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内附明朝的事件，对朝鲜内政影响巨大，也为明朝灭亡埋下伏笔

　　16世纪末期，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之后开始谋划以朝鲜为跳板侵略明朝。自壬辰四月开始，日本军队势如破竹，进入朝鲜如入无人之境，朝鲜军队接连战败。
　　日本即将入寇汉阳的消息传至朝堂，领议政李山海提议宣祖播迁。受本国党争传统影响，作为东人党的李山海随即受到了其他党派强烈反对。由于形势严峻，朝鲜国王力排众议，北上播迁。此时，朝鲜国土几尽沦丧，在这种情形下，都承旨李恒福提出渡过鸭绿江赴明朝进行内附。
　　明朝廷臣对内附问题的不同意见，仅仅是党派间暂时妥协的产物。日后的党争使得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断激化，同时为明朝灭亡埋下了伏笔；朝鲜廷臣对内附问题的讨论，致使严重的君臣对立，对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内附争论下的明朝政治格局
　　明朝廷臣对于朝鲜宣祖内附事件的争论，促使内阁、兵部、辽东都司迅速联合。由于内附事件持续时间十分短暂，加上朝鲜国内党争态势焦灼化，宣祖倍感压力，在朝鲜请援成功之后，内附请求便无疾而终。所以，对于明朝的廷臣而言，此时的任何合作均是共同利益的吸引，一旦利益对立，那么联盟便会瓦解。
　　明朝廷臣对于宣祖内附事件的讨论，对于日后的封贡事件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两件事情显示了内阁职权不断削弱，言官政争肆虐的情况。而壬辰战争时期出现的宣祖内附问题，为日后党争的激化留下了隐患，为后期的东林党争埋下了伏笔。
　　据明史记载张居正柄国，权震主。申时行继之，势犹猛，王锡爵性刚负气，人亦畏之。至皋为首辅，年七十余，耄矣。柔而懦，为朝士所轻，诟谇四起。自从张居正死后，内阁权力日渐变弱。在内附问题上，内阁通过与兵部等机构的联合来增加了公信力，攻击政见不同的廷臣，权力似乎有回升的迹象。因此内附事件表明，内阁忽视了言官的力量。
　　随着战况不断发展，党争反弹，言官反扑。此时党争集中表现于封贡事件上。内阁首辅作为兵部在中央的应援者，兵部作为封贡事件的主持者，前线将领为执行者，环环相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在内附时期迅速结党的人员在封贡失败后，均受到了言官猛烈的弹劾，不仅使得内阁失去了往日的权威，而且使得明朝中央政局混乱，党争日益激烈，一发不可收拾。
　　兵科给事中张辅之弹劾宋应昌听信沈惟敬之言为愚笨，石星马上为其辩驳，宋应昌此举为恢复朝鲜之故无嫌诈计。张辅之对石星的回应并不买账，再次上疏此皆沈惟敬其说以误应昌，而应昌复溺其说以误阁部，石星素号忠诚，不加深察而谬误。
　　张辅之的奏疏，一来是将责任全部归罪于沈惟敬，二来不乏为阁部找借口遮掩罪过。张辅之为万历十四年进士，与袁黄、刘黄裳同为王锡爵所选拔，门生座师相互依靠。而王锡爵在万历二十二年五月才卸任，在这之前，即使王锡爵主导的内阁做出错误决策，作为门生的张辅之也绝不能直言批判。
　　在王锡爵致仕后，对于王锡爵及其门生的弹劾便铺天盖地的袭来，先是广州道御史杨一鹏弹劾宋应昌、石星、顾养谦、刘黄裳争相欺罔，继之兵部迫于言论彻查宋应昌、刘黄裳、袁黄有无克扣军饷之事。此后对于石星、宋应昌、李如松等人的弹劾纷至沓来。
