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在了，不要住在西花厅了，那是国家让我工作的地方。＂周总理临终前曾对邓颖超说。 1976年1月8日，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远离开了我们，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感人场面如今想起来，依然为之动容。 遵从周总理的遗愿，丧活动结束后，工作人员开始在西花厅清理他的办公桌。当打开抽屉时，人们发现了一份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那是一份关于任命邓颖超为副委员长的指示。 周总理一向任人唯贤，为什么这份任命指示直到他去世后才出现在众人面前呢？ 01
1904年，邓颖超出生于广西南宁一个官吏家庭 ，父亲早逝，母亲独自将她养大。自幼颠簸的生活经历让邓颖超有了不平凡的勇气和能力。 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期间，邓颖超就结识了许多有志青年，为挽救中国而奔走呼号。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如一根导火索，迅速点燃了民众爱国的热情，很快各大高校学生会便组织爱国学生游行。 邓颖超便是其中一员，为了更加有效地组织人力，邓颖超提议组建以＂提倡国货并唤起女界之爱国心＂为宗旨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 由于能力突出，她被推举担任讲演队长，这一身份为她与周恩来的相爱创造了契机。 1919年，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 有着满腔抱负的青年学子纷纷走出教室，走上街头，或高呼口号或深情演讲，成为当时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邓颖超同周恩来等人共同发起组织进步青年团体——觉悟社，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忱和坚定的 革命精神。 不过，革命年代的爱情交织着血与火，谈情说爱反倒显得不合时宜。后来邓颖超回忆中提到＂在这次运动高潮中，我们相见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 随后在交往过程中，两人谈论更多的是家国情怀、革命理想，双方也在自己各自领域努力拼搏着。 1920年，为进一步提升自身理论水平，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这期间两人的来往信函不断，最终明确恋爱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邓颖超身先士卒，奋斗在抗战前线，先后担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妇女组织员，尝试用各种方式动员妇女力量。 她强调＂中国妇女，只有在积极参加抗战中，求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才能获得妇女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为将妇女权益保护永久固定下来，邓颖超领导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总之在妇女运动史上，邓颖超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卓越的动员与组织能力，受到广泛认可。 而周总理无论在处理国际关系还是国内人事安排方面，一直以来都十分谨慎。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周恩来始终不同意邓颖超担任政府要职。 对于丈夫的坚持，邓颖超也深表理解，从来不去争什么。 常言道＂家是最小国＂，身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在各种工作中奔波，对于自己的小家常常照顾不周。 两人相知多年，邓颖超始终将小家整理得井井有条，在处理亲戚交往方面，邓颖超也有着自己的独到经验。 由于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到了70年代，在周总理的身体每况愈下，医院成了除办公室外他待得最久的地方。 邓颖超也因为有工作要忙，很难时刻陪伴在丈夫身边，格外着急了，她就托医院的卫士将叮嘱的纸条带进去。 周恩来也常常给邓颖超写信，信中，他曾深情说道：＂我这一生都是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唯你，我希望有来生。＂知己，同志、爱人多重身份放在一起，两人互为对方的灵魂伴侣。02 邓颖超的政治才能是党内同志有目共睹的，不断有同志提醒周恩来给邓颖超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 周总理硬是一一回绝，格外不近人情。四届人大会议前，毛主席亲笔手书＂政治局：我同意在四届人大上安排邓颖超同志一个副委员长的职务＂。 即使是主席亲笔任命，周总理也不买账，这封手书未能在人大会议上公开，只是静静地躺在周总理的办公室，直到他逝世后，工作人员整理遗物时，这封手书才被众人知晓。 那届人大是周总理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当时社会矛盾突出，急需重新整合力量，完成党内相关人事变动。 