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说谎行为的背后，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

　　说谎虽然是一种不太被认可的社会行为，但在生活中是很常见的现象。说谎是指个体为了向接受者传达错误信念而故意做出错误陈述的行为。
　　为了成功说谎，说谎者必须能够对自己和接受者的心理状态有一个适当的评估，然后构建与真实信念不同的虚假陈述。
　　此外，虚假陈述必须严谨完整，以免引起对方的怀疑。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为了让对方接受自己编造的错误信念，说谎者必须保持前后的言行一致，避免他人发现谎言与真相的矛盾之处。然而，这种对说谎的看法过于简单化了。
　　当人们谈论和研究说谎时，他们脑海中通常会有一种特定类型的说谎：有害的谎言。换句话说，人们倾向于把概念上和经验上的说谎与伤害混为一谈。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说谎和伤害往往是独立的。有时人们说谎是为了避免惩罚和获得成功，但他们也会说谎来保护他人和提供情感支持，比如，说亲社会的谎言。
　　亲社会说谎代表了一个迷人而重要的研究领域，它反映了道德价值观的冲突，即保持诚实的愿望与帮助他人的愿望是对立的。
　　研究人们如何应对这些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揭示了人们在不同环境下如何衡量不同的道德问题的重要见解，对亲社会说谎的研究让我们对说谎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运作和影响有了更全面地了解。
　　无论是亲社会说谎还是不被大众所认可的说谎行为，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发展。个体观点采择能力和认知能力的发展为儿童早期的说谎行为提供了基础，因为它能够促进儿童更好地理解他人意图。
　　这在亲社会说谎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研究表明，在三岁时儿童就可以会选择说亲社会谎言，而且这种倾向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
　　成年人和年龄较大的儿童为了别人的利益或者为了不伤害别人的感情，经常会说亲社会的谎言。这些都能体现个体对生活规范的理解和掌握，也是维持积极的人际关系的重要因素。
　　在这一时期，儿童对社会道德内容的理解和认识也在不断的发展，使得社会认知的发展范围也随之扩大，当儿童能够对他人的情绪、愿望以及信念等有了很好地理解后，儿童会说更多的亲社会谎言。
　　因此，进一步探究影响儿童说谎行为的因素具有重要意义。说谎行为的发展与儿童的认知能力发展密不可分。说谎是一种人际交往的练习，需要有意地抑制真相，并在他人的头脑中创造错误的信念。
　　所以，研究人员认为，说谎是儿童认知成熟的标志。研究者发现说谎率的增长与认知能力的发展有关，比如执行功能。但是，在说谎行为的发展中，儿童时期不仅是执行功能等认知能力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共情、情绪理解等社会性发展的关键期。
　　在这一阶段，儿童说谎行为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具有多样化和复杂性，根据特异性原则，儿童的说谎行为可能会随着语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也就是说，儿童可能在一种情况下说谎，但在另一种情况下说真话。这反映出他们的说谎行为是动态变化的，因为他们说谎或说实话的决定可能会根据当前的情况而变化，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说谎是一种社会行为，它的发展不能脱离个体认知能力和情绪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对说谎行为的探究不能只考虑认知因素，还要考虑到其他社会性因素。
　　基于以往研究，研究旨在探讨在执行功能影响儿童的亲社会说谎时，是否会通过其他因素对其产生影响。研究同时考察了情绪和社会认知因素对儿童亲社会说谎行为的影响，结合问卷和实验探讨了共情、情绪理解和亲社会说谎与抑制控制之间的关系。
　　研究对抑制控制、共情、情绪理解和儿童的亲社会说谎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研究发现，stroop任务与儿童的亲社会说谎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儿童在面对容易引发冲动的情境时，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控制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的认知发展。