　　河南道御史周孔教上疏若星执迷不悟，刚愎自用，仰鼻息于马上之口，敝笔舌于鼠首之间，因循误国，同疏又弹劾赵志皋不惟宗社大计，曲昵私交，援引同乡宋应昌几败，乃公争夫宋应昌通国皆曰不可用，至皋独曰可用，东倭通国皆曰不可封，至皋独曰可封，力排公议，从谀石星，周孔教的弹劾文，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内阁首辅赵志皋、兵部尚书石星。
　　周孔教与许弘纲同为万历八年进士，具有同窗情谊。而在是否援助朝鲜时，许弘纲因坚决反对援朝，而被贬。此时周孔教有为同窗报仇的嫌疑，此时的阁臣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在此次弹劾中脱身，阁臣只得不断求去。
　　内阁及兵部成员不断被言官弹劾的迹象表明，在内附事件上，阁部联合行动，权力膨胀，忽视言官这一群体，致使后期在遭受言官集体弹劾之时无还手之力。
　　内阁首辅不断被言官弹劾之际，内阁内部又开始分化。对于封贡问题上，张位与沈一贯持反对意见，而赵志皋与兵部石星又都主张封贡。在主张封贡的意见受到抑制，相应官吏备受弹劾之时，主战派欲使总兵李如栢党附。
　　当时总兵麻贵曾一日连胜十一次，如若继续进攻釜山城，极有可能将城内残留势力一网打尽。但此时李如栢还未奔至战场，因而张位和沈一贯授意辽阳巡抚杨镐，不予追击。
　　但当李如栢到达前线之时，倭寇已经获得了充足的时间调整，大败明军。而后，此事被赞画丁应泰揭发，杨镐和张位受罚，沈一贯未受处置。后来沈一贯进行反扑，肆意弹劾丁应泰。张位与赵志皋均是申时行举荐入内阁的，两人关系不错。
　　赵志皋曾愤然感慨：同一阁臣也，往日势重而权有所归，则相率附之以谋进。今日势轻而权有所分，则相率击之以博名，此后志皋每被言，辄疏辨求退，再也不进行辩驳，即使在封贡失败，石星死于狱中，张位因杨镐被贬谪，赵志皋也不再发声。即便如此，言官的弹劾也从未止息过。
　　由于朝鲜国王内附事件，引发明朝各部团结，势力极强。但内阁过于自信，不重视言官力量。待到封贡事件之时，内阁成员备受言官弹劾。此时的内阁内部出现纷争，内阁权力不断被削弱，致使奸邪小人投机取巧，结党营私。
　　究其原因，便是由于张居正统治时期对于言官过分钳制，在大规模的清除张居正集团后，明神宗不得不利用言官表明心迹，致使言官有了发挥自身魅力的政治舞台。而壬辰战争时期对内附问题的讨论虽然致使内阁权力出现过短暂的回升，但在日后当事人集体一致行动，形成了荣辱与共的关系。
　　因为内附事件，阁部形成了关系共同体，在日后遭受弹劾之时，致使内阁和兵部集体受到弹劾。加上明神宗专注于自己的私人生活，造成缺官不补的现象，国家的统治机制几近瘫痪。
　　从内附事件到封贡事件，言路不断混乱，言官不分黑白曲直。廷臣一经遭到弹劾，便无动于衷，不做任何解释，只愿致仕；未经弹劾的大臣也对明神宗、对明朝的政治生态失望，纷纷自行离去。
　　在万历四十一年，明神宗下罪己诏：年来议论混淆，朝廷忧容不问，遂益妄言排陷，致大臣疑畏，皆欲求去，甚伤国体。至今仍有结党乱政者，罪不赦免。
　　明神宗每日沉迷于奢侈糜乱的私生活中，因而廷臣早已对这种事事皆争，人人结党的情况失望，致使党争已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在这份罪己诏发布不久，兵部尚书掌督察院事孙玮、吏部尚书赵焕、礼部右侍郎孙慎行相继致仕。此时朝中齐、楚、浙等党交相攻讦，各行其是，将朝政完全置于党争之下。
　　壬辰战争时期朝鲜国王内附事件推动明朝的政治生态不断恶化，使得各地起义不断爆发、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努尔哈赤起兵，明朝政局陷入混乱与动荡交织的黑暗时期，最终为明朝灭亡埋下了伏笔。
　　二、内附论争下的朝鲜党争局势
