸爸,你到家了。＂
　　＂砰＂的一声,飞机真的着陆了,这是香港赤鱖角机场。我的报纸,在降落的倾斜中散落一地。机舱仍在滑行,左前方那位老伯伯突然颤巍巍站了起来,我听见空服员恼怒而凌厉的声音:＂坐下,坐下,你坐下!还没到你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