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迷游戏，垫底逆袭，17岁少年垫钱帮人团蔬菜，成上海最年轻团

　　今年四月，上海疫情最严峻的时刻，这座城市里的居民大都是依靠自发团菜，完成了生活物资的供给。发起团购的人被称为团长，而在数以万计的团长中，有一位曾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因为他的年龄。
　　蔡晗啸，今年17岁，是上海一所国际学校的高二学生，同时，他也是上海青浦区一个小区唯一的团长。在疫情期间，他一边上网课，一边团购了数百斤蔬菜、猪肉、豆制品、火锅和海鲜，帮助小区里600多人解决了生活需求。邻居给他的称号是全上海最年轻的团长。四月底，蔡晗啸在网上发布了一段18分钟的视频，讲述了自己做团长的经历和感受。他的表达清晰有力，因此受到关注。
　　他身上有复杂的标签。他是中产家庭的孩子，国际学校连任两届的学生会主席，GPA满分选手，他已经拿到了斯坦福夏校的offer，这是申请美国名校的敲门砖。但同时，相较那些更典型的名校学生，他的成长经历里有一些独特的部分，他的父母都没有上过大学，在他成长的大部分阶段，他的家庭都是工薪阶层，他一度沉迷游戏，从垫底学生一路逆袭，在几乎野生的状态下自我探索，成为一个少见的、在17岁就成长得相当完整的人。
　　人们对他的好奇也是多层次的，不仅仅是对一个高中生的勇气、承担、表达和调度能力的惊叹，还意味着一种深深的教育焦虑在竞争白热化的今天，我们的孩子如何成长得完整，避免成为空心人。
　　在五月底，我们和蔡晗啸有过三个多小时的聊天。当时，他刚刚离开上海，到达杭州，准备转道广州，去办接下来前往美国的签证。我们谈起他做团长的经历、他的家庭，他自我的探索，他在国际学校的理想生活。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他回望自己的成长过程时，他清晰地看见，财富在他所在的群体中是如何成为一种特权，他也对这种特权有自己的反思。诚实地说，这样一位17岁的高中生所拥有的眼界、视野和思考的深度，是在我们的意料之外的。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这样优越的条件，他和我们都承认这一点。但是，如何让我们的孩子从优绩陷阱中走出，真正找到向上和行动的力量。这位17岁的教育实践亲历者的故事，仍然能给我们些微的启发。
　　以下是蔡晗啸的讲述：
　　文林松果
　　编辑姚璐
　　图受访者提供
　　1hr我当团长，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疫情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才搬到这个小区一个月。
　　在之前，我是住在学校宿舍的，但因为今年对我来说比较关键，秋天就要准备申请学校了，时间比较紧张，父母考虑给我一个稍微安静点的环境，但是我家离学校又很远，有四十公里，所以他们就给我在学校旁边租了个房子。我是二月份住进去的，四月份，疫情就开始了。
　　原来我是不做饭的，学校有食堂，我一天三餐在学校吃，这里相当于是一个睡觉和写作业的地方。但小区封闭之后，我一个人，就必须要做饭了。我之前做过一些准备，囤了一些水和压缩饼干，买了米和鸡胸肉、牛奶。但到了4月5号，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我没有新鲜的蔬菜水果了。
　　我们这个小区很小，居民一共也就几百人。我当时就在小区的核酸检测群里问，大家有没有团菜的需求，有一些人回应，我就组了个小群。最开始这个群只有十多个人，我就去联系，去找供应蔬菜的渠道。
　　第一次其实没有成功。我们在青浦区，当时我找到了青浦区发的一个保供名单，上面有个保供单位离我们比较近，它写的是30份起送，我们很努力凑到了30份，打电话去下单，结果对方说他们主要供应另外一个镇，不能跨镇。这次相当于失败了，当时我还是挺沮丧的。
　　到了第二天，越来越多的邻居加进来了，有七八十个人，需求量就大了。大家也不知道我是17岁的高中生，小毛孩子，就说，群主我们团一下蔬菜吧。当时用的是比较原始的微信接龙，凑到了80份，我就拿着这个需求，又去找了一家供应商谈，他们说可以，当晚就交了定金，第二天就送到了。拿到那批菜的时候，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后来我才知道，当时能做到当天下单第二天到，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还是蛮幸运的。
