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战略谋划，捉蒋放蒋操盘手，蒋介石败局已定

　　毛泽东100万国民党＂精锐部队＂VS 5万共产党＂杂牌军＂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调集100万国民党精锐＂王牌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其中50万军队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开始战略转移。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全军仅剩八千人。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时全军仅剩三万三千多人。
　　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到达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全军仅剩一万一千多人。
　　1934年10月，红四方面军的留守部队被迫转移，经数月颠沛流离和艰苦转战，到达陕北时兵力最多时不足八千人，最少时不足一千人。
　　经过国民党军队的五次＂围剿＂和战略转移中＂围追堵截＂，党内的斗争，疾病和伤亡等等，毛泽东领导的这样一支疲惫不堪的军队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红一、红二、红四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时，中国共产党军队总人数不足5万，他们大部分没有受过正规训练，90%为沿途群众加入，枪支弹药为缴获的战利品，这样一支＂杂牌军＂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有生力量，争取革命胜利的火种，也是1936年时的共产党的现实处境。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1936年6月至10月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中这样描述红军状况：
　　＂这支军队他们穿的衣服很杂乱，简直一个人一个样。他们来自乡下的小村，衣服都是随手弄来的而又根本不注意布料颜色，其中有蓝、灰、紫、绿、黄、黑色等，大部分日子一天只吃一顿饭……＂
　　就是这样一支由农民组成的疲惫不堪不像军队的奇怪军队，在毛泽东高超的指挥下，巧妙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实现了战略转移，为革命保留了最宝贵的力量。
　　蒋介石国民党＂溃败＂的开始VS共产党崛起的开端
　　红军转战陕北胜利会师后，急需停战休养，巩固壮大革命队伍。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没有改变，正在谋划对共产党进行新一轮全面＂绞杀＂，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依然面临危险的局面。
　　对此毛泽东提出：＂正确分析政治形势，正确估计敌我力量，准备对日直接作战，扩大红军，发展游击队及白军工作。＂的战略决策。
　　1931年日本侵略者在侵占东北后，妄图侵占华北，虽然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剧，但毛泽东同志敏锐地抓住这个历史机遇，确定并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为共产党成长壮大乃至夺取政权的时机。
　　此时，为全力＂围剿＂共产党，1936年6月，国民党＂中央军＂撤出平津和河北，＂华北危急，平津危急＂，蒋介石的这次撤退既是国民党＂溃败＂的开始，也是共产党崛起的开端。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展现了其卓越的战略智慧，一方面与朱德联名向全国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表达了敦促蒋介石抗日的意愿。通电倡议：＂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
　　通电倡议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宣传了共产党孤立了国民党，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认可，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力，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为后续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做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策部署，在壮大抗日队伍的同时，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迅速壮大。
　　同时，多次致电国民党，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建议，争取了国民党内＂抗日派＂的同情和支持，呼应壮大了抗日的力量，削弱了国民党＂剿共＂的凝聚力，展现了民族大义，减轻自身压力。
　　张学良＂神来之笔＂——统战张学良杨虎城
　　此时，驻扎在西北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处在与共产党作战的前线，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的威胁。
　　1935年12月，毛泽东委派＂川陕根据地创建人＂汪锋到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接触，并在十七路军中秘密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交代汪锋：＂不必很着急，我们要学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我们的鱼钩是直的，没有危险。不愿意呢，可以不上钩，让它自由地去游，我们还是要耐心地等。＂
　　在战略上：＂要把握住两点，一是要和谈，谈不成也不能决裂；二是要鼓励，激励他们的抗日激情，过去的不愉快不要谈，只谈将来。＂
　　同时，毛泽东亲自给杨虎城及十七路军写信；释放被俘虏的东北军官兵等，经过各方面的工作，促成张学良、杨虎城与周恩来会面，张、杨分别与共产党达成了＂互不侵犯＂秘密协议，在西北＂剿匪＂战场上，不仅没有炮火连天的激烈战斗，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常常聚在一起联欢。
　　这一系列的战略谋划，统一了抗日思想的同时，也壮大抗日队伍，也为共产党休整壮大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周恩来＂捉蒋与放蒋＂幕后的操盘手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部署对红军的＂围剿＂，张学良、杨虎城在向蒋介石要求抗日遭拒后，于12月12日凌晨，扣押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蒋介石被扣留后，呼声最高的是＂枪毙蒋介石＂。张国焘还提出＂杀掉蒋介石＂，＂打出潼关去＂。当天，毛泽东在他的办公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统一了对西安事变的认识，商讨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
　　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南京政府最高领导地位一旦出现＂真空＂，无论张学良还是杨虎城都不能填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暂不能号令全国，各地方军虎视眈眈，心怀鬼胎，蒋介石命丧西安会引起一场较之国民党和共产党间的十年厮杀更为惨烈的内战，这对中华民族不利，对共产党不利。
　　毛泽东：
　　＂如果把蒋介石杀了，正中了亲日派的下怀，蒋介石虽然消极抗日，但他毕竟和日本还有矛盾。另外，国民党内部本来就不统一，蒋介石一死，各路军又会混战不休。国家一乱，日本就有机会入侵了。＂
　　关于＂蒋介石嘴上答应抗日，是否会真心抗日的问题＂
　　毛泽东：＂咱们陕北有好多毛驴，大家都不陌生吧？毛驴驮了东西就偷懒，不愿意上山。怎么办呢？老乡有办法，一拉，二推，三打。拉了、推了还耍赖，就打。我们对蒋介石也得用这办法，只要拉得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不怕蒋介石不抗日。＂
　　＂不过，＂毛泽东又说，＂毛驴急了也会踢人，蒋介石抗日到底不是心甘情愿的，所以我们也要提防，联合的同时要斗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抗日的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毛泽东提出：西安事变的解决必须服从于推动抗日运动开展，必须和平解决的初步设想，其背后的意图是：逼蒋抗日，迫使国民党停止对共产党的绞杀，在抗日中壮大红军队伍，最终夺取政权，建设新中国。
　　在毛泽东的指挥下，12月17日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罗瑞卿等二十多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12月19日毛泽东连发14封电报，其中11封电报是发给周恩来的，对解决＂西安事变＂进行安排部署。
　　在发给张学良的电报中，毛泽东：＂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之外，还提出如下建议：
　　＂要把蒋介石扣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以防其收买属员，尤其是不能交给其他部队看管；将东北军主力调至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主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同时表示：红军钳制宁夏、陇东一带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等中央军，以免西安腹背受敌。＂
　　为了促进和谈的顺利进行，毛泽东在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走后的18、19日，接连致电国民党政府，提出：保证蒋介石安全，在蒋介石同意抗日条件下，恢复蒋介石的自由等和平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
　　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社会舆论的迫使下，蒋介石不得不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策略，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12月24日，蒋介石承认六项协议。即：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在毛泽东的＂操盘＂下，蒋介石放弃了对共产党的＂围剿＂政策，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合法地位，在抗日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武装力量迅速壮大，抗日战争结束时，共产党的实力优于或等于国民党的实力，国民党政权的失败已无法阻止。参考文献：[1］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7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7月27日。
　　[2]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写给张学良的信，1936年8月9日。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
　　[4]《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55、56页。
　　[5］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1972年6月10日，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