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春节正月初三为什么不相互拜年？

　　在厦门，确实有正月初三不拜年的说法，相应的俗语如初一早，初二早，初三睏到饱，初三犯忌无客来等，而这种春节的风俗在闽南似乎也只有厦门有，漳州、泉州并未听闻。
　　周边大概只有莆田的风俗会有些相似，但莆田是初二日，且一年有过两次年的说法，经过圭海君调查了解，莆田和厦门的这种风俗都和明代嘉靖年间的倭寇侵犯有关。
　　厦门现有的版图，在一百年前是属于两个县分管的，除了海沧的新阳、海沧和嵩屿街道曾属于漳州外，其余的部分都属于泉州府同安县，确切的说，初三不拜年的习俗在同安县发生的，也仅存在于过去的同安县，今天的厦门市。
　　我们先了解一下厦门岛在明代海防的建立背景：
　　根据《晋江市志》记载，闽南的倭寇侵犯开始于明代洪武三年夏，当时倭船数十艘在晋江蚶江登陆并大掠沿海。于是明朝廷针对倭乱，开始实行禁海镇政策。
　　《厦门志》云，洪武二十年，江夏侯周德兴经略福建又复设守御千户所，城厦门，移永宁卫中左二所兵戍守，洪武二十一年，江夏侯周德兴于沿海要害处置巡检司十八个。复于大担南太武山外置浯屿寨，控泉郡南境，拨永宁、福全卫所兵二千二百四十二人，合漳州卫兵共二千八百九十八名戍之，统以指挥一员，谓之把总，于是厦门始名，开始建城成为海疆要地，受制于浯屿水寨（当时属龙溪县，嘉靖后属海澄县，现龙海市港尾镇浯屿）。
　　大概过了几十年，朝廷认为浯屿孤悬海外，难于驻守，于是将浯屿水寨整编制转移并迁往厦门，厦门城的军事地位得到提升并开始成为九龙江口的军事中心。嘉靖十四年的《龙溪县志》就记载这件事，官军备倭者置水寨于此（指浯屿），今迁于嘉禾，此地遂为倭盗泊舟之所。
　　也正是因为浯屿的放弃，导致了倭寇有地方可以暂守，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倭泊浯屿掠同安，清《厦门志》又介绍说，倭乃日本种类，国有七十二岛其寇泉州自洪武三年始，泊浯屿是年始（另民国版《同安县志》记为嘉靖三十三年，乾隆《海澄县志》于嘉靖三十六年始记倭寇泊浯屿）。
　　从嘉靖三十六年至嘉靖四十一年，倭寇每年都会占据浯屿向闽南沿海寇虐，特别是嘉靖三十九年和四十年，来势汹汹：
　　（1）嘉靖三十九春正月倭寇由同安屯三都（乾隆《海澄县志》，三都即今海沧）；
　　（2）三月倭大掠浯州知县谭维鼎率民兵却之（民国《同安县志》，浯州即今金门）；
　　（3）四月初二，倭寇进攻金门阳翟，倭寇屠城，死伤无数（共和国《同安县志》）；
　　（4）十月倭掠县东海滨（民国《同安县志》）。
　　由于戚继光在浙江大破倭寇，一些倭寇顺势进入福建，倭人数大增，倭乱更加严重。但该年发生在正月的倭乱仅有海沧一地，由于海沧所在的漳州府辖地各处都建有土城、土堡自卫，损失不曾太大。
　　清康熙《漳浦县志》指出，土堡之置，多因明季，民罹饶贼、倭寇之苦，于是有力者率里人依险筑堡，以防贼害耳，万历版《漳州府志》记载，仅海沧（原龙溪县一二三都地）就有长屿堡（今海沧东屿）、何山堡、石囷堡、钟林尾土楼（今海沧钟山）、登瀛土楼（今海沧嵩屿）、青礁土楼数处，占海沧当时村落数大半，因此海沧躲过了一劫。
　　在海沧吃了亏后，倭寇紧接着在金门大肆屠杀，金门人死难颇多，同时整个漳泉地区倭乱告急，进入了倭寇进犯最严重的年份，各地损失惨重。再一年：
　　（5）嘉靖四十年正月倭掠同安民兵战走之（民国《同安县志》）；
　　（6）六月倭党马三岱掠东界维鼎率民兵败寇于三魁岭出米岩下（民国《同安县志》，维鼎即同安知县谭维鼎，三魁岭于厦门有两处，一为海沧三魁岭，二为今同安翔安交界处的三魁山）；
　　（7）十二月倭寇同安攻南城维鼎战却之（民国《同安县志》，南城即厦门岛西侧的厦门城）。
　　没错，现今厦门正月初三的习俗便来自此处嘉靖四十年正月的倭寇入侵。县志记载是年，诸贼出没同安者各拥众数千，维鼎自夏迄秋斩骁贼，从夏日开始，同安境内的贼乱都是知县谭维鼎亲自指挥，而正月的倭乱却是民兵自行反抗，笔者认为，正月里谭维鼎并未留在同安县城。
　　清《厦门志》云，漳贼谢万贯率十二舟自浯屿引倭陷浯州大掠，知县谭维鼎率义兵救援泊澳头，谭维鼎引兵驻在澳头（今翔安新店），于嘉靖三十九年平定金门倭乱，后在十月又逢倭寇进犯同安县东（与南安接壤），知县又引兵往援。