　　团购就是这样，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团完了蔬菜，大家就开始有更高级的需求，我又开始张罗肉、鸡、牛奶。
　　蔡晗啸团购到的食物
　　说实话，最开始还是有点耽误学习的，因为我要打电话，要等电话，要去小区等菜，要联系志愿者分发，有人还要退换货，还是会占用一些时间。
　　但后来我发现，只要管理得当的话，其实工作量并不大最重要的是搭好流程，比如我之前用微信接龙，很慢，要一个个加微信、转钱。后来我开始用接龙小程序，每天花两分钟，做好小程序的链接，在群里发若干通知，发三遍左右，大家自行接龙，小程序直接付款，到了截单的时候，我拉一下表格，整理好了，交给供应商。
　　菜送到了小区，我们大家各司其职，我负责统计，物业和保安负责消毒，志愿者负责派送，大家干好自己的活儿，就越来越顺了。
　　至于为什么是我成为团长，我其实没想那么多。在我前面，还有人问要不要团购，但没站出来说要当团长，没人当就我来当呗。我习惯于承担责任，在现在这所高中，我在学生会工作了三年，做了一年副主席，两年主席（国际高中是四年制）。我们经常组织大大小小的活动，如果哪里没搞好，出了岔子，直接就是我的责任。对于即将要承担的，我没有考虑特别多，或者我下意识认为，这不是个问题。
　　后来大家知道我的年龄，是因为有一次，邻居来我家换个什么东西，可能是一个大蒜换个洋葱吧，她问我现在能不能来，我说不行，我一会儿要上课。她说哦你是老师，我说我不是，我是学生。她又问，你读大几啊，我说我读高二。邻居觉得很惊讶，就在群里说了，大家就知道了。
　　到了四月底，很多购买通道都打通了，我就只需要团一些锦上添花的东西，比如火锅、海鲜什么的。我就想着拍一段视频，放到网上去，记录这段经历。
　　拍这段视频，我是想告诉大家，高中生不是做题机器，不是每天做题做到死，高中生也可以做好人好事，可以帮大家解决困难，我们也是很有能量、有热情的一群人。不仅仅是我，我身边很多同龄人也是这样的。也许他们没有做团长，但他们也有这样的心。
　　蔡晗啸拍摄的视频截图
　　2hr做团长，对我来说也像是一节社会实践课。我第一次这么深刻地意识到，社会是什么样子的。
　　首先就是人跟人的面貌是非常不一样的，不是整齐划一的。有些东西你不需要，但对其他人来说就是必需品。我团了两次海鲜，有个原因就是有人有特殊宗教信仰，不吃肉，他跟我说，他那两个礼拜就靠成人奶粉补充蛋白质，而且奶粉已经不多了，很危险，没有蛋白质，人的免疫力会下降的。还有人对肉类过敏，有人家里有婴儿，都需要海鲜。还有人家里老人是北方人，习惯吃面食，这都需要另外开团。
　　我们还团过一些很细的东西，比如婴儿尿布、可乐和防护服。小区里还有两户人家，家里的孩子一直戴隐形眼镜，那个眼镜每天都必须用护理液泡着，要洗、护、润，不然就报废了，孩子要戴着它上网课。当时这个不好弄，我是买海鲜的时候，让宁波的供应商帮我们跑腿，去宁波的药店里买的，跟海鲜一起捎带手送过来的。
　　还有一些事情是出乎我意料的我租的这个小区房价不便宜，算是一个高档小区，还在国家4A级景区旁边。我之前觉得，住在这里的老人，可能家里都有两套房，子女应该很孝顺，消费水平应该也不错。但我发现有个老人家，每次团购都会拼命讲价，她会说：哎呀，小蔡啊，这个牛奶有点贵嘛，能不能优惠点。团购怎么可能优惠，大家价钱都是一样的。
　　后来我了解到，阿姨虽然住在高档小区，但并不算那种有钱人，她快70岁了，是本地的拆迁户，拿了拆迁款在这里买的房子。但是她儿子创业失败了，欠了债，人还被困在浦东，阿姨每个月3000块退休工资，还要分一半接济她儿子。她的生活是困苦的，当时1。5升牛奶30块钱，她当然要砍价了，后来我就理解了。
　　团长这种工作，跟我之前在学校做学生会，差别太大了。在学校里，学生其实反应很快，所有人都会用电子产品，而且我们的教育背景、家庭情况、思想都很相似，打交道会更容易。在一个理想的校园里，每个人都读过柏拉图，都觉得真理越辩越明。
　　但在小区的群里，有些情况要大家都明白可能比较费劲。比如最开始，团购小程序要收1的手续费，我想了想还是决定不收光解释清楚就得费多少劲。比如我们团个火锅，价格是138块钱，收了手续费，变成141，大家一看可能就会问，你怎么收141，是不是挣钱了，连这个小钱都要挣。今天这个阿姨问，明天另一个阿姨问，我觉得还是不要测试人性了。最后我垫付了两个月来在团购过程中产生的2000多元手续费，就当是花了这笔钱，买了一堂这么好的社会实践课，也值得了。
