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当前台湾岛内台独势力比30年前严重得多？

　　解决台湾问题的核心是如何结束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下来的政治对立。如果将这种政治对立的演化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看，从台湾问题的产生到台海两岸实现和平统一大体需要经过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是争统一。背景是在国际势力的干预下两岸形成平衡对峙，当时国共双方的目标都是争取国家统一，均在争夺以非和平或和平方式统一对方的主导权，其时台湾岛内的主流民意明显倾向国家统一，只是两岸的立场和实力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下都无法立即消除双方的政治对立。
　　第二阶段是争统独。背景是随着大陆综合实力持续增长并逐步与台湾拉大差距，两岸原有的平衡对峙转为不平衡对峙，但大陆暂不具备和平统一台湾的充分条件，两岸双方的目标变成了大陆仍争取国家统一、而台湾在统一大陆无望的情形下开始争取实质独立。
　　两岸目前即处于这一阶段，大陆方面坚持通过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降低对立、化解分歧、实现统一，台湾方面则公开放弃国家统一目标，此时台湾岛内的民意呈现要求维持现状且倾向独立的比重大增。
　　第三阶段是谈统一。背景是大陆无论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对台湾取得压倒性优势，并具备足够强的影响力使国际势力不敢冒险对台湾问题进行武力干涉，两岸对峙最终被打破，双方都已看清中国实现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发展阶段，且和平统一有利于双方的自身发展，因此重新形成协商谈判的合作形势，此时台湾岛内的民意倾向统一的比率重新超越主张独立的人数比重。台湾当局在岛内民意的压力下被动与大陆展开统一谈判，只为争取国家统一后获得较为有利的政治条件。
　　第二阶段＂台独＂势力的表现是必然会出现的阶段性历史现象。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化的内在推动力是大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及对台推动经济社会融合政策。大陆客观上实力日益强大及主观上对台湾同胞关怀倍至的作用不断增强，岛内民意也会发生潜移默化的转变。
　　第一阶段始于台湾问题形成之初的1949年，大约截止到台湾当局首次公开提出＂特殊两国论＂的1999年。50年间台湾当局虽然有＂反攻大陆＂到＂和平演变＂的政策转变，但总体政策是要争取国家统一的。台湾民意中支持维持现状但趋统的比例一直高于支持维持现状但趋独的比例，不过后期差距迅速收窄，到1999年已经逼近相等。
　　1999年后两岸进入争统独阶段，台湾当局开始公开放弃国家统一目标，从李登辉的＂特殊两国论＂、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马英九的＂不统不独论＂到蔡英文的＂维持现状论＂，都不再将国家统一作为施政目标，虽然每一届台湾当局在对待以＂一中原则＂为核心意涵的＂九二共识＂问题上态度并不一致，但每一届台湾当局的任内官方施政取向已经转为取得实质独立。
　　相应的，岛内民意自1999年后，经过几年徘徊，支持维持现状但趋独的比例迅速超过维持现状但趋统的比例，且差距越拉越大。在台湾问题发展的第二阶段，出现＂台独＂政党岛内执政、＂台独＂政策措施纷纷出台、＂台独＂倾向民众比率增加、台湾民众对国家统一呈现焦虑感和恐惧感等现象，都是两岸关系发展到该阶段的正常反应。
　　第二阶段两岸统独之争日趋尖锐复杂可以从复杂性思维的视角给予合理解释。按照复杂性科学的思维方式，系统演化并不是单一变量线性决定发展方向，而是在系统环境的影响下，不同要素通过非线性作用形成系统的自组织，完成自身调节和演化以达到稳定有序的状态。自组织运行的核心是反馈机制。一旦两个变量之间形成正反馈，趋势化效应就会自我增强，形成推动系统演化的内生动力。
　　这样的反馈机制在系统内外无处不在，并互相影响，不断发生非线性作用。对国家系统演化而言，有三组反馈机制最为重要：国家系统与国际大系统之间的反馈、政权系统之间的反馈、政权内部的反馈，它们共同决定着国家演化的方向。
　　首先是系统环境的影响，系统环境也就是母系统，任何系统对于更高一级的大系统来说都是需要服从总体运行规律的子系统。
　　中国国家系统的演化必然要受制于国际大系统的形势变化。在二战结束后的国际冷战格局形成之初，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边倒＂的亲苏外交政策，美国扶蒋保台的对华政策阻碍了大陆方面解放台湾。后来中苏交恶提供了中美关系缓和的契机，美国在拉拢中国对抗苏联的战略中对台湾问题做出一定程度让步，中国大陆也在美国对台政策松动的背景下将对台方针由＂解放台湾＂转变为＂和平统一＂。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国力迅速提升。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美国越来越将中国视为全球最主要竞争对手，涉台政策日趋对华强硬，使中国大陆对台工作面临新的形势。美日虽然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交公报或联合声明中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诺只同台湾保持＂民间的＂、＂地区性的＂、＂非官方关系＂，但美国同时又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对台湾当局提供＂防御性武器＂和＂安全保护＂，日本则通过《周边事态措施法》等相关法案插手台湾问题，构筑日美联合干预台湾局势的战略框架。[1]
