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功德林战犯到天安门观礼，沈醉看到台上的宋庆龄一阵

　　1958年国庆节前夕，毛主席突然问起身边的公安部长罗瑞卿：战犯所的那批人来了没有？罗瑞卿回答说：今年忘记安排了。毛主席听后，若有所思地叮嘱道：应该安排他们来参观国庆节典礼。
　　让毛主席在百忙之中仍然惦记的战犯所那批人，指的就是当时正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原国民党高级战犯。过去也有安排战犯去国庆观礼，但已经有两年没有这样的活动了。而在1956年，关押在全国各地的高级战犯集中到北京功德林，因此还有相当一批战犯，还从未有过国庆观礼的机会。因此，当这一消息经过管理所的干部，传到功德林时，战犯们都沸腾了。
　　9月29日这一天，早上起来，负责给大家理发的沈醉、牟中珩就忙开了，他俩一天理了72个人的发，一直感到吃完饭也不感觉疲乏。他们一想到这是为大家参加国庆观礼而整容，就感觉特别的来劲。
　　对于很多战犯来说，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在首都北京参加这种活动，第一次有机会和千百万劳动人民共同享受节日的快乐。想到这些，很多人都激动得睡不着觉。对于过去的他们来说，与民同乐似乎只存在于古书中，存在于孙中山先生构想的理想社会中。要让蒋介石那样的人真正的与民同乐，根本连想都不敢想。而到了1958年，这些经过近十年改造的战犯，思想上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为了赶去参加国庆观礼，功德林的战犯们，凌晨三点钟就都起床了。匆匆吃过早餐后，大家便穿戴一新，四点钟左右，就都登上了租来的公共汽车，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公安部。因为实在到得太早，他们只能暂时被安排在公安部图书馆休息。好不容易等到八点钟，他们就前往公安部搭好的临时看台去参观。
　　当他们到看台时，长安街早已经彩旗招展，花环如林，整齐的游行队伍在那里等候。九点整，游行开始了。人群像潮水般地涌向天安门。这样雄伟壮观的场面，这些曾经的国民党老爷们，大都是生平第一次见到，心情的激动自然是难以形容。
　　在过去，这些人都身居高位，也都出席过盛大的场面。但何曾见过人民群众这种出自内心的激情。他们更多面对的，似乎是群情激奋，是大声疾呼，他们也都见过蒋介石属下的特务、军队朝激愤的群众或学生开枪。如今，他们以戴罪之身，置于人民群众的大海之中，既激动，又羞愧。
　　原国民党军统云南站站长沈醉正抬着头，看着天安门城楼上，和毛主席、刘少奇并排站着的宋庆龄副主席时，顿时一阵恐慌袭来，转而又是油然而生深深的内疚感。那是因为在抗战前，沈醉在上海担任特务处上海特区法租界组的组长时，曾对宋庆龄先生犯下过种种罪行。确切地说，除了奉命监视外，还有更为龌龊的暗杀计划。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宋庆龄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董必武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强烈谴责蒋介石背信弃义的可耻行径。后来，宋庆龄又联络爱国民主力量，同蒋介石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得蒋介石十分难堪。可是，蒋介石对宋庆龄既恨又怕。宋庆龄的特殊身份和在民众心目中的崇高威望，让蒋介石心中有所顾忌。他几次授命他的心腹军统头子戴笠谋刺宋庆龄。
　　20世纪30年代初，宋庆龄住在上海法租界莫里哀路。戴笠命令军统特务处上海特区法租界组组长沈醉派大批特务天天在宋庆龄住宅前后进行监视。特务们还写信、打电话、寄手枪子弹，甚至在1933年6月，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兼总干事杨杏佛（宋庆龄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打死在离宋庆龄住宅不远的亚尔培路。企图以此来危吓宋庆龄。可是，宋庆龄不但没有被这些无耻、卑鄙的恶劣行径吓倒，反而更加积极地参加和组织反蒋的活动。
　　当时，戴笠及沈醉布置了三套方案：第一，设法派人打入内部，收买宋庆龄身边的人，待时机成熟，便可动手。第二，实施美男计，收买宋庆龄最为信任的贴身保姆李姐。第三，在法租界内，采取蛮干的办法，以一辆厚实的德国小汽车撞击宋庆龄的座车，制造一起偶然的交通事故，从而达到行刺目的。