　　整个过程里，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应该就是团海鲜的时候，碰到一个居民强烈反对，甚至是威胁。其实我买的不是冷链海鲜，是所谓的热气海鲜，上午从宁波菜市场买了，下午就送到了上海。但这位居民觉得风险特别高，他说你是在干坏事，海鲜要是有病毒，到时候有人感染了，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他还问我是不是赚钱了，挣了多少钱，为了一点蝇头小利，把全小区居民的安危都搭上了。
　　当时看到他发的消息，我也没有太多时间去难过或者愤怒。因为我是要上学的，我也很忙，没有时间去争论。后来我也知道，他在机场工作，收入受到影响，可能情绪比较焦虑，同时从他的专业角度，也认为海鲜比较危险。结合这样的情况，我理解了，更不会去说什么了，被误解就被误解吧。
　　蔡晗啸在协调团购物资
　　3hr我的视频发出来之后，有一些媒体报道，大家会关心我父母是怎么教育我的，会对17岁的高中生团长很惊讶。还有人说，我在国际学校读书，家里很有钱，但事情可能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
　　我曾经做过MBTI人格测试，我测出来结果说，我自我价值的实现，来自帮助他人。我感觉（做团长）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在学校也是，最开始是自己愿意做事，后来当了学生会主席，带大家一起做事。梳理做事的流程，开始怎么做，中间怎么做，后续怎么反馈，这一套其实已经很成熟了。所以发起团购的时候，我不觉得怕，也不觉得有多难。
　　我家其实不属于典型的中产家庭。我爸妈都没有上过大学，我爸高中毕业之后读的是夜校，后来在国企工作，我妈妈还是安徽农村出来的，读的是两年制的专科。我妈妈24岁生我，30岁创业，现在算是事业有成，但在我成长的大部分时候，我家不是中产，是工薪阶层。
　　我父母的教育理念也是不断在探索。最开始，他们的期待不高，对成绩好、考满分这种事没有认知，但他们还是挺宠我的，我玩游戏、用手机都很早，上幼儿园就开始玩游戏，每天放学一回家就开始玩，玩到吃饭，吃完饭看电视，看完电视继续玩，一直玩到睡觉。每天都是这样，玩过赛尔号，摩尔庄园，后来有了iPad，玩各种格斗类和射击类的游戏。我爸也喜欢玩，会跟我一起玩。
　　但到了初中，我就不玩了。一方面是真的玩腻了，一个人玩，没什么社交属性，会累，会觉得很空虚。还不如去做做运动。另一方面，我玩游戏玩不过我爸，玩策略性游戏，他会去思考、去算、去写，这太夸张了，我至今都觉得这样玩游戏很变态。而且他上班的时候可以挂机，但我没办法挂机，所以我一直玩不过他，就觉得很挫败。
　　进入初中后，最开始我在班里的成绩是中游偏下，尤其数学会倒数，特别特别痛苦，对人打击很大。我不知道别的同学是怎样的，但我当过差生，我知道，差生没有尊严。我那所初中其实是很强调人文关怀的，不是唯分数论，毕业的学生因此也都很感激它。但现实是成绩不好就是没有尊严，同学瞧不起你，好学生不跟你玩，班干部不让你当，各种活动不带你，劳动你多做一点。我就跟我爸妈说，受不了了，日子过不下去了，想提高成绩。我爸妈就给我找了一个补习班。
　　找了补习班还真好，我一个周末上六节课，每个学科学两小时，觉得上课特别开心、特别爽，一是老师教得好，二是正向反馈太强了成绩不好，补了课，成绩上去了，尤其是英语变得特别好，开始有同学找我问问题了，其他人对待我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我就更喜欢补课了。可能跟其他同学不一样，他们是父母担心孩子跟不上，或者想让他们名列前茅，所以报补习班，他们就会抵触和反感，但我一点也不抵触。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正向循环我疯狂刷题，知识储备也上去了，循着这种惯性，我的成绩就一直好下去了，后面就一直很靠前，还考过一次年级第二。
