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0亿只蝗虫正逼近我国？2000年浙江10万鸭兵，坐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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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
　　地有高低，雨泽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也。
　　这是明代大学士徐光启在著作《农政全书》中，对于蝗灾危害的些许描写。
　　我们从字里行间里可以想象到，漫天的蝗虫如乌云般飞来，将千里绿荫全部啃食一空，甚至连牛马的毛和幡旗也不放过。
　　这样的场景，光是想象已是十分恐怖。
　　也正因为如此，徐光启将蝗灾认定为华夏三大古灾（洪、旱、蝗）中的首位，足见古人对于蝗灾的忌惮。
　　然而，蝗灾可不是中国古代的专利，如今的蝗灾仍在世界各地泛滥成灾，可唯独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却很少再听闻蝗灾的消息。
　　在2020年的南亚蝗灾风波中，中方面对印度方向即将过境的4000亿只蝗虫，决策领导人的心里，甚至没有一丝波澜。
　　看到这里，可能会有很多人会问：
　　如今的中国，是不是有什么秘密武器？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我国在2000年时还曾动用过，至于此为何物，让我们从蝗灾本身说起。蝗灾几何：牵连甚广，遍布全球
　　蝗灾顾名思义，就是蝗虫聚集所引起的灾害。
　　这话虽然听着有些幼稚，可这其中却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值得一讲：
　　蝗虫聚集可成灾，但蝗虫本身并不是群居动物。
　　严格意义上来说，蝗虫的群居性是可以调节的，就仿佛机器开关一样，只是这个开关在蝗虫的后腿上。
　　据动物学家们的研究，蝗虫如果相互间触碰了后腿，它们就会从独居状态转变为群居状态。
　　同时，这开关仅存在后腿上，触碰它们的前腿、触须，并不会引起这一改变。
　　如此神奇的特征，让众人不禁感慨：这蝗灾，到底是不是自然产物啊？
　　其实，这一问题在中国古代还真有过论述，西汉有位名叫董仲舒的思想家，崇尚天人感应的学说。
　　他在对蝗灾经过皮毛式的了解后，便直接提出：蝗虫的出现，就是朝廷恶政的体现。
　　这种思维并非董仲舒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孔子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导致我国唐朝以前，鲜有官府层面的治蝗行动。
　　毕竟，上至朝廷下至民间，大家都认为蝗虫就是上天派来的使者，是来惩罚统治者和老百姓的。
　　这让众人都不敢对神使痛下杀手，生怕因此触怒神灵。
　　可经过一代代人的研究，大家发现蝗虫的发生与旧时统治几乎没什么关联，可也正是这种放任蝗虫生长的行径，却是促成了中国古代的朝代更迭。
　　比如王莽新朝最后走向覆灭，其主要的功臣就在于蝗灾。如若不是常年的蝗灾，哪有这么多的农民起义军反对新朝，就更别谈他们还能攻入长安了。
　　由此可见，蝗灾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有人甚至提出，古代农业的蝗灾，就如同今日金融界的金融危机一般，它们都是周期性的灾害，毁灭性都是巨大的。
