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毛泽东就可能没有新中国

　　毛泽东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之一，他的影响力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到现在依旧非常强大，甚至越来越强大。他的影响力可以用两句富有哲学意味的话来概括：只要充分吸收并贯彻毛泽东思想的精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就能长治久安；只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长治久安，毛泽东的影响力就能长盛不衰。
　　有人说没有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成功可能要推迟几十年。这其实仅仅是一种不服输的说法而已，我个人却认为没有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能否成功都是问题。也有人说，蒋介石最大的不幸是与毛泽东处在同一个时代。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即使没有毛泽东，蒋介石虽说能表面上统一中国，那也只是凑合着过吧。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而蒋介石不是饱受屈辱的中华民族所需要的英雄，因为他无法让这方热土上的人民挺直腰杆站起来。
　　不管历史朝什么方向发展，最后又是何种结局，我们中国人总喜欢归结为一句话：这是天意！什么是天意？天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都是凡夫俗子，无从得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选择了什么样的身躯随行，便会被带向什么样的方向。只有当这方热土上的人民选择了随伟岸的身躯前行，中华民族才能走向辉煌。
　　历史其实都具有争议性，因此，几千年的沧桑史便让人争议了几千年。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陈嘉庚先生是著名的爱国华侨，在他的骨子里，这片生他养他的华夏大地绝不能让外来民族入侵。哪怕自己在家乡无法生活，被迫流落海外谋求生存，也不能让自己的故乡遭受野兽的蹂躏。请注意，他是爱国华侨，他不偏爱哪个党派，不效忠蒋介石亦不效忠毛泽东，谁能拯救这个国家，拯救这个国家的人民，让这个国家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就不遗余力地帮助谁。
　　国民党作为当时的国家政府，海外华侨资助政府抵抗外来侵略，这无可厚非，但当他突破重重阻力到达延安之后，他发现延安风清气正。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种纯洁的党风，令陈嘉庚先生深深叹服，尤其是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招待客人的三个小菜中，最值钱的鸡汤居然是邻居家借来的。毛泽东的个人人格魅力亦彻底征服陈嘉庚老先生。他想起国民党为招待他，一顿饭便能吃上几万块大洋，不禁感叹道：延安没有的，重庆都有，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在延安啦。
　　什么样的人干什么样的事，什么样的领袖便管出什么样的部属及党风，与毛泽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蒋介石的为人。
　　我们不妨来捋一捋。
　　耍尽无赖，终夺高位。
　　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都认为当了大官或发了大财的成功人士都是了不起的人才，因此，许多落马的庸俗贪官以及发了横财的富豪都被一些文章刻意写成了大才。这是金钱欲、权力欲阻碍了人们传统的认知。
　　李世民玄武门杀兄杀弟，后又威胁父亲，终夺皇位。可以说在他那里什么亲情、传统道德全被他的权力欲望置之脑后，就这样一位严重道德败坏之人，却被历史传颂一千多年，一切人性丑恶全被遮掩。秦二世胡亥篡改遗嘱，逼死扶苏，杀兄弟姐妹几十人，最终得权。
