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发展和安全，创新高校安全治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新时代高校安全管理需主动适应理念、结构、机制、技术等方面的挑战。构建以校院安全韧性管理为中心，应急规范体系、空间治理体系、应急管理体系、安全文化体系和智慧校院体系＂五位一体＂的高校安全治理体系，为全面提升高校应对重大突发风险的能力，确保校院和谐安全稳定，实现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提供保证。以组织韧性、空间韧性、治理韧性、文化韧性和数字韧性为主体的高校安全韧性管理机制，在增强高校应急管理自我组织、自我调适和自我恢复能力的同时也为我国高校安全治理体系的创新提供了实践路径。
　　基于制度效能的组织韧性，健全权威性、制度化的高校应急规范体系。高校安全治理的组织韧性体现在高校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时，基于现有制度所形成的坚强组织体系和能力，需突出权威性、完善制度化，全方位提升应急规范体系效能。首先，坚持领导制度。坚持党的全面统一领导，在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统一部署和安排下，在极短时间内组建统一、高效的应急指挥体系。其次，规范组织制度。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充分利用自身资源，搭建＂校党委—二级党组织—基层党支部＂的组织体系，进行全方位、多层面的紧急动员和工作部署，确保各项应急处置落实到位。再次，落实责任制度。将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党委书记第一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的责任横向协同与纵向压力传导相结合，明确＂四责协同＂机制。最后，完善管理制度。根据校园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的形势与需要，出台＂非常态＂背景下的科学合理的自主办学规章制度，修订完善自身办学章程以及有关管理制度。
　　基于动态调整的空间韧性，优化全方位、精细化的校地空间治理体系。优良的空间治理为构建韧性、高效的高校安全治理体系提供了基础和保障。通过对空间的精细精准划分和管理流程的科学分解与管理，按照实际需求进行有针对性地规划设计和管理服务，提升需要满足的精准度和精确度，实现治理全方位的同时兼顾管理精细化。同时在地方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强化应急管理校地合作，统筹实现区域空间的共享共用，共建风险共同体。
　　基于灵活调试的治理韧性，完善综合性、高效率的校园应急管理体系。高校安全治理体系和韧性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然要求应急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的现代化。构建统一指挥、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综合性、高效率的应急管理体系是新时代高校安全治理改革创新的重要内容。首先，要做好政策的动态调试。坚持危机防控与教育事业发展两手抓，在危机处置的不同阶段处理好应急管理与高校事业发展的关系，实现两手抓、两手硬、两不误、两推进。其次，要稳定人员队伍。以学校保卫部门、后勤部门为主体，以专业行政人员为辅助，吸纳师生志愿者参与，构建专常兼备、开放包容的应急管理队伍。再次，要健全资源储备。充分发挥校友、企业等资源优势，构建政府、社会、市场三位一体的筹资机制和资源储备机制。最后，要加强预案管理。在风险评估、脆弱性评价和情景想象的基础上完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大类的专项预案，不断优化应急准备的适应性和针对性。
　　基于引导引领的文化韧性，营造多层次、互动性的校园安全文化体系。校园安全文化本质上是通过高校风险管理战略、应急管理活动以及师生员工的安全行为表现出来的一种校园文化。风险治理、应急管理和危机管理等各项活动提供了思想和观念基础，是校园韧性建设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实践中，通过在高校内部、校地合作中定期开展安全沙龙、模拟演练、头脑风暴等形式的应急管理活动，助推高校各级领导干部形成正确的政绩观、风险观和安全观，提高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尽职履责的责任意识，提升高校领导干部应急管理能力。同时深入开展校园安全、校园风险教育，发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开展正向文化引导，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以及健全、完善舆情发布机制，及时关切和回应师生、家长群体关心的校园安全问题，加强校园风险信息共享与互动沟通。注重风险沟通和危机沟通，夯实校园安全共同体。
　　基于共享便捷的数字韧性，构建数字化、发展型、安全型的智慧校园体系。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智慧校园建设已覆盖高等学校的各个方面，通过进一步整合校园教学、研究、生活等领域的信息数据，建设共享、便捷、安全的数字底座。通过数据挖掘和智能分析，提高管理、服务等各项工作的感知、研判、预警和反应能力。校园管理者要实现从经验管理到智能管理，从粗放式管理到精细化管理的转变，以数字技术有力提升高校在重大突发风险背景下开展校园安全韧性治理的快速适应能力。根据国家有关网络信息安全管理的政策规定和要求，建立健全校园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制度，严格落实网络信息安全责任，不断加强学校网络信息安全管理与防护措施，保障学校网络信息安全。
　　面对校园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交织叠加，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任重而道远。统筹发展和安全，建立便捷、高效的安全治理体系是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的重要课题，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需要，同时也是全面推进新时代高水平大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