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时期，庶族有太多飞黄腾达的机会，但是做官真的就只有好处吗

　　可以说，了解刘宋时期庶族的状态是把握刘宋后期诸多变动的一个重要条件。
　　一、庶族整体经济实力的提高
　　自刘裕建宋，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在讨好世家大族，给以优待的同时则把国家的具体事务交与庶族人士，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庶族提供了相对于东晋时更大的上升空间。在这种条件下，庶族阶层的整体经济实力也有了极大的提高。
　　庶族经济实力增强，甚至富可敌国，不仅成为国家税收的主要依靠力量，他们对朝廷的支持与否还可以影响到政局的稳定。富足大户的捐献成为国家军队后勤供应的重要来源，对国家的国防和对外战争都有着很大的作用。
　　朝廷以献谷物的多少授以相应的官职，说明刘宋境内有不少地主或商人，凭借其丰厚的资财成为朝廷争取的对象，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庶族认识到这种优势，并利用它积极进入政权。这虽然是在战争时代的特殊手段，但也确实是当时社会的一种现实。
　　二、庶族的入仕
　　刘宋时期的庶族在长期的努力之下，经济实力大大提高，而长期的压抑和备受排挤，使处于统治阶级较下层的他们认识到，必须改变现状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庶族阶层并没有消极地坐等机会，而是不断利用各种手段进入政权。
　　（一）以辟除的方式进入政权
　　魏晋以来居官有清浊之分，以家世品级为别，乡品高者起家官为清官，即多为清要切近、职闲廪重的文翰之职，且升迁较快。而家世低微的庶族只能从事事务繁剧的浊官，如主簿、参军、从事、舍人等职，而且升迁较慢。因此世族多不愿从事此等职务，朝廷只有选用庶族来担任。
　　同时，刘宋时期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仍然沿袭一直以来以家世决定品级的选官政策，才德俱佳的庶族要得到朝廷的正式任用，没有其他正规渠道，只能通过辟除的方式。宋制，凡开府仪同三司以及地方封镇宗王和州郡长官都有自行辟除中下级僚佐的权力。
　　征辟为幕僚可以说是庶族入仕的一条途径，但这一途径没有可靠的保障，只能凭机遇才能有大的提升，否则只能在这种低级官位上徘徊。这种途径仅使得庶族有更多的参政机会，并在处理具体的事务中锻炼他们的从政能力，而真正能掌握实权，成为掌控一方的实力派的途径则是从军立功。
　　（二）以军功起家
　　刘宋自建立之后，面临南北政权对立的特殊军事斗争环境，国内战事从未停歇，因此吸引大量的庶族从军是保障安全的必需，这便有不少人得到从普通军官中脱颖而出的机会，如名将檀道济、到彦之等。
　　由此，从军作战不仅成为寒庶之人升迁的一条捷径，更多的庶族人士在征战中也锻炼和展示了他们经世用兵的才能，成为统治者不得不依靠的一股强大力量，更成为势力集团争取的对象，萧道成的壮大正是吸收了大批兵客将领，形成了一个以庶族阶层为主力的、为其效命的军事集团，以此代宋自立，可谓最大的获利者。
　　（三）以才干获得君主宠信
　　刘宋虽皇权独握，摒弃了世家的权势，但仍给予世家大族以优厚的待遇，所以世族尚玄虚清恬、不务实政之风。为有效掌理政务，机构多用汉人。由于这些庶族不仅有才干，更能随机应变，他们凭借所掌握的人治社会中必不可少的权术，通过迎合君主的喜好，获得职位，进入政权，成为刘宋政权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由于恩幸之人只能凭借君主的宠信掌权，没有盘根错节的实力自我保护，而且他们多缺乏传统的忠君观念，为了能保持生命和职位，甚至会铤而走险，背叛君主，去依附新的强势集团，成为刘宋一股不稳定的力量。
　　（四）刘宋皇子争权带来的升迁机遇
　　文帝死后，刘宋政权进入了皇子争夺皇权的不断的内乱厮杀时期。太子刘劭弑文帝自立，江州刺史武陵王刘骏起兵讨逆夺得皇位，便开启了宋宗室内部相残的序幕。刘骏称帝后，荆州刺史义宣、海陵王休茂先后举兵反，皆兵败被杀；至前废帝即位，因诛害群公，忌惮诸父，湘东王刘彧密结帝左右侍卫杀而代之，是为明帝。
　　皇室的厮杀在给许多庶族提供入仕机会的同时，给另一部分徘徊在低等职位上的庶族以迅速提升的机会。一直徘徊在王府主衣、內监、世子师之类职务上的阮佃夫，因参与湘东王刘彧的夺权，与主衣寿寂之、细铠主姜产之等弑前废帝，拥立刘彧，得封南台御史、建城县侯，寿、姜等人也各得封爵；沈庆之告发柳元景等的废立之谋，则被授予侍中、太尉的高位；王敬则更是两次参与废立，官至司空。