　　他们的欲望是满足了，但是不是大才却有待考证。三国时曹魏集团有一个长期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刘邵，他给三国这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做了一个总结性的工作，写成了一部伟大的划时代的巨著《人物志九征第一》，此书成为往后人力资源工作者的指南宝典，他认为资质和能力最高的人才是没有口味的，具备中和的特质。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是故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这和诸葛亮的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暗合。
　　笔者写了这么多题外话，是因为很多书籍文章都把蒋介石这位超强的个人权力欲望之人写成了大才大德之士，现在很多文章把贪钱越多的官员写成才华横溢，我觉得有必要刷新一下认知。
　　言归正题，有些文章说孙中山发现了蒋介石难得的人才，然后加以重用，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蒋介石有个拜把子兄弟张静江，也是蒋的浙江同乡，此人出身江南丝商巨贾之家，在欧洲做生意，赚取了不少钱财，给予过孙中山的国民政府不少的经济上的支持，孙中山先生称他革命圣人，颇为尊敬。正是这位张静江向孙中山推荐了蒋介石，而蒋介石又恰好是孙中山在日本避难时的旧交，知道蒋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过，便让蒋担任了黄埔军校校长一职。黄埔军校校长离国民党的权力中心其实有很远的距离，可以说如果不是蒋介石后来耍一系列卑鄙手段的话，根本轮不到他。
　　孙中山逝世后不到半年，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代表廖仲恺被人刺杀于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外，蒋介石立即利用他的黄埔军校学生军，经一系列的运作，联手汪精卫解除了影响大且握有军权的许崇智的权力，逼走了党内很有影响力的胡汉民，后来又炮制中山舰事件逼走汪精卫，至此，蒋介石的权力障碍全部扫清。
　　该案被蒋介石充分用在权力角逐上，蒋是最大的获益者，因该案侦破的目的被扭曲，导致该案在历史上没有定论，幕后指使到底是谁，谁也说不准，始终是一桩悬案。
　　缺乏孙中山的肚量及远见。
　　早在十六世纪初叶，英国大法官托马斯莫尔用他生花的妙笔，勾画了一处理想的世界。后来他在伦敦塔被推上断头台时，他自己从容地用头巾蒙住眼睛的那一瞬间，他看到的不是恐惧的死神，而是自己曾经笔下的梦想中的那个新月形的岛国浮现了：那里没有私有财产，人们象一个大家庭那样愉快幸福地生活。他管那岛国叫乌托邦。在托马斯莫尔死后的三百年间，一个富裕的英国工厂主罗伯特欧文，以十五万美元，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一个移民区，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乌托邦式的实验区纽哈蒙尼公社。
　　其实，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渴求，使东西方都在做这个梦。
　　早在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因不甘受压迫过非人的生活，便发出了铿锵有力的呼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些封王侯拜将相的难道是贵种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要求平等的呼声。后来历代的农民起义都是要求均田地、等贫富、等贵贱，也就是说起义者把命都豁出去了，只是为了幸福自由的生活。东晋末年的文人陶渊明陶县令更是以一篇《桃花源记》为中国底层的劳动人民描绘了一幅理想的田园风光，令人神往、传唱至今。
　　1848年，德国犹太人卡尔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才给了这个东西方共同的美好的梦一个响亮的名字共产主义，并为之提供了一系列的理论依据。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
　　既然共产主义的幽灵已经在欧洲大陆徘徊，那么，它迟早也要到中国来徘徊的。
　　俄国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的成功，在中国年轻人心中炸响了一声春雷。这预示着中国的革命运动的高潮就要来临，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孙中山早年向往过社会主义，1896年旅居英国时就知道并了解过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那时候，社会主义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只是后来成了国民党党首后，他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因为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的条件。