周总理在病榻时便开始处理信息，交代相关人员进行工作筹备，为保障有效沟通，筹备期间，他亲自飞往长沙听取毛主席的意见。 超负荷工作致使周总理的病情急剧恶化，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毛主席将本该由周总理起草的工作报告交由邓小平起草，字数方面也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无论怎样复杂繁多的内容需要报告，字数都必须控制在5000字左右。 ＂总理身体那么差，写多了他也念不下去。＂邓小平如是说。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在北京如期召开，此时的周总理看上去很消瘦、脸黄黄的，可他对新中国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 这次会议推动了党内重组，为后来的拨乱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有经验、工作能力突出的老同志得到了妥善安置，在新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唯独邓颖超，周总理却＂区别对待＂。 四届人大落幕后，已处于重病状态的周总理将自己肿瘤癌变的情况向毛主席进行了汇报，后续治疗进程及状况也常以书信的方式告知毛主席及党内同志。相比于周围人的担心，周总理倒显得过于镇静，似乎在叙述普通的工作日常一样。 生命的最后时刻，周总理仍没有停下工作，陪护他的邓颖超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作为一名党员，邓颖超将这些私人情感默默隐藏起来。在陪护之余，邓颖超还会给周恩来读报纸，告知其近来社会的发展情况。 ＂从感情上来说，我个人是十分难过的，但我是个党员，要执行党交给我的任务。＂ 相互扶持几十载的周总理夫妇始终将党的利益放在最高地位，相互之间聊得最多的也是家国理想，夫妻间的悄悄话似乎忘记了。 他俩的爱情是＂热情与理性＂的交织，有时候，邓颖超也会突然＂吃醋＂要求周总理吻她一下，周总理也乐得看见妻子可爱的一面，轻吻脸颊以示宠溺。 更多时候，他们相处是淡淡的，甚至几句家常话也没有机会说，忙碌时，邓颖超就在周总理洗漱时与他低语几句，洗漱间竟会成为他们的＂第一办公室＂。 为革命奋斗一辈子的周总理，在病榻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妻子邓颖超，他曾偷偷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照顾好邓大姐。 当病房里只有他二人时，周总理曾凝望着妻子感叹道：＂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也说道：＂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是革命理想还是生活琐碎，后人不得而知。直到离别在即，周总理开始向妻子交代身后事——丧葬仪式一切从简，对于遗体，他不愿保留，提出将骨灰洒向祖国大地。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永久地离开了，邓颖超响彻医院的呼喊，他再也听不到了。丧葬仪式如他所期望的那样简单。他未曾预料的是，他所热爱的人民，不顾路途遥远，从四面八方赶来，执意送他最后一程。 ＂这个时代总是要求我们多向前看，多为后代着想，多向青年学习。偶一不注意，便有落后的危险，还得再鼓干劲，前进再前进啊。＂ 往日的书信中，满是周总理自我鞭策以及对新中国未来的憧憬。 周总理的离世给邓颖超带来了无限的悲痛，但她并没有一蹶不振。带着总理的遗愿，邓颖超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奉献着。 尽管身体常常吃不消，她对于工作也丝毫未曾怠慢。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邓颖超被追认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对于这一任命，邓颖超满怀信心，热情地表示：＂今后，一定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担任了重要职位后，邓颖超仍旧保持低调朴素的工作作风，对于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格外亲和，不曾有过官架子，周围的工作人员也亲切地称呼她为＂邓大妈＂。 与周总理一样，觉察到自己身体出状况时，邓颖超第一时间向党中央汇报。 1982年6月17日，她给党中央上交了第一份遗嘱，主要内容为：遗体解剖后火化；骨灰不保留，洒掉；所住房舍及原同周总理共住的房舍为全民所有，交公使用，不搞故居和纪念；凡是能上交国家、服务人民的，她统统不保留。 1988年，邓颖超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退休后，她仍高度关注国家发展情况，读报纸成了她每天必做的功课，她很勤学，对于新兴事物也有着极大的学习热情。 老一辈同志，对于时间总是格外珍视，凡是今天需要完成的事物，她绝不拖延至明天。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如今，我们的国家日益强盛，人民生活也日益幸福，在享受经济发展红利的同时，我们不能忘了前辈的辛勤贡献，要居安思危，心存忧患意识，保护好前辈用血汗打下来的革命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