　　这部分庶族在宫廷变动中得到契机，只要选准依附对象，一次政变就可以成为拥立新皇的功臣，备加奖赏，从而飞黄腾达。但这样的政变机会不多，且风险较大，更多的庶族则是在平定宗室叛乱中得以立功受赏，获得提升的。
　　三、入仕后庶族的社会状态
　　在刘宋时期，庶族阶层不仅靠经济实力，更因为他们的才学吏治之能为统治者所赏识，逐渐成为一股具有巨大潜能的力量。这股力量在当时九品中正制这种选官制度的压抑下一直暗滋潜长，许多庶族通过各种途径争取得到朝廷的接纳，确实出现了不少显赫人物。
　　即使对庶族较开放的辟除制度，与高门和一般士族相比，庶族通过辟召入仕的机率仍然很低。而且庶族不管是一般文职还是从军立功，都属于个体活动，并没有足够的实力去形成一个强大而稳固的阶层力量，进而影响时局，改变庶族阶层的现状，当时社会的主导仍是皇权和世族，因此刘宋时期庶族虽有所升迁，仍不可能摆脱当时时政的制约，总体来说庶族入仕存在以下局限：
　　（一）庶族不能从制度上得到平等的仕进机会，做官后又受歧视和排挤
　　刘宋的选官制度基本沿用魏晋时的九品中正制，这种制度的弊端和局限已多有论著，不再细说。虽然这个时期在选举方面对士庶之别并没有严格的限制，但仍没完全摆脱门阀制的牵制，而且世族对入仕的庶族存有歧视的态度，不予相接。
　　史家所撰《恩幸传》或《幸臣传》所收录的人实际上是当时被认为是出身低微不应显贵的庶族人物，虽确有其才，而只有仰仗君主的宠信才得到了只有世族才能享有的权力和地位，这种升迁被认为是不循常规的变化，所以，这一类人被称为恩幸，这种称呼同样显示了当时社会对庶族的一种歧视。
　　（二）入仕庶族异样的生活态度
　　凡被倚重之庶族因无世祚之资，所有的富贵都决于皇帝，极不稳定，所以他们在短暂的入仕生涯中，只争朝夕，抓紧弄权，追求权力和生活的满足。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正是因为庶族为官受到世族歧视，他们趁大权在握的时候，不断的聚集财富，炫耀于世，想借此提高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求得一种富傲天下的优越感，毫不顾忌因此而带来的不良影响。
　　这样，刘宋政权在利用庶族处理政务的同时，不能充分发挥其才华，却滋长了恩幸弄权、为乱的风向，不利于国家的进步和稳定。总之是缺乏一种稳定的保障制度，来保证庶族从容的进行政治活动，施展治世之才。
　　（三）刘宋庶族即使身居高官，仍缺乏安全保障
　　庶族做官，无论是执掌机要还是普通官吏，因无盘根错节的社会背景，全凭皇帝和上级官员的赏识，一旦失去君主宠信就不再有自保的筹码，受到任意的处置。会稽戴法兴，任于孝武帝和前废帝两世，权重当时，且法兴持正有为，时废帝无道，法兴颇能禁制，致使废帝心有不平，别人稍加挑拨，就会使皇帝心生猜忌。所以，不止是受恩宠的庶族文臣，即便是与国有功的武将，也难逃圣宠衰微时的惩处。
　　（四）为求升迁，甚至借助非常手段，在叛乱中获取更大机会
　　正是因为刘宋时期庶族缺乏入仕的常规道路，而进入政权的庶族也不能得到当时统治机制的保证，而必须借助于一定的计谋和上司的提携，即便有职有权仍时刻处在忧患中，因此，处在动荡的仕途生涯中，他们不得不小心谨慎，不断寻找和把握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寻找更为可靠的依附对象，甚至借助有篡位之心的皇子或异姓大臣，打破政权的正常秩序以实现上升之路。
　　刘宋时期宗室内乱不断，这固然是政治设置上皇权与宗室权力的制衡失调而起，从另一方面来看，实际上则是渴盼上升的寒庶之人对不合理的选官制度的挑战。这一时期的宗室内乱，都有庶族的参与甚至是由他们挑唆而起的。
　　四、总结
　　庶族力量的逐步壮大，是在东晋门阀制度下各阶层扭曲性的区分状态的产物，东晋时期世族在各方面的压制使得众多处于中下层的庶族寒人阶层暂时处于隐忍状态，但却在压制下不断的积蓄力量。
　　至刘宋时期，虽然世族仍居于上层，但刘宋统治上却采取给世族以尊贵地位，实际具体事务则交由庶族阶层来掌管，使得众多庶族人物能在处理事务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经世治国水平。特别是刘宋在政治设置上分封诸王，却不能有效制约宗王，以致于刘宋皇室宗王争权，内乱不止，在消耗刘宋内部实力的同时，更让许多庶族寒人在征战中实权在握。
　　动荡的局势以及生存环境的不公平性让这股一直潜滋暗长的势力终于爆发，他们选择自己的利益代表者，形成了足以颠覆政权的新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