　　但初中快毕业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种感觉，就发现，我身边的同学都是很鲜活的人，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有人会说日语，有人对某一类的影视、动画片特别有见解，有人会做很漂亮的手工，还有人居然会写小说。但考试一到，每个人都变成分数了。如果你今天考了98，我考了92，那我就是失败者了，高分同学就是神，低分学生就是渣，一到考试，就是这样了。
　　在这样一个体制里，我可以是一个受益者，当时我们区统考，我已经可以排进前100名了。但我好像不想变成这样，会不会有更生动地发展的机会？我当时听说过国际学校，他们的理念可能更加开放，就想去访校。
　　我第一次跟我爸妈说的时候，他们是有点反对的，他们之前没有了解过国际教育，我妈做生意也很忙，而且他们觉得我在公立教育体系里是OK的，我的成绩也可以上好学校，可以参加高考。所以我只能自己去搜，去了解这个行业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坑。
　　我先去考了一次托福，考了109分，这个分数，应该可能进大多数国际学校了。我也基本把好的国际学校都看了一遍，我就发现，这些学校好像又变成我在公立学校看到的那样好学生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语言成绩都很好，GPA都很高，想学经济的同学，都参加了同一个竞赛，获得了大差不差的奖项，甚至大家说英语的口音都特别像，申请英国方向的同学，爱摆弄英音，申请美国的同学，爱摆弄美式口音。那这岂不还是公式化的教育？
　　后来我发现了我们学校，它是一所非常新的学校，名不见经传，我入学的时候，它才成立两年。但这个学校的创始校长，就是上海中学国际部的前校长。上海中学国际部，是全国最早的一批国际学校。当时我访校，我们副校长就说，我们没什么特别的，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支持你，给学生资源，给学生机会。你不是喜欢辩论吗？我们还没有辩论社，但可以给你开，还可以提供资金支持，可以给你配老师。如果你们要出去比赛，就给你们配大巴。
　　当时我就想，哇！这个学校对学生非常支持啊，环境也特别好，老师也和蔼可亲，给我的整体感受就是：我们这儿是一片肥沃的、未开发的土壤，你一颗种子种下来，就肆意生长吧。
　　蔡晗啸
　　4hr这三年里，我确实是肆意生长了。如果不到这所学校上学，没有这种开放包容的环境，我可能不是现在的样子。
　　讲一个我觉得自己最有意思的特长，我会写梵语，这是古印度的语言，是整个印欧语系的鼻祖，现在全世界可能有五百人左右，会把它作为日常语言使用，只有五万人参与读写和学习，连很多外国语大学都开不出这样的课。教我梵语的，是我们学校一个语言学教授，他有康奈尔大学的博士学位，会超过30种语言，给我们开了小课。我后来喜欢观鸟，也是他带我入门的。
　　还有一段时间，我对高尔夫球很感兴趣，想着实在不行就当个运动员吧，学校就给我们请了一个高尔夫教练，每天早上4点半，天还没亮，我们就起来训练。后来我发现自己天赋有限，而且每天都很困，就放弃了。但这个经历多么可贵啊，让我对这个领域了解得这么深，又给我一次试错的机会所谓爱好不一定能成为职业，我尝试之后才知道这是真的。
　　另外很棒的一点就是，我们真的是学校的主人，在这里建立了一个自己的理想世界。
　　我们入学后，正式上课之前，有两周的先导课，当时校长传达的信息很明确：我们的目标是办一所令人尊敬的学校，小而精（全校学生不超过300人）。这不是学校领导层的事情，而是大家一起，我们是一个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种创业者的精神，很容易感动血气方刚的青年。
　　我入学就加入了学生会，其实是一个很小的组织，大概二十个人。然后我发现，有的同学会对一些事情有意见，比如食堂饭不好吃，排队时间长，但他们可能也找不到解决方案。当时我就想，我们干脆开一个论坛，广开言路，让大家有说话的地方。
　　当时我跟校领导提了这个想法，他们觉得OK啊，我们每周一下午有一个集会时间，一般会组织一些学术活动，或者唱歌大赛、朗诵大赛之类的，学校也就给我们留了一个档期，让我们办论坛，我们起了个名字，叫北辰论坛。每次论坛有十个名额，每人有五分钟时间，所有学生都可以上台去表达。
　　我们当时的设定是，大家不仅是提意见，还要提出一个完备的解决方案。比如大家诟病的食堂排队问题，我们辅修了经济课，你可以用经济学原理，去开发一套更好的制度；或者你学了编程课，自己去编一套程序，做一套解决方案。就这样一边开放、一边推动，让大家真的把解决方案带出来了。后来学校引进了新的刷卡系统，还实行了分时就餐制度，用餐时间确实减少了，这是切切实实的改变。
