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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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的一天，领导通知我速去乌鲁木齐报到。新疆军区军医学校在停办若干年后第一次招生，只分给阿里军分区一个名额。首长经过研究讨论，决定让我去。
　　入学后，从基础课学起，用的是第二军医大学的教材。教员由本校的老师和新疆军区总医院临床各科的主任、新疆医学院的教授担任。
　　记得有一次，考临床病例的诊断和分析，要学员提出相应的治疗方案。
　　那是一个并不复杂的病例，大致病情是由病毒引起的重度上呼吸道感染，病人发烧、流涕、咳嗽、血象低，还伴有一些阳性体征。我提出的方案除采用常规治疗外，还加用了抗生素。
　　讲评的时候，执教的老先生说：凡是在治疗方案里使用抗生素的同学都要扣分。因为这是一个病毒感染的病例，抗生素是无效的。如果使用了，一是浪费，二是造成抗药，三是无指征滥用，四是表明医生对自己的诊断不自信，一味追求保险系数
　　老先生发了一通火，走了。
　　后来，我找到负责教务的老师，讲了课上的情况，对他说：我就是在方案中用了抗生素的学员。我认为那位老先生的讲评有不充分的地方。
　　教务老师说：讲评的老先生是新疆最著名医院的内科主任，他的医术在新疆是首屈一指的。你有什么不服的呢？
　　我说：我知道老先生很棒，但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他提出的这个病例并没有说明就诊所在的地理位置。比如，要是在我的部队，在海拔五千米以上的高原，病员出现高烧等一系列症状，明知是病毒感染，一般的抗生素无效，我也要大剂量使用。因为高原气候恶劣，病员的抵抗力大幅度下降，很可能合并细菌感染。如果到了临床上出现明确的感染迹象时才开始使用抗生素，那就来不及了。病员的生命很可能已受到严重威胁
　　教务老师沉默不语。最后，他说：我可以把你的意见转达给老先生，但是，你的分数不能改。
　　我说：分数并不重要。您能听我讲完看法，我就知足了。
　　教室的门又开了，校工搬进来一把木椅子摆在讲桌旁。我们知道，老先生又要来了。也许是年事已高，也许是习惯，总之，老先生讲课的时候是坐着的，而且要侧着坐，面孔永远不面向学生，只是对着有门或有窗的墙壁。不知道他这是积习还是不屑于面对我们，或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这一次，老先生反常地站着。他满头白发，面容黢黑，身板挺直，让我笃信了他曾是医官一说。老先生直视着大家说：听说有人对我的讲评有意见，好像是一个叫毕淑敏的同学。这位同学，你能不能站起来，让我这个当老师的也认识一下？
　　我只好站起来。
　　老先生很仔细地看了我一眼，说：好，毕淑敏，我认识你了，你可以坐下了。
　　说实话，那几秒钟真把我吓坏了。不过，有什么办法呢？说出来的话就像注射到肌肉里的药水一样，是没办法吸出来的。全班寂静无声。
　　老先生说：毕淑敏，谢谢你。你是个好学生，你讲得很好。你的知识有一部分不是从我这儿学到的，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教给你那么多。是的，作为一名好医生，一定不能照搬书本，不能教条，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决定治疗方案。在这一点上，你们要记住，无论多么好的老师，也不可能把所有的规则都教给你们。我没有去过毕淑敏所在的那个海拔五千米的阿里地区，但是我知道缺氧对人体的影响。在那种情况下，她主张使用抗生素是完全正确的。我要把她的分数改过来。
　　我听到教室里响起一阵欢呼声。因为写了用抗生素治疗的不止我一个，很多同学都为此雀跃不已。
　　老先生紧接着说：但在全班，我只改毕淑敏一个人的分数。你们有人和她写的一样，还是要被扣分。因为你们没有说出她那番道理，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你现在再找我说也不管事了，即使你是被冤枉的也不能改。因为就算你原来想到了，但对上级医生的错误没敢指出来。对年轻的医生来说，忠诚于病情和病人，比忠诚于导师要重要得多。必要的时候，你宁可得罪你的上级，也万万不能耽误你的病人
　　这席话掷地有声。
　　事隔多年，我仍旧能够清晰地记得老先生炯炯有神的目光和舒缓但铿锵有力的语调。平心而论，他出的那道题目是要求给处在常规情形下的治疗方案，而我竟从某个特殊的地理环境出发，并苛求于他。
　　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老先生表现出了虚怀若谷的气量和真正的医生应有的磊落品格。
　　那个分数对我来说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从老先生的话语中感悟到一个优秀医生的拳拳之心。
　　老先生的教诲使我确立了这样的信念：一生珍爱自身，并全力保卫他人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