　　话是这么说，但他深深地知道，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发展是不可避免的，是大势所趋。因此，他采取了联共的策略。之所以联共，我想，大概是因为他有过旅居欧美的生活经历，了解他们的多党制度；还可以听点来自党外的声音、增添点民主气氛；同时，给暮气沉沉的国民党注入青春活力；最关键的是把共产党置于国民党内部，便于管理管控。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接手国民党，蒋无法容忍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存在，先是排斥，待地位稳定后于1927年4月直接着手剿灭共产党。这就导致共产党人为了自保，不得不谋求独立发展，这就是后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爆发的原因。估计蒋介石剿共时自己也想不到会被这一点点他认为微不足道的力量赶出大陆。
　　简单粗暴的侵吞及排除异己手段，无法服众。
　　民国这段历史，其实有一点复杂，这要从袁世凯说起。
　　清政府为了延续它的统治，派袁世凯率领清军镇压南方革命党，没想到袁世凯手握重兵后便野心膨胀，与南方革命军暗中商议，干脆逼迫溥仪退位。解决清王朝后，又利用他绝对的实力优势，坐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位置，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南方党人认为袁世凯已经担任总统，总理一职应属同盟会，这样才显公平，也有利于相互制约，但袁世凯提名自己的部属唐绍仪为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留美出身，与同盟会的政治理念比较接近，后又加入同盟会，唐以同盟会会员的身份组织了中华民国第一任责任内阁，此时的民国政府可以认为是联合政府。
　　袁世凯称帝后，孙中山发动地方势力反袁，在广东成立了非常政府。袁死后，他的北洋军分了好几个派系，形成了北洋军阀割据状态。而孙中山在南方整合了一些受共和民主思想感染的小军阀将领组成了自己的革命武装。
　　孙中山死后，1926年7月，蒋介石率领国民党的武装力量在共产党的支援下开始北伐，消灭了孙传芳吴佩孚等一些军阀，很快便把势力推进到东南的几个省份，至此，他的实力大于其它军阀，与各军阀之间相互混战。这就给了一些弱小的势力发展的机会，这就是毛泽东分析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原因。在给了红色政权存在的机会的同时，也给了小日本侵略他巨大的邻邦提供了契机。小日本趁军阀相互倾轧，政令无法统一之机，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
　　北伐军在东南几省的破竹之势，直接吓到了阎锡山冯玉祥刘湘等一帮军阀，为了生存，他们纷纷向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表示臣服，而蒋介石为了保存实力，把这些军阀全部纳入到国民政府之中。后来蒋介石又与阎锡山冯玉祥等联合发动第二次北伐，攻打奉系军阀。奉系军阀首领张学良面对日本人、俄国人以及蒋阎冯等共同压力，还有奉系军阀内部管理的难度，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于1928年12月29日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并在东北各省同时降下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宣布东北易帜。至此，便标志着北伐的结束，南京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这样，北洋政府便正式结束。
　　虽然统一了，但仍各自为政，这便是国民党内嫡系部队与杂牌军形成的原因。在日后的管理之中，蒋介石用尽了一切手段侵吞杂牌军势力范围，消除杂牌军的军事实力。这就导致了各杂牌军对蒋介石的命令阳奉阴违。在红军长征中陈济棠、白崇禧让道，王家烈、龙云、刘湘等只求将红军赶出自己辖区，张学良与红军秘密签订停战协定等都是有原因的。
　　事实上，各杂牌军（也就是军阀）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和清朝前期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的割据有些相似，蒋介石直到败退台湾前也没能解决这些问题。也就是说，就算没有毛泽东，蒋介石取得天下未必能真正地完成统一。