　　台湾在马英九执政时期的＂亲美、友日、和中＂政策与蔡英文执政时期的＂亲日、友美、反中＂政策反映出国际环境变动下台湾当局对大陆与美日的关系态度。
　　其次是政权系统之间的互动反馈。如果一个国家系统内存在两个政权，则两个政权均为国家系统的子系统。两个政权子系统之间如果实力相差不大，都有统一对方的意愿，此时统一议题易于在双方接触互动中形成正反馈；但若两个子系统之间实力相差过大，则实力弱小的一方更倾向于选择分裂，统一目标就无法在两个政权子系统之间形成正反馈。
　　1949年后，台湾依靠美国援助、从大陆带去的大量资源和人才以及合理的经济发展策略较好实现了经济起飞，并在1990年代初达到了经济辉煌的顶点。1991年台湾GDP为大陆的44%，达到史上最小的两岸经济规模差距，当年台湾贸易规模高于大陆。[2]
　　此时是台湾当局实现＂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信心最强的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了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的成立并建立联系，以及开启了两会协商谈判的历史进程，后来才有了＂九二共识＂和＂汪辜会谈＂。
　　然而此后两岸各方面实力差距迅速拉大。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大陆经济加速发展，大陆领先台湾经济与外贸规模的差距开始迅速拉大。台湾当局的统一信心不断衰减。表现在经济方面，台湾的大陆经贸政策由1990年代初期的＂务实、稳健、前瞻＂开放政策退缩为中期的＂戒急用忍＂政策。军事方面，台湾对大陆的军事战略也不断收缩，先后历经＂攻势战略＂、＂攻守一体＂和＂守势战略＂，1994年台湾当局明确将军事战略调整为＂守势防卫＂。[3]
　　两岸实力的消长令台湾当局开始丧失统一中国的信心，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变化更加快了这一转变的发生。
　　1949年至1988年，台湾当局的权力核心是蒋介石与蒋经国，他们都有在全中国执政的经历，具有重新统治全中国的格局、愿望和信心。但出生于台湾且青少年时期受日本皇民化教育的李登辉作为蒋氏父子的继任者，并没有将统治权扩展到全中国的信心、意愿和动力。
　　李登辉继任之初暂时支持国家统一，直到个人权力稳固后开始公开分裂举动，建立＂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体制，并主导6次＂修宪＂，通过省市长和＂总统＂直接选举、虚化＂国民大会＂、冻结台湾省选举等措施，明显改变了原有的政治体制，将权力扩张边界由全中国重新定位成＂在台湾＂，并通过改变台湾政体建立台湾当局岛内统治权的合法性。
　　这些改变国家统一目标的努力是李登辉当局在两岸实力格局发生改变的新形势下，对比追求统一中国与保存在台权力的现实性与可能性后采取的自利性理性举措，并对后任台湾当局领导人的施政理念产生影响。
　　实力差距过大不仅难以形成国家统一的正反馈，相反会出现国家分裂的正反馈，因为弱势一方越追求分裂，强势一方越倾向以强硬政策取代怀柔政策，而在这种日益强硬的政策压力下，弱势一方更不愿推动统一进程。
　　最后是子系统内部的政权政策与民意之间的反馈。
　　大陆长期以来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在国家统一问题上有充分的民意支持，要求统一的民意反过来促使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不能懈怠。台湾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基本上在政权与民意之间已经形成趋于分裂的正反馈，即在＂多元化＂的包装下，台湾当局不敢公开主张统一，但常常会公开主张分裂，民意受其影响视＂台独＂为正当或平常，主流民意容忍＂台独＂反对统一，更为台湾当局的分裂主张提供借口和支撑。
　　台湾民意的分裂倾向是与岛内民主化进程混合在一起发展起来的。从1986年岛内＂政治革新＂开始后的十年间，台湾当局通过开放＂党禁＂＂报禁＂、＂回归宪政＂、省市长与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实行直接选举等＂民主化＂措施，将台湾政治体系由原来的＂自上而下＂的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体制逐渐转变为＂自下而上＂的民主主义（democratism）体制，培育和加强岛内民众对台湾当局的认同感和合法性，但同时台湾当局的政权影响力也随之更加限缩在岛内而不是全中国。