　　再比如有同学对健身房有意见，他们就自己3D建模，给健身房重新排了布局，换了地板，加了地垫和平面镜，学校花了钱，大家自己也捐了设备。能做这个事情多好啊，虽然是高中生，但是已经提前适应了企业是怎么做项目，怎么先有方案，再有解决过程，再有收尾反馈。
　　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东西，也是北辰论坛上提出来的，那就是我们学校的铃声。
　　正常学校的铃声，都是叮铃铃或者叮咚当叮，是很公式化的。但我们学校的不是，是学生自己决定的。现在我们的预备铃是《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第一乐章》，这段很舒缓，作为预备铃很合适。上课铃是舒伯特的《音乐瞬间》，下课铃是我们有个学钢琴的、才华横溢的同学自己创作的。晚自习的铃声又是另一套，上课铃一分钟，下课铃一分钟，是同学和老师一起创作的，这个就很好啊。
　　如果我们听腻了，可以换，有一个流程每学期我们会组织一次调查，如果过半的学生听腻了，那我们就换。先征集一些选项，然后投票，如果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同学对一个铃声很满意，认为可以替代现有的铃声，那我们就选它。
　　后来，学校还开始支持学生自己开选修课。之前我们有模拟联合国的选修课，但是教这门课的老师因为个人原因，离开了中国，教职空缺了，我正好是模联队的队长，学术功底还可以，学校就允许我开一个选修课，每周一次课，时长80分钟，我们总共120多个同学，有23个选了我的课。
　　我开完课之后，也激发了别的同学。有同学是健身达人，拿了很多奖，还有同学会做游戏开发，设计了自己的游戏，只要向学校证明你真的可以教，提交你的课件，就可以开课了。所以现在是老师和学生在抢着开课。
　　根据我这三年的观察，我的同学们，很多是低进高出，进来的时候成绩不一定特别好，或者已经被体制教育的刷题搞得没脾气了，但进来了，经过两三年，已经在某些领域小有钻研，或者有很多好的品质，比如愿意奉献，有创新精神，从刷题机器变成了人，有很多这样的成长。
　　蔡晗啸参加北辰论坛
　　5hr但无法逃避的现实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评价体系里，很多人说现在的学生是空心人，这确实也是存在的。
　　我身边的大多数同学，还是被家长裹挟着向前。在国际学校，你会很容易发现这个结论对于中（高）产阶级而言，教育是把财富转移到下一代的重要途径，这帮孩子，他们得有能力配得上他们的财富，得给家长长脸，所以家长会不遗余力，不计成本，疯狂地对教育投入。
　　有时候，他们甚至都漠视教育的客观规律，不陪孩子，就把孩子送到补习班，觉得这样你成绩该好了吧？我给你请的老师可是1000块一小时啊！如果你成绩还这么差，那就是你的问题了，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教育不是投资，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人也不只是分数。
　　而且就算在国际教育圈，还是会有很多家长会把学生当考试机器看。比如去美国留学，要考托福，好多同学为了这个考试学了两年多，可能从50分、70分提升到90多分，但咨询机构说最好要100分，于是他们为了从95分提升到100分，又整整补了一个暑假的课，已经考得快吐了。但家长们总说，我们花了这么多钱，你怎么还考不出来。很多国际生也会因为这件事很沮丧，觉得自己很失败。
　　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痛苦，像我舍友，其实他很聪明，数学天赋也非常好，考试经常考满分，但我跟他住在一起我就知道，他极其痛恨学习，每天做作业都特别快，上课也写作业，他还会在网上找各种快速学习秘籍。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不想学，就想赶紧把这个东西弄完，把这个分数考出来，他就不用学了。
　　他玩游戏很厉害，真正的梦想是做一名电竞选手。他玩《英雄联盟》，曾经在全国服务器里能排进前十，本来想去电竞的青训队，但家里不让，让他必须去读书，于是他就变成一个很矛盾的人能考年级第一，但是痛恨学习，这是不是很荒谬？