　　在研究中发现，不同的认知能力可以预测儿童是否说亲社会谎言。Stroop分数高的儿童更有可能为他人撒谎。这可能是因为在以他人利益为导向的情况下，说谎者在说谎时必须抑制自己的欲望和私利，牢记对他人的好处。
　　在研究中，GONOGO任务与儿童的亲社会说谎没有关系。这可能是因为反应抑制与冲突抑制所涉及的抑制能力是不同的，已有研究发现，Stroop任务和GONOGO任务之间不存在相关。
　　反应抑制是指抑制不符合当前需要的或不恰当行为反应的能力，而在进行冲突抑制时，更多的是通过自身的意志努力对与当前目标无关的干扰信息进行排除或抑制。
　　个体的说谎行为与认知能力之间的关系已经在本研究中得到了支持，我们也发现共情与儿童亲社会说谎之间的关系与假设一致。研究表明，共情能力高的儿童，在日常生活中会说更多的亲社会谎言。
　　因此，根据欺骗者的主要动机，同样的虚假陈述可以被认为是亲社会的，也可以被认为是自私的。
　　例如，当你认为他们的谈话很无聊时，你却告诉他你很喜欢他们的谈话，如果这样做的动机是为了避免其他人的尴尬或增强他们的信心，那就会被认为是亲社会的。
　　然而，如果这个谎言的动机主要是为了避免个人不适或得到对方的赞扬，那么它就会被认为是自私的。
　　在研究中，在对儿童的亲社会说谎进行观察实验时，会对儿童进行追问，如果儿童对当老师听到你说不喜欢这个礼物的时候，她会感到高兴还是难过？这一问题的回答为难过时，该儿童的虚假陈述被归类为亲社会动机。
　　所以，在这一过程中，儿童选择说亲社会谎言的前提是必须能够发现他人在当前情境下所处的情绪状态，然后对其产生相类似的情绪体验，只有一个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识别并体验他人的情感和情绪，才能做出亲社会行为。
　　Strayer在研究中对80名9岁儿童的共情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进行了考察，首先对儿童进行了关于共情问题的质性访谈，之后向儿童播放能够启动儿童共情的视频，最后创设一个能够引发儿童亲社会行为的自然情境对其行为进行观察。
　　结果表明，共情能力越好的儿童在实验过程中表现出的利他行为更多。亲社会说谎在某种程度上也属于个体所做出的亲社会行为。
　　结果表明，悲伤共情启动条件下的亲社会说谎频率高于中性事件启动条件下的亲社会说谎频率。研究结果表明，具有悲伤共情的人，尤其是换位思考能力强的人，在与悲伤的人交流时，会通过亲社会谎言来表达自己的善意。
　　抑制控制与共情之间呈显著相关。为了解释人类大脑中的情感共情和认知共情是如何工作的，Decety和Meyer提出了共情的双加工模型，其中执行功能负责调节认知和情绪。
　　执行功能的异常发展影响个体共情的发展，并引起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等与执行功能缺陷相关的共情功能障碍。执行功能是个体产生和表达共情的重要认知基础。
　　Zeng等人在研究中，对6岁的儿童进行了一年的追踪研究，探讨了执行功能与共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抑制控制可以预测儿童的共情能力，尤其是认知共情。这些结果表明，抑制控制是学龄前儿童共情的认知基础。
　　情绪理解也能够正向预测儿童的亲社会说谎。研究同样发现，情绪理解能够显著预测儿童的亲社会说谎，这表明儿童的情绪理解可能有助于个体意识到和理解需要帮助的其他人的情绪反应的原因和本质，进而促进亲社会说谎行为的出现。
　　综上所述，共情和情绪理解对抑制控制和亲社会说谎起到了多重中介作用。研究通过探讨情绪和社会认知因素对抑制控制和儿童亲社会说谎关系的影响，从多种角度诠释了儿童说谎行为的影响因素。
　　虽然，亲社会说谎从根本上依然是一种与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不相一致，但是，在某种情况下，它有利于个体认知能力的发展，并且在社会交往中维持一定的人际关系。
　　在儿童中，说亲社会谎言不仅显示出欺骗能力的增加，而且还可能显示出儿童在人际交往中驾驭复杂社会交往的能力和对互惠的理解。
　　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研究虽然以812岁的小学生为研究对象，但也只是从横断面进行了探讨，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通过追踪的方式进行纵向研究，以探讨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否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所变化。
　　说谎是一种复杂的行为，可能会受到社会文化因素，如宗教和文化价值观、父母教养方式和家庭情感表达等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儿童在不同社会环境下对诚实和不诚实的理解。
　　所以，需要更多的研究来了解谎言的社会背景和意图，以及儿童的社会环境、道德理解和认知发展如何相互作用，影响他们在日常情况下的说谎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