　　1949年至1989年的相当长时期内，国家统一目标在台湾执政当局与民众之间都不存在问题，台湾主流民意拥护国家统一。然而1990年代后台湾民意中偏向独立的人数比重迅速增加，超过偏向统一的人数比重后差距还在不断扩大。该趋势反映在多家岛内学术性民调机构的数据中。以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所作的连续性民调数据为例，1995年台湾主张维持现状但偏向统一的人数比重为19.4%，高出主张维持现状但偏向独立的人数比重8.1%一倍多；但到2015年情况反转，主张维持现状但偏向独立的人数比重为16.4%，高出主张维持现状但偏向统一的人数比重7.4%一倍多；主张维持现状不决定统独的观望者比重则基本稳定在30%-40%之间。[4]
　　台湾当局为维护岛内执政权，不断向台湾民众宣扬与大陆的差异化理念并塑造对大陆的优越感心态。对内台湾当局提出并宣扬＂台湾文化主体性＂与＂台湾主体意识＂，鼓吹和标榜台湾的＂民主生活方式＂与＂自由和均富的核心价值观＂，[5]强调台湾与大陆的不同。对外台湾当局通过出境旅行免签待遇等＂外交成果＂彰显其国际软实力，弥补其缺少国际承认的绝对劣势[6]。
　　台湾当局还通过技术性措施诱导台湾民众放弃国家统一的观念：199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不断对岛内民众做关于＂你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的民意调查，人为地将＂中国＂与＂台湾＂两个从属关系的概念塑造成平行并列的关系，潜移默化改变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并避谈国家统一或分裂对国民的利弊，引导岛内民众只从出生地和生活现状感受判断自己的身份和价值认同，然后再以两岸统一支持者持续下滑的民调数据反过来作为台湾当局面对大陆拒谈统一的民意支撑。
　　总之，两岸关系经过30年的发展，岛内政权和民意对国家统一的意愿减弱的根本原因是多层次系统内形成了三个以＂台湾独立＂为指向的正反馈机制：
　　国际层面，中美关系越对抗，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越保守，造成中美关系更加紧张；两岸层面，台湾当局对统一后的自身权益越没有信心，政策越趋于保守，台湾当局自我设限会进一步扩大两岸实力差距，导致台湾当局对统一更加恐惧；岛内层面，台湾当局越是避统容独，进行＂独化＂教育，台湾民意越认为独立的正当性大于统一，靠选举上台的执政党就更不敢轻言统一。
　　这三组正反馈机制在非线性作用下会互相形成因果连接：中国日益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美国愈发不愿放弃以台制华的战略，台湾因此与大陆对抗信心增加，出台更多不利于两岸统一的政策和言论，岛内民意受当局立场引导益加远离国家统一，国家分裂状态对中美竞争时中国提升国力牵制作用越来越大。
　　产生这三组正反馈机制的转折点发生在1990年代，当时发生三件大事促成三组正反馈机制的形成：苏联解体使美国原来的＂联中反苏＂战略失去存在的价值和基础；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实力差距迅速拉开使台湾当局失去统一大陆的信心；岛内＂总统＂直选制度的施行使以国家统一为目标的国民党失去了原有的制度优势，以＂台独＂为目标的民进党开始在岛内崛起。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台办、国台办编，《中国台湾问题》，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176-185页。
　　[2] 资料来源:台湾＂经建会＂编印《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及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资料。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台办、国台办编，《中国台湾问题》，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23-25页。
　　[4] 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重要政治态度分布趋势图，http://esc.nccu.edu.tw/course/news.php?class=203。
　　[5] 曾任台湾文化部门首长的龙应台称：＂海峡两岸，哪里是统一和独立的对决？哪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冲？哪里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矛盾？对大部分的台湾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湾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护、最不能动摇不能放弃的两个核心价值。＂龙应台，《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观连宋访大陆有感》，2005年5月25日。转自《中国青年报》http://zqb.cyol.com/gb/zqb/2005-05/25/content_8773.htm。
　　[6]截至2015年台湾共获150多个国家或地区给予免签证或落地签证待遇，几乎全面覆盖台湾人常去的国家和地区，突显与中国大陆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