　　玩弄小伎俩，拜谱兄弟打破记录。
　　蒋介石其实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江湖兄弟，为了得到他所想要的利益，他的办法就是结拜，这种行为符合他的上海流氓的作为，为他赢得了不少好处。
　　有人会以三国刘备关羽张飞的桃园三结义来为蒋介石提供行为范例，其实这没有可比性，刘关张自桃园结义以来，生死与共、荣辱相依，关羽被害，刘备便带几十万大军前往报复，虽然失去理智，但足以说明他们用情纯洁。
　　纵观蒋介石，则纯属利用，唯利是图。我需要你帮忙时，咱们结拜结拜，一旦没利用价值了，你去死吧。并且这种不讲做人原则的行为，能反复上演。
　　蒋介石一生的结拜人物，认真算起来可能有几十人之多，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其中的几个吧。
　　蒋介石年轻时在上海曾欠下一身债务，为了赖掉这些债，他请虞洽卿给他介绍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以拜师的名义拜在黄金荣名下，黄金荣则以流氓头子的身价把蒋介石的债主全部请来当众宣布收蒋为徒，这样一来，这些债主敢怒而不敢言，只能是打落门牙往肚子里吞。
　　张静江，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前面已经提到过他，这里再细细说一说吧，因为蒋介石能出头，纯属出于此人手笔。孙中山每遇经费紧张，便求告张静江，张静江则从未让孙中山失望过，比如有一次张静江自己资金周转困难，为了满足孙中山的需求，他索性就把自己正经营的一家茶庄卖掉，换来7万元，尽数资助孙中山的事业，孙中山十分感动。1918年，孙中山担任大元帅，张静江趁机推荐蒋介石担任孙中山身边上校作战科主任。1922年陈炯明叛乱，孙中山被迫躲至广州中山舰，在孙中山危难时刻，张静江立刻建议蒋介石前往中山舰追随孙中山左右，此举，说白了就是表忠心和决心的关键时刻。事后，蒋介石趁机写了本书《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请孙中山题名后，张静江便出资出版发行，以提高蒋介石的政治声望。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张静江又向孙中山力荐蒋介石，让蒋当上黄埔校长一职，后来又积极为蒋出谋划策，助力蒋介石坐上国民党首脑宝座，可是，1927年在蒋介石权力稳住后，渐渐便把张静江边缘化，后来张静江不得不隐去美国，皈依佛门。
　　再说说蒋介石的结拜兄弟许崇智，许崇智是粤军的缔造者，蒋介石曾经是他的部下，蒋介石为了得到提拨，便与张静江和许崇智结拜兄弟，可是廖仲恺案发生后，蒋介石立即以可疑的借口夺得了许崇智的兵权，把许永远赶出了权力中心。
　　就连蒋介石的婚姻也是赤裸裸的交易，当蒋介石第一次见到陈洁如时，表现出的是一见钟情不能自拔，在陈母不同意的情况下，想尽一切办法抱得美人归。6年后，因宋美龄家世显赫，有助于自己的权力，转而抛弃陈洁如迎娶宋美龄。
　　纵观蒋介石的一生，他其实并不讲做人原则，也没有道德品质，是一个反反复复的小人，怎么混能满足自己强烈的欲望就怎么混。若是在美国社会，会因为他为人信誉全失而流落街头，在中国却能混得风生水起，并能赢得众多称颂，还真值得全体中国人反思。
　　没有自信，广请洋顾问。
　　蒋介石最擅长的就是政治，他那不择手段的玩法，把国民党内众多大佬都玩倒了，其中输得最惨最不服气的应该要算汪精卫，几个回合下来，硬是被蒋压在了五指山下，汪精卫同样不择手段想扳回最后一局，却让他输得身败名裂。汪虽是国民政府的高层，但他并不具备高层应有的深谋远虑的智慧，也就是没有历史的前瞻性，他看不到持久战略能给中国带来最终的胜利。他的目光只能聚焦在当时的情况，当时国民政府节节败退，日军占领了大量的国土，他认为日军必胜，而蒋介石又在和日本人眉来眼去，反正迟早要失败，何不赶在蒋介石的前面投降，坐上傀儡政府的头把交椅，等到蒋介石来时只能在下边待着，他万万没想到因他权欲太大及目光短浅让他背上千古骂名。
　　国民党内在政治上同蒋介石掰手腕的还没人能胜出，然而在军事方面，蒋介石便没那么自信了。这一点他和博古一样，请外国军事顾问为自己出谋划策，仿佛离开了外国人便不能打仗一样，可以说是崇洋媚外，蒋介石请的外国顾问很多，德国的、美国的，后来日军投降，他又请了日本侵华最高司令长官冈村宁次。
　　蒋介石请的德国顾问中，真正能作战的当属乔治魏采尔中将，他不但参加了中原大战，而且参与制订了对苏区的第一、二、三、四、五次围剿计划，但是其实前四次都失败了，而第五次围剿成功中最行之有效的策略碉堡战术，据金一南先生分析认为其实是朱德的同学金汉鼎提的建议，因为碉堡固然坚固，但它无法抵御强大的炮火，因此在火炮密集的欧洲战场已普遍弃之不用了，来自欧洲的德国顾问们不可能对这项业务有多么精深的造诣。只有对中国战场非常了解，对基本无重武器的红军非常了解，知道自己的对手既没有如此口径的火炮，也搞不到这样口径的炮弹，不可能摧毁这样的砖石结构物，才能制定这样的战术。