　　据《泉州市志》记，该年南下的倭寇势力强大，四月倭寇陷惠安崇武城，五月陷永春县，六月破南安县，七月再破安溪县，十一月围泉州府城（府城驻晋江县），当时府城被围，而泉州府下辖完整的县仅同安存有遗力，而同安兵正驻在同安与南安交界处，于是谭维鼎率同安兵士往援是在所不辞的，而同时，邻近的海澄县也发生了动乱，乾隆版《海澄县志》记载，四十年春正月月港二十四将张维等反，海澄方面更是无力支援平定同安倭乱，从而导致了四十年正月同安县城被倭寇所破。
　　由于县城内并无统帅存在，而倭寇往往是由当地汉奸引导对浯屿附近地方进行烧杀抢掠，奸民掌握了这一信息，便引倭来犯，而同安古来是泉州府下最重要的二县之一，时值正月春节期间，百姓团聚，倭寇见钱眼开更是杀红了眼，其景当不可想象，所发生的事便如同口耳相传的信息一般。
　　但是倭寇的杀掠在一定情况下并不一定可以影响到整个同安县城的习俗，尽管同安县城的影响力足够大，但毕竟受害面有限，那么这其中一定还受到一次更严重的伤害影响有关。
　　《同安县志》记载，顺治五年三月，郑成功据同安，于轮山筑寨守卫。七月，清将佟国器、陈锦、李率泰率兵围攻同安，八月二十六日城陷，明县令叶翼云、教谕陈鼎、守将邱缙、林壮猷死难，清军屠城四日，兵民死难五万余。僧无疑率徒集尸万余具焚葬于轮山左，后立碑曰‘同归所’。而现今，在影视城附近的石碑上我们还可以得到印证，碑名为同归所碑，碑文曰：戊子年八月，同安城陷，凡在城者，皆崩角而膏白刃。先是城未破，炮火相及，死者亦无称，于是僵尸盈衢，朽赀蔽日。三秀山僧无疑，兴悲悯心，亲裹拾而聚化之，已复散埋之，所收埋以万计。属水漂坏，尘飞骸暴，无疑乃复卜地域东北垌，而许一龙舍地广一丈余，长十三丈，中画五坎，以藏骸灰，筑四周，石复其上。负山挹溪，枕庚趾甲，在梵天寺左前里许。亘信大师将赴温陵，道经轮山，命其域曰：‘同归所’。立石以表之。
　　另外依照《同安县志》的统计资料，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同安县民户7565户，丁口49930人，而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同邑丁口共13260人（还包括了康熙数十年间人口的增长），这期间的动乱除了三藩之乱短暂的影响外仅包括明郑政权与清军的周旋。
　　由此可见同安的这次屠城确实达到了十室九空的境地，这种惨绝人寰的屠杀绝对给同安百姓以莫大的震撼，他们更是把这种内心的不满和对先人的怀念寄托于习俗当中，包括每年八月二十六日同安祭祀陷城祖的活动，甚者将先前正月初三的寄亡日更加拓展。
　　厦门地区正月初三犯忌无客来的习俗源自明朝嘉靖四十年正月的倭寇破城，百姓因怀念亲人年年作忌而慢慢产生的特殊习俗，而这一习俗又受清军入同安时的屠城影响更加升华。
　　当然远离同安县城的灌口地区往往称正月初三为乞丐日，虽也有犯忌无客来的内涵，但也发生了变味，可能是灌口作为八闽重镇的年代较近，兴起于凤山宫和深青古驿站，受外界信息和移民的影响较大，如受到广东地区正月初三赤狗日的影响，赤狗，又称赤帝，为南方之神赤熛怒，人们忌讳初三出门怕引怒上身，左右没好脸色。
　　同时，赤也表示赤贫，大有防止贫困之意，与灌口的乞丐日颇同。但不管怎样，厦门正月初三的习俗依然是个特殊的现象，我们赋予祭奠先灵和缅怀历史以习俗的形式，既是寄托勿忘国耻的方式，又是为自己立下借古讽今的标杆，诚然，我们不忘出身之苦，珍惜美好现在的同时，对于这些习俗似乎也不必过于在意和尊崇，当然前提是你能记住那段先人不希望我们忘记的历史，如此足够了。
　　文圭海四记
　　立足圭海，一记十闽古今，二记半山半水，三记其人夷惠，四记奇文杂论。
　　确实如此，从小就知道：初一早，初二早，初三困甲饱饱饱，意思是正月初三无客登门，可以晚起床。在厦门正月初三不登门拜年这一习俗已经持续很久了，据说这一习俗起源有两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为明末时期，倭寇不时侵犯我国沿海。传说有一年除夕，官兵忙于过年，疏忽防备，倭寇趁机攻城。军民奋起反抗，大战三天三夜，终于在正月初三将倭寇击退，但城内军民伤亡惨重，居民悼念逝去的亲人，无暇于登门拜年，此后每年的正月初三，都是逝去亲人的忌日。还有另一种说法为清军攻破同安城以后大肆屠城，屠杀了5万同安人，而这5万人为十之八九的同安人口，所以厦门人要在正月初三给逝去的亲人烧新床（纸扎的床），祭奠逝去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