　　随着战争发生，朝鲜升平二百年，民不识兵，望风瓦解，无敢迎其锋，贼长驱而进如入无人之境。此时的朝鲜任人宰割，即将面临八道尽陷的局势。此时的廷臣以国难当头为由，催请宣祖立世子。
　　在应对倭乱的战争中，东人党在朝中指挥，南人党在前线奋战，加之此时的西人党领袖郑澈尚未回归，此时的朝政大权掌握在东人党。因此，光海君被立为世子，不仅是党争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增强了东人党的势力。
　　在临津江防线崩溃后，宣祖开始为渡辽内附明朝作准备。此时廷臣对于内附争论加剧了朝鲜的党争，不仅导致君臣谏诤更加剧烈，同时也离间了宣祖父子的感情。
　　宣祖二十五年（明万历二十年）六月十三日，宣祖表明心迹，准备内附。同时告谕群臣今后令世子，权摄国事，除拜、官爵、赏罚等事，皆便宜自断事。同月十四日，宣祖与光海君分朝，光海君往江界，宣祖往义州专为内附。
　　据朝鲜史料记载：上命大臣，修内附咨文，送辽东都司，命领议政崔兴源，参判尹自新等，奉庙社主，陪世子，往保江界，分朝臣以从之，此时形成了以光海君主导的小朝廷。
　　宣祖曾询问崔兴源、李宪国、李诚中曰：卿皆老矣，可以从世子。又谓韩准曰：卿有父母，亦可从世子。随从光海君的廷臣有领议政崔兴源、右赞成郑琢、副提学沈忠谦，三人均为西人党要员。
　　此时，宣祖将不同意内附的廷臣驱逐，谕令这些人跟随光海君。在将要出发往义州之时，宣祖国王询问廷臣是否愿意跟随圣驾，回答者寥寥无几。仅李恒福积极响应，回答说：臣年少无病又无父母，请随驾，而后李山甫、洪進等人皆愿从宣祖，剩余群臣皆愿随东邸。
　　在战争结束后，宣祖开始廷议诸臣功勋。功臣分为三个类型，第一种类型为：自宣祖播迁之日起，经过内附事件直至战争结束之日，始终随从宣祖的臣子，为护圣功臣，根据功劳大小分为三级。
　　第二种类型为：前线剿倭军官、奔赴天朝请兵救援、筹措兵粮的臣子。将他们封为宣武功臣，根据功劳大小分为三个等级；第三种类型为：以平定李梦鹤之乱为首的臣子。将他们分为靖难功臣，依旧根据功劳大小分为三等。根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具体分配如下表：
　　据此表，可以看出，积极推动宣祖内附事件的李恒福被列为护圣功臣第一等，郑崐寿同为第一等。郑崐寿亦曾积极护送宣祖至义州。在万历援朝战役期，曾担任请兵陈奏使、迎慰使、接伴使、谢恩兼辩诬陈奏使等，作为使节，为明朝与朝鲜之间顺畅沟通做出了巨大贡献。
　　宣祖曾予以表彰曰：今此讨贼，专由天兵。而天兵之出，由于郑崐寿之陈奏。此外，洪進、李山甫等在宣祖赴义州之时曾坚定地伴随左右，因而被录为二等功臣。
　　此时，宣祖大加赞赏当年义无反顾支持自己内附明朝的廷臣，向当年反对自己内附的廷臣发难。此时西人党俞泓不断受到台谏弹劾。究其原因便是当年在播迁与内附事件中违背宣祖意愿。
　　在李山海首倡北上播迁之时，俞泓表面极力反对，而暗地里却令家人避兵而外，宣祖以为其人狡诈。在内附之时，俞泓表示希望跟随世子，他称臣已老矣，不得渡辽。从世子，恢复之后当迎驾而归。
　　宣祖对俞泓已经是极尽厌恶，俞泓所言，宣祖当时并未回复。后来宣祖曾批判俞泓自行自止，殊无君臣之义。此后，台谏弹劾俞泓。宣祖曾询问都承旨柳根，体察使俞泓论递云，其代，谁可为之，紧接着十二月二十五日，台谏再次弹劾俞泓，在一个月后，俞泓最终被夺职。
　　在功臣册封事件中，东人党郑崐寿被册封为一等扈从功臣，南人党柳成龙被册封为一等宣武功臣，而西人党成绩不佳，原来一党独大的优势消失。究其原因便是西人党在内附事件中，始终站在宣祖的对立面，以致于宣祖重归汉阳后，大力驱逐西人党官员。
　　西人党领袖郑澈死后，西人党要员尹斗寿不断遭遇司宪府、司谏院、弘文馆共同弹劾，南人党成员占据中枢机关。南人党也并未得势很久，伴随着后期领袖柳成龙被弹劾，北人便掌握掌权。
