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薪频发，股改维艰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何以为继？

　　武汉三镇创造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纪录，过去三年分别获得中乙、中甲、中超冠军。图为2022年中超冠军颁奖典礼。（ICPhoto图）
　　没人能想到，中超冠军会由两个退赛的球队决定。
　　2022年的最后两天，中超展开最后一轮角逐，武汉三镇与山东泰山同积75分，将争夺联赛冠军。2004年中超成立以来，这是第九次在末轮决出冠军。12月30日，两家球队的对手天津津门虎、北京国安相继发布弃赛公告，原因都与参赛人员不足有关。
　　随后，天津津门虎、北京国安均被判0：3告负，武汉三镇与山东泰山积分再次打平，但武汉三镇凭借净胜球优势，获得中超冠军。这样的结果让所有人意外，退赛左右了冠军归属，球员们第一时间竟然是在场下庆祝胜利的。
　　武汉三镇创造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纪录，过去三年分别获得中乙、中甲、中超冠军。
　　创纪录的光芒背后，伴随着一个难以为继的足球职业联赛，欠薪一词几乎贯穿过去三个赛季，充斥在大部分球员的日常里。为了联赛正常运转，中国足协甚至允许球队先开赛，后还钱。
　　为钱发愁的俱乐部，陆续解散或者退出职业联赛，其中不乏豪门球队。拿到2020年中超冠军一百多天后，江苏队便宣告解散。据南方周末记者统计，2020年至今，共有31支球队退出职业联赛，包括4支中超球队、8支中甲球队、19支中乙球队。
　　两年就拿到四五个月的工资
　　联赛最后一轮还没踢，中超河北队球员周旋已经离开赛区，提前进入假期，也许是俱乐部为了省钱，有队友也回去了。2022年12月30日，河北队迎来最后一场比赛，他看了一会儿直播，结果球队0：4不敌河南嵩山。
　　电话里，周旋向南方周末记者感慨，球队没有从前职业化，训练也不系统，把比赛踢完就行了。
　　勉强完赛背后，河北队一直陷在欠薪的漩涡里。两年就拿到了四五个月的工资。周旋无奈，前几年踢球还能补贴家里，现在归队的机票钱，都是向父母要的，社保也从2021年9月断到现在。
　　周旋队友情况也不乐观，有队员需要借钱买高铁票回家，有队员的房子无法还供，即将面临法拍。球队工作人员须身兼多职，甚至要充当基地保安。队员们曾向管理层施压，大家在群里要工资，总经理直接就退群了。此外，多位河北队队员曾通过社交媒体讨薪。
　　周旋最后一次拿到工资，是2022年上半年，补的还是2021年的工资。遥遥无期的收入，不同程度影响了队员的竞技状态。过去一个赛季，河北队仅获得2场胜利，并最终以3分的成绩，排名垫底，降级中甲。
　　足球比赛中，胜得三分，平则一分，负为零分。即使一场不胜，球队积分也应该为零。河北队3分的成绩，源自中国足协的处罚。2022年下半年，因未在规定时间解决欠薪问题，足协共对河北队做出扣9分的处罚。河北队成为2022年唯一一支以负分结束赛季的球队。
　　2022年新赛季前夕，中国足协放宽中超、中甲和中乙三级联赛俱乐部准入门槛，允许球队先开赛，后还钱。
　　2022年4月3日，中国足协发布通知称，由于疫情、经济和投资人主业发展等多方面影响，部分存在欠薪事实的俱乐部，在提交欠薪解决方案后，可被中国足协有条件授予准入资格。
　　按照此前规定，新赛季开赛前，球队需提交教练员、球员、工作人员的工资确认表，每人签字确认，否则不予注册。
　　赛季开始后，足协将欠薪分成三个阶段责成俱乐部处理：2022年7月31日前解决30，10月31日前解决70，12月31日前全部解决。否则将给予俱乐部联赛罚分、降级或取消准入职业联赛资格的处罚。
　　2022年11月，足协两次发布公告，对未在规定时间完成清欠任务的9家俱乐部进行扣分处罚。其中，中超的武汉长江、河北队均未完成7月和10月的清欠目标，两度遭到处罚。
　　河北队的困境，是当下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缩影。欠薪是客观事实，而且不是小面积，是大面积（欠薪）。高安曾长期在中国足协任职，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
　　针对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欠薪事宜，南方周末记者多次致电中国足协，但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为了规避处罚，俱乐部正想办法腾挪。吴昊曾在多家足球俱乐部担任总经理，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有些球队今年发的工资，算成了补以往欠薪，相当于这个赛季没给球员发钱。