　　可这金融危机较于古代蝗灾，那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据《中国飞蝗生物学》和《春秋》两书的记载粗略统计，从春秋有明确蝗灾记录算起，直至1949年里，我国的蝗灾年有800多个。
　　这一折算，大家就会发现，就我国而言，蝗灾平均每23年就会局部发生一次，可一个短的金融危机周期大约就是810年，较之可算得上仁慈至极了。
　　且中国，自古以来可是一个农业大国，蝗灾就是针对这农业生产而来，这危害性更是呈几何倍数的上升。
　　须知这农业生产可是事关温饱的大事，据《旧五代史》记载：
　　天下诸州飞蝗害人民流移，饥者盈路，关西饿殍尤甚，死者十七八。
　　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得知，早在五代时期还曾有过一次范围覆盖天下的蝗灾。
　　这次灾害造成人口迁徙，整条路途都是饥饿的人，在关西这些情况严重的地方，甚至达到了10人里有78人被饿死。
　　按现在的说法来说，这场蝗灾严重的地方，其死亡率已然高达80，这个数字堪比战争死亡率，甚至已经超过了战争，可见蝗灾的危害有多大。
　　那在古代危害如此严重的蝗灾，怎么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就逐渐销声匿迹了，难道它是不存在了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蝗虫并未灭绝，蝗灾又怎么会不复存在。新蝗灾：全球联动，各显神通
　　其实，现如今的蝗灾较于从前，逐渐也有了全球化的趋势，有时候不禁让人如古人一般去怀疑蝗灾的自然性。
　　如2020年2月发生的全球蝗灾，这些蝗虫在东非地区聚集力量，并在东非四处肆虐，逐渐演变成包括以肯尼亚、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在内的东非国家，正遭遇25年来最严峻的沙漠蝗灾害。
　　当时的蝗虫规模还是4000亿只级别，它们纵横在东非大地上，对几十万亩农田造成破坏，其啃坏的居民财产更是不计其数。
　　根据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两国的统计，短短数月间，这些蝗虫就直接摧毁了两国共计17。5万英亩的农田，须知重建这个当量的农田，当地人民至少也需一年才能完成。
　　据估计，在当时即使是小型虫群，每天也能吃掉3。5万人的食物。
　　而且这些蝗虫似乎并不满足东非地区的战果，其后它们开始向着西非、东非和南亚地区进发，简直就是战术中所说的兵分三路。
　　其中，有一支突击队就直接跨过洲际，直捣南亚而来，处于前线的印、巴两国深受其害。
　　这些蝗虫的入侵，直接导致巴基斯坦的两个省颗粒无收，其国家领导人不得不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向联合国粮农组织求援。
　　据印度的统计，这一批蝗虫直接导致该国粮食减产3050，这对于印度而言，已经是数年未见的灾害了。
　　针对这一情况，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甚至向全球预警，希望全球高度戒备当前正在肆虐的蝗灾，防止被入侵国家出现粮食危机。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这起蝗灾所影响到的范围近二十个国家，导致近百万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可见这次蝗灾规模之大。