　　实施第一套方案时，一个女特务以女佣的身分出现在了宋家附近的菜市场。李姐原是上海乡下一名纯朴的村妇，她与好吃懒做、狂嫖滥赌的丈夫离婚后，经人介绍，来到了宋庆龄身边做保姆。由于她性格恬静、不事张扬、心地善良、特别勤快兼之不爱多事、口风紧，所以深得宋庆龄的信任，所有内室的饮食起居、买菜管家，全部交由她负责。
　　那个女特务以同样的女佣身份结识了李姐，并取得了她的初步信任。仅仅相识了一个月，这个女特务缠着李姐去了宋家几次，并赠送了不少礼品给李姐。
　　然而，她过分的热情和反常的举动引起了宋庆龄的特别注意。终于，狐狸露出了尾巴。在这个女特务向李姐打探宋家来往客人的情况时，李姐一下子预感到了某种不祥，她立即毫不犹豫地将上述情况告知了宋庆龄。
　　宋庆龄当机立断，让李姐退还了那位女特务送来的礼品，并嘱托李姐再不可与此人往来。
　　沈醉懊恼不已，连连在戴笠面前引咎自责。不料，戴笠一反常态，他露出一丝奸笑，安慰沈醉道：一招不行，还有第二招嘛。
　　戴笠的一番点拨让沈醉恍然大悟。他立即实施第二套方案。
　　这一回沈醉真动了脑筋，他想用美男计来达到谋刺的效果。在之前派出的女特务和女佣接触过程中，了解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女佣人刚刚与不务正业的丈夫离婚，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这个信息引起了特务们的注意，他们决定在这件事上做点文章。
　　沈醉考虑，如果派一个长相不错的年轻特务化装成知识分子去勾引女佣，那样彼此身份相差悬殊，一定会引起宋庆龄的怀疑；如果化装成工人，附近没有工厂，一个工人经常远道过来，似乎也不太自然。最后，沈醉决定叫一个特务化装成汽车司机，这样就和女佣的身份相当了，不容易引起宋庆龄的注意，而且还有机会在附近或别处制造与女佣的偶遇。
　　果然不到三个月，这一招初步见效了，化装成司机的特务很快就与女佣频繁来往。为了做到不露痕迹，沈醉告诉特务不要向女佣探听她主人的情况。只要骗她同意结婚，就不怕她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有一次，戴笠到上海，沈醉去见他，把这件事向戴笠做了报告。戴笠听后十分高兴，要沈醉把这个特务叫到上海特区接站与他见面，还指示沈醉这件事一定要避免引起宋庆龄的怀疑，千万不能急躁，要做得滴水不漏。
　　但是女佣对宋庆龄一直很忠心，她主动把自己交男朋友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宋庆龄。宋庆龄仔细地查问了女佣二人认识的过程，听说介绍人是附近一个开私人车的司机，便叮嘱女佣应该多了解他的情况，然后再带回来与她见面。
　　女佣听从宋庆龄的意见，决定突然到男特务的家中探听虚实。但在沈醉的安排下，一切看上去天衣无缝，经过几次接触后，男特务和女佣人竟然渐渐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戴笠高兴得合不拢嘴，连连夸沈醉，他没看错人。
　　此时，沈醉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决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他让特务告诉女佣婚嫁的事情，以免夜长梦多。可是，令沈醉万万想不到的是，就在他们快要订婚的前几天，宋家的女佣人突然提出不愿再见男特务，这个男特务在宋庆龄家附近守候了好几天才终于遇到女佣。女佣一见到男特务便气得大哭，一个劲儿地骂他是坏蛋，想欺骗她。男特务从女佣坚决的态度看，好像她已经知道了他的目的。无论男特务怎样解释，女佣说什么也不再见他了。
　　事后，沈醉再三责问那个男特务有什么地方露出了马脚？男特务反复回想，就是想不出自己有什么行为让对方产生怀疑。可是，女佣为什么会有如此突然的变化？特务们实在想不通。直到解放后，沈醉对这件事仍迷惑不解。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特务的计划再次失败了。
　　美男计失败后，蒋介石和戴笠并没有放弃对宋庆龄的迫害。有一次沈醉去南京，戴笠问他：除了暗杀，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对付宋庆龄？沈醉沉思片刻，说可以通过制造车祸的办法将宋庆龄撞伤，让她住进医院，再通过医护人员使她长期住院，不死不活地过下去，这就可以彻底解决这位无法对付的人了。戴笠听后用手在桌上一拍说：我也曾想到过这办法，你再具体点谈谈。