　　欠薪之余，俱乐部会下调球员工资，以节约成本。沈林曾在一家中乙俱乐部担任总经理，2021年，他将球员收入划成2000元月、5000元月、10000元月三个档位，球队一个月的工资支出是三十多万元。前几年，中乙球员月收入能有两三万元。
　　朱艺是德国转会市场网站（TransferMarket）的中国区管理员，网站负责记录全球各地区的转会情况。朱艺向南方周末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超球员总转会支出共计9051万欧元（约为人民币6。62亿元），2022年仅为1396万欧元（约为人民币1。02亿元），下降了84。
　　朱艺介绍，从数据上分析，2022年的中超联赛有一个特点，老球员淘汰快，年轻球员上位早，很多19岁以下球员能踢上中超了。这个年龄段，通常意味着球员尚未进入当打之年，球队可以用更少的钱将他们留在赛场上。
　　即便球员工资缩水，欠薪问题依然是当下多家俱乐部面临的头等难题。2022年12月底，足协发布通知，要求各俱乐部按照规定，在12月31日前解决全部历史欠薪，并在2023年1月6日前提交还款凭证。
　　然而，多家俱乐部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经足协口头通知，1月6日的期限延长到了1月31日。如果此次无法解决历史欠薪，并得到足协认可，球队或将面临降级或被取消准入资格的处罚。
　　球员维权难
　　普通公司员工存在一两个月欠薪时，可能会选择劳动仲裁的方式维权，抑或是止损，尽早离开公司。但在足球队员身上，欠薪往往长达一两年，维权亦存在多重困境。
　　如今，周旋已经不对拖欠的工资抱有想法，很难要得回来。此前，他的队友曾通过中国足协提起仲裁，这是球员们最常见的维权途径，但没能解决问题。
　　2021年，《足球报》曾发文解释足协仲裁委组织架构。中国足协仲裁委由10位法律界专业人士组成，全部来自足协以外的单位，属于兼职，唯一收入是完成裁决书后的几百元津贴。
　　足协仲裁的尴尬之处，是机构不具备法院的强制执行力。仲裁结果下来，球队需要把钱还给球员，要是球队没钱，仲裁委无法强制执行，或是拍卖球队资产。此外，一旦球队解散，不再是足协会员，便不在足协管辖范围内，无法进行仲裁。
　　2020年，马栋梁曾在一家中乙俱乐部踢球，离队后，俱乐部至今还拖欠他十几万元的工资。2022年7月，通过中国足协仲裁委提交材料后，他至今没有收到结果。现在找了律师，准备走法律途径。马栋梁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
　　然而，法院并不一定会受理这类案件。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徐旭东，负责过多起球队工作人员与俱乐部之间的欠薪纠纷。
　　俱乐部和球员之间的关系，有法院认为可以按照劳动关系进行处理，进入劳动仲裁和司法程序，但也有法院不认可。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曾向南京地区的法院咨询，俱乐部与球员之间是否属于劳动关系，未得到明确回应。
　　转机出现在眼前，2023年1月1日起，经修订后的体育法正式实施，规定劳动争议不属于体育仲裁范围。
　　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蔡果撰文表示，（这意味着）球员、教练员薪资争议案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约束，最终管辖权属于法院，而非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或中国足球协会仲裁委员会等体育组织内部纠纷解决机构。
　　客观条件的束缚，也使得许多球员忍受着欠薪的痛苦。联赛踢到一半时，即使欠薪，球员们也难以迅速找到下家，去足协仲裁、到法院起诉，都意味着和球队闹翻，上场变得难以保证。对职业球员来说，场上数据是工资谈判的重要筹码。
　　此外，为了延续职业生涯，许多合同还没到期的球员，会选择放弃被拖欠的工资，换取一个无薪资纠纷证明，得到自由身，以便寻找下家。
　　周旋和河北队的合同尚在有效期内，但球队处境堪忧。2023年1月休假结束后，周旋计划去其他球队试训。
　　信息来源：中国足协官网、球队公告资料整理：南方周末记者吴超（冯庆超图）
　　俱乐部为何没钱了？
　　几年前踢比赛，甚至会坐私人飞机。周旋透露，现在比赛一踢完，就得订回来的机票，因为住在基地可以省钱。
　　河北队落寞前，曾是中超最舍得花钱的球队之一，大手笔引入过张呈栋、热尔维尼奥等球员。2021年，随着河北队母公司出现债务危机，投资巨大的足球板块，自然而然成为降本的重要一环。