　　那蝗虫既然已经飞抵南亚，为什么咱们对此一点都不带慌的呢？
　　要知道这次的蝗虫可是大名鼎鼎的沙漠蝗，它飞行能力强、食量大。
　　根据动物学家的观测，沙漠蝗若是随风而飞，一天之内最快可移动约150公里，这样的飞行速度，让它们足以跨过任何国境线。
　　另外，沙漠蝗的寿命虽然只有三个月，可它们的繁衍能力却十分强大。一只雌性蝗虫可以产大约300颗卵，这使得它们的数量再有吃食时，又可以急剧增长。
　　这些沙漠蝗根本不挑食，平时我们所常见的小麦、玉米、高粱、水稻、粟、甘蔗，都是它们的食物。
　　同时，它们的食量十分巨大，1平方公里规模的蝗群，一天的破坏力相当于3。5万人一天的进食量。
　　渐渐地，随着风向移动，这成千上万的蝗虫，一度甚至大有逼近我国新疆的趋势。
　　但对于危害如此巨大的蝗灾，我国当时却没有半点慌张气氛，甚至都没有一次全国预警。这其中的原因，分析下来主要有三个。
　　首先，就是地域问题。
　　众所周知，中印之间存在着喜马拉雅山这座天堑，喜马拉雅山的低温和高海拔，对于这些沙漠蝗来说是一座难以横跨的天险，其根本无法越过来。
　　有了这座天然屏障的掩护，使得我国根本不担心毗邻的新疆等省会，遭遇沙漠蝗灾的袭击。
　　其次，蝗虫品种的问题，也是我国不惧怕的底气。
　　根据当时的分析，喜马拉雅山并非是沙漠蝗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它们还可以先率部南下，然后借道东南亚诸国入侵中国。
　　如此行军路线听着很完美，但沙漠蝗其实是难以适应东亚和东南亚环境的，就更别提长途跋涉了。
　　须知，中国历朝来所遭遇的蝗灾大部分都是东亚蝗，沙漠蝗再强也终究难在东亚，泛起波浪。
　　至于最后一个原因，那就是祖国本身就有治理蝗灾的底气。就如文首所言，中国对于蝗灾有自己的秘密武器鸭子大军。中国治蝗：鸭子大军，以物治物
　　我国素有一句古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短短的八个字，道尽了中国人善于随机应变的特点，而这一特点自然也随时间，运用到了治理蝗虫之中。
　　在2000年5月时，我国新疆就曾发生过一次蝗灾，当时我国采用过喷洒化学药剂灭蝗的方法。
　　可化学药剂毕竟是治标不治本的，仅仅只能毒杀眼前的这一批蝗虫，对于之后的蝗虫，就需要重新喷洒。
　　然而，长时间的化学药剂喷砂，对于生态的危害也同样巨大。如果长久下去，那治理完蝗灾，新疆又需要转头开始环境治理了。
　　但我国是一个讲究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在治理蝗灾这件事上亦然。所以必须要找到一种既可以治理蝗虫，又可以长久使用的办法。
　　在这种的考量下，专家们提出了以物治物的办法，通俗来说，也就是以动物对抗动物，这样就能达到之前想要的两全其美结局。
　　于是，用鸭子和鸡捕食蝗虫，就成为了眼下的上上策。
　　经省农科院的联系，新疆与浙江省长兴县林城镇天平村的养鸭大户杨大元取得联系，并成功买下了杨大元所繁育的三万只鸭苗。
　　后又通过飞机空运的方式，将它们运到新疆参与灭蝗行动。
　　新疆省政府，当时本来抱着尝试的心态，谁知这三万鸭子大军才刚到新疆，就展现出不一般的军事素养。
　　据新疆首批养鸭的牧民介绍：
　　这些从浙江来的鸭子，每天进食两次，一只鸭子一口气就能吃100多只蝗虫。
　　这对于当地牧民而言，简直就是一箭双雕的好事。
　　一方面鸭子能够消灭蝗虫；另一方面鸭子捕食蝗虫还能省下饲养费，甚至这批鸭子大军，已经达到了自动化生产的地步。
　　在捕食蝗虫的同时，它们不仅会吃成虫，就连深藏在地中的蝗虫幼虫也不放过。这就使得蝗虫，在来年也很难形成规模了。