　　我爸妈可能不属于这样的家长，我妈就是觉得我快乐就好，我小时候她都在创业，没有时间陪我，就觉得对我的亏欠是无与伦比的，只希望我成为一个每天都快乐的人。而我爸爸是那种中国式父亲，我俩不太交流，以不交流为主。所以我的人格塑造，基本是自己决定的，我想反抗那种标准化的精英教育，不想成为那种看起来履历非常光鲜的、精装的、公式化的孩子，有意识在反抗那种状态。
　　在国际学校会有各种公式化的现象。美国大学是申请制的，高中GPA是一部分，标化成绩（托福、SAT等标准化考试的成绩）是一部分，还有各种活动。活动是最耐人寻味的，怎么衡量一个孩子优不优秀呢，大家就都开始堆履历。可是堆得起履历的是哪些人，结论也很明显。
　　现在有很多堆履历的方式。比如要突出一个人的领导力，家长可能会带孩子去偏远山区支教，但实际上是住在县城宾馆，早上包车去山区，教几节课，和孩子们玩一玩，拍点片子，下午五点就回酒店，两三天就结束了。或者是去做拯救非洲大象的项目，募捐到了十几万，实际上可能是爸妈各捐了五万。再或者去参加各种所谓的领导力峰会，大家拿的奖都特别大，名字一个比一个响亮。这些都非常虚伪，也非常昂贵。
　　我们家经商，重实用，我不想去做这些，在我看来，还是可以去做一些脚踏实地的工作的。我做了两年的学生会主席，并不是因为这个名头特别漂亮，学生会主席多了去了，只不过通过学生会能做事，可以真切地影响到大家的生活，比如搭建北辰论坛，再比如做团长，我想要成为一个脚踏实地的实用主义者。
　　这种想法的来源，可能也是我逐渐意识到，我是有特权的，我今天的成就和钱是离不开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今天从上海到杭州，一路包车，路费和住宿费接近五千块了（采访于5月下旬进行），我只是出来办个签证，就花了这么多钱，可能是很多人一个月的工资，正常家庭哪有这个条件。
　　更早一些，应该是我初中的时候，我被我当时的补课老师提醒过一次。当时上海开始给中小学生减负，我的补课老师就很激动、很愤怒，他说他坚决反对，当然这是一家之言啊，他说，学校减负了，你们是可以补课，提前学，老师给反馈，给批作业。但是那些家里没有钱补课的学生怎么办？学校里教得少了，作业布置得少了，他们和你们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我才发现，还真是，在我当时那个初中，班上也是有补不起课的同学的。平心而论，他们或许不是所有人都垫底，但他们一定不拔尖，那些拔尖的同学，几乎都补课。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后来我就在想，所谓名校，其实是一个自我保护或自我赋能机制。有社会学家说，名校本身就是权贵阶层保护自己的一套系统，通过名校这样一个概念，让考不上的人觉得自己不行。而那些考上的人，越觉得自己厉害，聪明，刻苦。但实际上，大家都很努力，但你有钱去上补习班，你练得多，你有这个机会，别人没有。
　　就像在我们的各种社会讨论里，会贬低小镇做题家，会贬低只会刷题的学生，好像那些全面发展的同学是榜样。但实际上我们更应该关注小镇做题家，关注那些每天被困在题海中的人。他们没有我这样各种的机会，各种的支持，想学啥就学啥，最终成果还不错，还被媒体报道。99。99的人没有这样的条件。他们的父母辈可能没有这样的认知，也不是他不想有。
　　前段时间我还看到一个新闻，一个农村的单亲父亲，他11岁的女儿不想读书了，他很愤怒，觉得自己辛辛苦苦一辈子，不就是为了把你供到城里去。他教育女儿的方式，就是让她在大太阳底下，去池塘里挖藕，挖了四个小时，女孩中暑了。这样的教育方式当然不好了，应该沟通，不应该打压。但是呢，这位父亲是个农民，生活已经很辛苦了，他谈不了任何的教育理念，这是很残酷的事情。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发生。
　　所以我愈发觉得，一个人的成功，或者说社会性的成功，跟他自己的努力确实相关，但也越来越不相关，在我看来，这非常畸形。
　　这也是为什么，我想在大学毕业后去从事教育行业。我感觉我表达欲还是很旺盛的，也喜欢帮助别人，更重要的是，我当过差生，不是那种一路优秀、一路非常光鲜的人，我知道差生的滋味。
　　蔡晗啸在观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