　　与河北队一样，大部分陷入欠薪危机的俱乐部，都是大股东负债累累，无暇他顾，只能缩减投资。面对巨额投入，俱乐部收入微薄，一旦母公司不再输血，收支差异便会愈来愈大。
　　此外，过去几年的调节费等政策，加剧了俱乐部债务问题，又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
　　杜迎是一家足球俱乐部的投资人，出于热爱，投了一支球队，一步步从中乙踢进了中超。六七年前，球队成立起来没多久，有股东因为投资太大，看不见底，决定撤出，给了杜迎很大压力。无奈之下，他卖掉一线城市的房子，扛了下去。
　　球队成绩好起来，冲进了中甲，有股东因同样原因退出，杜迎又卖掉了盈利较好的一家公司，换取现金流。俱乐部的核心还是企业属性。杜迎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对足球俱乐部来说，就是逐步实现盈亏平衡。
　　过去三个赛季，受到疫情影响，大部分都是空场比赛，没有观众，抑或是开放少量观众观赛，门票收入大打折扣。
　　高安分析，如果要称为职业联赛，就必须满足三个特征：一是赛事常态化，比赛时间相对稳定；二是主客场制度；三是升降级制。当下最明显是主客场制度被破坏了，对门票收入、赞助商等会带来系列影响。
　　对足球俱乐部来说，门票收入之外，还有转播收入、赞助收入、商品销售收入等。
　　曼联公布的2021年财报显示，俱乐部最高收入为转播收入，达8640万英镑；其次是比赛日收入（门票等）3460万英镑，第三是商业收入（赞助、商品销售等）为2920万英镑。
　　2022年，杜迎曾与联赛管理运营机构负责人沟通，对方坦言，中超联赛关注度下降，广告投放就会变少，招商变得困难，接下来球队分红的情况不太乐观。
　　对于关注度更低的中甲、中乙联赛来说，鲜有收入，投资人几乎是纯投入。沈林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2022年管理的一家中乙俱乐部，一年的预算控制在1000万元之内，工资占了大头。俱乐部老板把训练基地对外出租，承包比赛，提供住宿，覆盖了部分支出。
　　国企能否接盘？
　　对于债务沉重、积重难返的俱乐部来说，首先是活下来，其次才是造血。为了存活，各家俱乐部抛出来的措施便是股改。
　　一般来说，股改多用于国有企业，主要是引入社会资本，完善治理结构，增强国企活力与竞争力。但足球俱乐部股改是反过来的，国企从社会资本方手里接下股权。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就提到优化股权结构，实施政府、企业、个人多元投资。八年过去了，民营企业和个人对足球投资兴趣锐减，与政府关系更为紧密的国企，成了更合适的接手方。
　　2022年，参加中超联赛的18家俱乐部里，9家有国企股东的身影。
　　多位足球业内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足球俱乐部作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面对债务危机时，当地政府往往不愿其解散，尤其是中超俱乐部。在股改问题上，地方政府通常是主要推动力。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一份文件显示，2022年12月28日，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发布通知，要求深圳队在下赛季中超联赛准入前，落实各项债务重组工作，与债权人坦诚沟通俱乐部债务规划。
　　还没投入，就要先帮俱乐部还掉巨额债务，这是多个中超俱乐部股改时面临的最大难题。吴昊介绍，2022年南方一家国企与当地中超俱乐部一直在协商接手事宜，该俱乐部报的债务是3个多亿，但国企尽调之后发现，实际债务更高，迟迟没能谈下来。
　　贵州一家国企的董事长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国企要接手足球俱乐部，会把债务和资产清算好，不是所有债务都一股脑接下来，不然涉及国有资产流失，像招投标、采购等，如果掺杂人为因素，或出现过度偏离市场价格等情况，要报告相关部门，国企也不能承担这部分。
　　如果是一场涉及升降级的关键战，对手赛前临时开出了500万元赢球奖，假设我们球队大股东是国企，要不要跟？如果也打算开500万元奖金，赛前能不能批下来这笔钱？结合从业十几年的经历，吴昊并不认可国企高价接盘足球俱乐部的模式，不如让它们解散，重新打造一支球队，成本更低。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周旋、高安、吴昊、沈林、杜迎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吴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