　　沈醉找到流氓头子杜月笙，搞到一辆构造十分结实的德国小车，挡风玻璃也换成了子弹打不透的保险玻璃。他准备只等戴笠一声令下，便亲自驾车行动。沈醉还事先观察了宋庆龄每次外出经常经过的几条路，认为从她的住宅经环龙路、华龙路到霞飞路这一段下手最为合适，而且管理这一段路的法租界中有熟人，出了事也好办些。
　　做好一切准备后，戴笠每次去上海沈醉都要问他：什么时候下手？戴笠总是答复：再等一等，决定后会通知你。大约过了一年，戴笠再次来到上海，这一次戴笠要沈醉把小汽车还给杜月笙，并告诉沈醉这一计划不实行了。
　　沈醉对此百思不得其解，戴笠问了他一句：你有什么把握能做到只把前面车内的人撞成重伤而不撞死？原来，戴笠担心一旦将撞死了孙夫人，必然会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反映，届时势必会要彻底追查。查来查去，不仅他戴笠脱不了干系，必定还会很容易就查到蒋介石头上，到时候恐怕就难以收场了。
　　抗战期间，戴笠还曾策划过利用日本飞机的轰炸，制造空难谋害宋庆龄，但偶然间被宋美龄知道了。宋美龄不但跟蒋介石发了一通脾气，还让宋子文、孔祥熙找来戴笠，当面训斥了一番。
　　从此以后，不管蒋介石怎么催，戴笠算是打定了主意：对宋庆龄，我戴笠决不能听你（指蒋介石）的，出了事，夫人一定闹，你委员长也顶不住，还不是把我兜出去。再说，宋子文和孔祥熙那边也没法交待，那两位可是财神爷，他们要是不给我钱，我这军统就没法维持了。所以，尽管戴笠对宋庆龄采取了恐吓、威胁等各种卑鄙手段，但是他始终没有对宋庆龄下毒手。
　　1949年，国民党全面溃败、撤离大陆前夕，毛人凤领导的保密局，还曾想要对宋庆龄先生下毒手。由毛人凤的侄子毛森献毒计，准备趁解放军进攻上海时，在乱战之中行刺，继而嫁祸到解放军头上。所幸，毛人凤叔侄的歹计，并未得逞。
　　1949年5月27日，上海彻底迎来了解放。毛人凤跟随蒋介石逃往福建一线。不久后，中央派出邓颖超为专使，特地到上海恭请宋庆龄北上。而此时的沈醉，正被毛人凤抛弃在云南，在自谋退路。经过他仔细衡量后，决定参加卢汉的起义行动。但当他在起义文告上签了字后，却被卢汉当战犯抓了起来。
　　1957年国庆后的一天，沈醉和原国民党热河省主席、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渡、江阴要塞司令孔庆桂、刘文辉部二十四军参谋长王靖宇接到通知，上级决定将他们转到北京去。对他们来说，能去北京，意味着新生。
　　从重庆到北京，没有人戴着手铐脚镣，仅仅是两个管理所的干部陪同，和普通人一样，从重庆乘船到武汉，再从武汉坐火车到北京。在船上的时候，沈醉和孙渡等四人住在一个客舱里，不知情的人，根本看不出他们是罪犯。管理所的干部告诉他们，在途中，只要不乱走、不与熟人说话就行了。
　　谁能想到，四个如此重要的战争罪犯，就这样在路上三天三夜，没有手铐脚镣，只有两个干部陪同。经过多年的改造，他们对自己过去所犯下的反人民罪行，大都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认知。而在民心聚拢的新中国，也根本无须担心这些战犯们，会中途逃到哪里去。
　　在功德林，沈醉见到了很多曾被蒋介石政府宣布殉难的烈士，心里十分诧异，但很快就又明白过来了。对于别人来说，沈醉又何尝不是做过烈士的呢？最让沈醉触动的，还是特制石膏模型内的杜聿明。这位蒋介石的天子门生，原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在被俘后曾不止一次试图自杀，此时却对沈醉说：共产党真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新中国的战犯改造政策，可以算得上是一种奇迹了，在这些昔日的国民党将军身上，产生的作用，实在是有些过于神奇。就像沈醉这样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大特务、刽子手，看着天安门城楼上的宋庆龄副主席向广大的游行群众挥手时，就产生一种特别的内疚心情。而此时，宋庆龄先生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天安门斜对过的看台上，还有一个曾经准备谋害她的战犯，正饱含热泪，带着无限忏悔的心情，在默默地向她请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