　　政权轮替过程，宣祖并不是不能阻止，实因西人党与南人党极力反对宣祖内附而遭到宣祖厌恶，最终扶植北人党，因其党领袖李山海曾首提播迁之事。
　　廷臣对于宣祖内附事件的讨论，不仅使得朝鲜政治生态混乱不堪，君臣谏诤日益激烈，同时使得宣祖与光海君的父子之间相互猜疑。光海君为宣祖与恭嫔金氏的第二子，因此在王位继承上缺少名分支持。宣祖立光海君为世子有两个原因。一来宣祖的懿仁大妃并无所生；二来宣祖一心一意只愿播迁，立光海君为世子，可以分散廷臣的注意。
　　而当宣祖准备内附之时，便授意光海君分朝，命令光海君往江界组织军队进行反侵略活动。这样一来可以应对西人党成员不断施加的压力；二来可以鼓舞士气，鼓励朝鲜百姓继续抗战。因此，在明朝派兵援朝后，宣祖内附便无疾而终。
　　在明朝提督李如松收复平壤后，宣祖迅速结束了分朝之事。宣祖认为光海君并不是未来国王的最佳人选，只是为实现内附而做的妥协。因此，在宣祖回归汉阳后，大力驱逐积极靠拢光海君的西人党成员。在壬辰战争结束后，光海君一直因为名分问题并未获得明朝的册封，宣祖曾一度想更易世子人选，导致父子之间矛盾渐深。
　　宣祖想立仁穆大妃之子永昌大君为世子，领议政柳永庆等廷臣曾展开秘密讨论，是否将永昌大君立为世子。但是宣祖突然离世，此想法还未付诸实践，光海君就已即位。
　　即位后，光海君任用了李尔瞻等人，而李尔瞻为大北派领袖，在大北派的主导下，光海君之兄临海君被杀，宣祖的仁穆大妃被废，仁穆大妃之父金梯男被杀，永昌大君被废为庶人，圈禁至江华岛，光海君六年（明万历四十二年）年被江华岛府使郑沆杀死。在光海君即位之后，朝政便由大北派掌控，此时西人党欲重夺政权，便发动了仁祖反正事件，最终重夺政权。
　　三、总结
　　朝鲜国王内附事件对明朝政治生态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壬辰战争中的重大事件，此事直接作用于封贡事件。由于明朝党争的影响，内阁与兵部迅速结合，对违背己意的官员大加攻讦，但张居正之后的内阁权力微弱，无法任意钳制言官。
　　以至于在封贡事件中，言官反扑，包括内阁首辅在内的廷臣不断遭受弹劾，党争日益发酵，朝中楚、浙等党拉帮结派，不择手段，排斥异己。
　　本党人士利用裙带关系罗织党羽，凭借血缘用人，以党举官成为常态，皆是由于廷臣对内附事件的争论。最终廷臣纷纷离去，朝中空位甚多，明神宗又沉溺于敛金聚财，无暇顾及，任凭矿监税使涂害四方。最终使得明朝社会秩序混乱，努尔哈赤起兵东北，为明朝灭亡埋下伏笔。
　　朝鲜宣祖内附事件使得朝内党争不断发酵。宣祖内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播迁，在途中，党争作用于立世子事件上，东人党与西人党大规模争论，最终东人党获胜，光海君被确立为世子。内附的第二阶段便是对播迁方向的选择。
　　此时，不同意内附的廷臣开始提出世子分朝的建议，内附事件直接促成了宣祖与光海君分朝，宣祖北上义州专为内附，光海君入江界安定人心、组织抗战。跟随光海君的廷臣实际上是坚决反对宣祖内附的中坚力量。
　　在宣祖回到汉阳后，大力驱逐西人党人士。因光海君为恭嫔金氏的第二子，并非宣祖大妃的长子，并无资格继承王位。在宣祖弥留之际，欲更换世子，将仁穆大妃所生的永昌大君立为世子，当时小北派领袖柳永庆为此积极活动，还未完成宣祖便离世。
　　此事造成宣祖与光海君父子关系紧张，同时，在光海君上台后开始疯狂打击报复，将永昌大君囚禁并处死、废除仁穆王后，同时启用大北派官僚李尔瞻等人。后来西人党依旧利用光海君的出身问题以及废母弑兄问题发动了仁祖反正事件，对朝鲜的内政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