　　而除去鸭子之外，以物治物的大军中，还有鸡和鸟的身影。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时，新疆人就曾采用人工堆放石巢、修建砖混鸟巢的办法，吸引了一种名为粉红椋鸟的鸟类迁徙到新疆。
　　粉红椋鸟虽然听着有些胭脂气，但它却是实实在在的蝗虫杀手。
　　据统计，粉红椋鸟一天可以捕食120180只蝗虫，这比100只鸭子的捕食还要厉害得多。
　　但可惜的是，粉红椋鸟的数量实在稀少，而且这种鸟类不为人类控制，很难形成规模化的防治。倒是鸭子不仅能吃蝗虫，还能形成规模，因此它成为了抗蝗的主要功臣。
　　不过，说到鸭子治蝗虫，早在中国古时，就曾有古人使用这种办法治理蝗虫。
　　比如先前提到的明朝大学士徐光启，就曾给明皇帝上过一道《除蝗疏》：
　　蝗可和野菜煮食，饱蝗可代鰕米，尽力捕之既除害又佐食，何惮不为？
　　崇祯辛巳，嘉湖旱蝗，鄊民捕蝗饲鸭，鸭极易肥大，又山中人畜猪不能买食，试以蝗饲之，其猪初重二十斤，旬日肥大至五十余斤
　　徐光启这道上书的粗略意思就是：
　　蝗虫可以和野菜一起煮食，晒干则可以代替虾米（零食）使用，全力捕捉蝗虫不仅可以除害，还能从中获取吃食。
　　在崇祯这几年，就曾有农民捕捉蝗虫喂鸭子，鸭子长得很快，山民也尝试用蝗虫喂猪，猪直接长了二十斤。
　　这道上书的描述，虽然有些夸张，可其中却提出了用鸭子来治理蝗虫的思路。
　　而眼下新中国对蝗虫的治理，就正好借鉴了徐光启的这一道奏折。
　　说起当时第一批到达新疆治理蝗虫的鸭军，它们在田间的战斗也是十分有意思的。
　　根据当地牧民们的观察，这些鸭子大军像部队一样纪律严明，在行动时它们会一只跟着一只。第一只排头鸭侦查敌情，达到打草惊蝗的目的。
　　那些蛰伏在农田中的蝗虫，眼见鸭子这种庞然大物的到来，变得十分警觉，它们会纷纷跃起准备开启逃亡之路。
　　然而，这就正是鸭子大军的目的。排头鸭子将一众蝗虫惊起，紧跟其后的其他鸭子，就顺势将这些跃起的蝗虫吃入嘴中。
　　鸭子的反应极其灵敏，这些极速跃起的蝗虫在它们眼中，无所遁形。
　　瞅准半空的蝗虫身影后，这些鸭子就会伸长脖颈，一嘴将其吃入嘴中，几息之间就能吃下数只起跳的蝗虫，仿佛武侠小说中身手敏捷的侠客一般。
　　有意思的是，鸭子大军还懂得劳逸结合，在吃完一轮蝗虫后，它们就会自行去水源地带进水，根本不让当地牧民操心。
　　等到日落之后，它们就会打哪来回哪去，各自回到出笼的地方休息，然后等第二天一亮，又可以再次开展灭蝗大战。
　　新疆看到这一支鸭子大军的帮忙，又立即和浙江省农科院商讨购买鸭苗，浙江鸭农在省农科院的组织下，又立即向新疆地区派遣了7万多只鸭子。
　　在同年8月，这10余万鸭兵就基本抑制住蝗灾的势头，上百万亩优质草原在鸭子大军的守护下得以保存。
　　新中国用行动证明了古人以物治物的方法是有用的。
　　然而，这其中有一点值得注意，徐光启所说的吃蝗虫，在蝗灾时期是不可取。
　　就如首段所言，蝗虫的独居和群居状态是可以切换的。但蝗虫只要切换到群居模式时，一种名为CYP305M2的基因，就会开始工作。
　　这种基因，能够将苯丙氨酸转化为一种叫做苯乙醛肟的化学物质，这种物质可以快速水解，成苯乙腈。
　　如果到了这一步时，蝗虫就已经初具毒性。群居的蝗虫受到攻击时，它将进一步产生出剧毒氢氰酸。
　　这种名为氢氰酸的剧毒，也是群居蝗虫的自我保护毒素。因此，如果蝗虫切换成群居模式时，是绝对不能食用的。
　　中科院就曾发表文章《群居蝗虫，可产生毒素防御天敌》，以此来隔绝我国吃货们的灭蝗之心。
　　这也使得人们认识到，蝗灾的防治，不能按照入侵物种小龙虾的治理办法来进行。蝗灾的严峻：全球变暖，危机四伏
　　不过，与中国的乐观形势相比，全球的抗蝗局面却还是不容乐观。
　　2019年7月，澳大利亚山火持续燃烧，加剧了全球变暖，导致热带西印度洋海温明显增高。
　　最终使得，东非一带出现了难得的上升运动，通俗来说就是大量的降水。
　　东非通过这次降水，不仅获得了补给水源，更因此得到了灌溉的农业用水，整个地区都呈现出农业大发展的趋势。
　　然而令东非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次强降雨过后，气温也随之回升了，高温的天气下，使得不少雨水湖变成了低洼区。
　　这种既潮湿又是低洼的地带，就正好成为了沙漠蝗的防治温床，于是，大量的蝗虫从土地中破壳而出。
　　而摆在这些蝗虫面前的，正好是东非历经大雨后长势喜人的各类庄稼，只是在此刻，这些农业庄稼统统变成了蝗虫大军起义的基础。
　　最终，东非通过大雨而得到的农业发展，又被大雨带来的蝗虫尽数夺去，甚至还有所亏损，不少居民因此流离失所，甚至是饿死。
　　更为荒唐的是，全球变暖不仅造就了蝗虫本身，甚至还为蝗灾的移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因为沙漠蝗的移动非常依赖风向，同时它们寿命并不长，这意味着蝗虫大军的移动不仅要有风，更要有沿途可以繁殖生息的土地作为补给站。
　　按照以往的环境条件来说，从东非向四方运动，这些条件都不太充足，这也就是往年的东非蝗灾，仅限于本地的原因。
　　可这一年，有了全球变暖的加成，东非地区下了一场特大的暴雨。
　　原本干旱的地区，成为了蝗虫们的繁殖地；而那些有水源的地方，则因为暴雨的影响，演变成了洪水。
　　众所周知，这洪水并不局限于一地，会是一股不受控制的流水，这对于人类而言是灾难，可对于蝗虫简直就是天然的便车。
　　在这一场场洪水的加持下，沙漠蝗大军突破了整个非洲，去到了阿拉伯半岛，席卷也门等地，也借此登陆印度河流域。
　　随后，又沿着印度河流域的走向，进一步杀到印、巴两国。
　　同时，沙漠蝗的这一次远征，也为后世埋下了不少隐患。
　　这些沙漠蝗大军登录了其他大洲后，并没有全部死亡，它们会留在此地继续繁衍。
　　靠着如此强大的基数，它们很有可能在近几年便会卷土重来，届时全世界各地，很有可能发生多点开花的局面，后果不堪设想。
　　而国外在面对这种局面时，往往都是一味地喷洒化学药物，这种方法投入成本巨大。
　　这对于非洲一些贫穷国家，根本不可能进行长时间使用，所以对于蝗虫的灭杀可谓时有时无。
　　除此之外，化学药物的喷洒，毕竟只能灭杀一代蝗虫，深藏于土中的下一代却是毫发未损，待时间过去，这些蝗虫又会破土而出。
　　相较之下，我国鸭子大军的以物治物就凸显出相当的优势性。它们对蝗虫的灭杀是持续性的，并且还能顺便吃掉地下幼虫。
　　更加可取的是，鸭子大军本身也会繁衍。
　　这意味着，鸭子大军会随着时间推移一直长存，必要情况下，它们还能给当地饥民果腹，堪称可持续发展中的典范。结语
　　我们的祖国对于蝗虫的治理，一直是走在世界的前沿。除去以物治物的办法外，如今的中国，已经研究出一种新型的办法4VA的发现。
　　4VA，是蝗虫们聚集的所散发的气味，全名为乙烯基苯甲醚。蝗虫们就是通过它，来完成种族聚集，并最终发展成灾。
　　我国已经掌握了这一因素，就意味着可以人工合成乙烯基苯甲醚，然后借此吸引成群的蝗虫，到某一位置进行集体灭杀。
　　又或是通过基因工程，让中国境内的所有蝗虫，都失去分泌乙烯基苯甲醚的功能。这就会使得，蝗虫们再也无法聚集形成灾害。
　　但无论是哪一种办法，其背后都是无数中国科研人员的付出。正是有了他们的不断研究，才有了如今我国面对蝗灾时的有恃无恐。
　　我们在全球蝗灾中幸免于难的同时，也要时刻铭记科研工作者们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