　　蒋介石在洋顾问那里究竟学到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仔细分析一下，笔者认为广请洋顾问这种行为本身其实就是无知。蒋介石之流永远都无法明白的一点是中国不缺战争智慧，早在二千多年前古人总结的战争经验《孙子兵法》，一直躺在欧美的战争博物馆，至今还没有研究透呢。当时真正和外军存在的差别只有先进的武器装备。
　　毛泽东也有军事顾问，他的军事顾问便是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王震语）的战略眼光。
　　因此，无论是德国的、美国的或者是日本的军事顾问，甚至说无论是欧洲的、美国的或是日本的国内武装，一旦碰到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毛泽东，都得在道路两边恭敬地呆着，如果阻碍了前行的步伐，都会被打残、打服，这才是几千年东方智慧的真正体现。
　　聚敛民财，滥发法币。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是历代老百姓最喜欢听的官员心迹表白，因为只有这样的官员才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范仲淹更是给官员定下了一条为官准则：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可见，忧国忧民是官员必备的素质。
　　然而，在中国却有个政府通过不断印纸钱，强制将老百姓手中的黄金、白银、外汇等硬货换走，然后再宣布废除他印发的所有钱，把老百姓手中的财富全部掠夺走，这便是蒋介石的民国政府。
　　蒋介石搞了四次货币改革，也就是印了四种钱。
　　中国自古使用金属货币，到北宋时某些地方也曾出现过纸币交纸，但到明代开始明确为银本位制，直到1935年11月。
　　1929年世界金融危机后，美国控制世界白银产量的66，到1932年，美国政府要求美元储备中必须加入白银，以求达到美元储备中至少四分之一是白银，这样便造成国际市场的白银价格猛涨，这便使中国遭受到最惨的伤害，银价上涨，出口商品对比价自然也要上涨，出囗骤减，唯一能出口的，也就只有自身的货币银元。
　　因此，1935年11月，民国政府第一次发行货币法币。法币政策规定是废除银元，流通纸币，适应了发展商品市场的需要，法币政策是中国纸币制度确立的标志，也是近代中国货币集中发行的开始，最关键的是蒋介石能够坚持八年抗战，这其中法币就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蒋介石发行法币是他唯一一次为国计民生考虑，目前学术界对于这次货币改革基本持肯定态度。
　　经历了八年抗战后，中国的财政事实上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假如蒋介石能从国之长远考虑，放弃内战，或许法币不会崩溃，然而蒋介石却执意发动内战，他解决财政危机的方法和他抗战时炸黄河、烧长沙一样，不考虑老百姓的死活，他的办法就是大量印钞票。
　　抗战刚结束时，法币的发行量只有五千亿元，然而到1947年4月，法币的发行量达到了惊人的16万亿元，相当于法币贬值了30倍以上，到了1948年，法币发行量上涨到了660万亿元，到这时法币就彻底崩溃了，跟废纸已没什么区别，甚至还不如废纸。
　　到了1948年8月，法币已基本没用了，民国政府又进行金圆券改革。法币没用，为了生存老百姓只能拿金银细软贵重物品到民国政府换取金圆券，到了1948年10月，蒋介石又取消了金圆券的发行限额，这就意味着蒋介石可以不停地印发金圆券，这个时候离金圆券改革发行还不到二个月，到了1949年6月，买一个包子需要一个壮汉扛一麻袋钱去换取。
　　1949年7月，民国政府在它的辖区又发行银圆券，败逃台湾后，又发行了新台币，宣布废除前面发行的所有钱币。
　　蒋介石利用不断的发行废除，再发行再废除的简单招式把民脂民膏搜刮干尽，哪里还管什么老百姓的死活。
　　不敢与烈强抗衡，终将成傀儡政权。
　　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详细内容不记得了，大概是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蒋介石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发现了蒋介石关于抗日的资料，作者以此断定蒋介石准备抗日，认为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是多余的举动。但我觉得必须要经历西安事变，蒋才会抗日，文章作者的分析其实是对蒋介石的为人并不了解。
　　日本关东军驻屯东北，中国人民都恨之入骨，蒋介石也不例外，早就想把日本人赶出去。因此，在他的公文包里有一份关于抗日的资料，是很正常的事情，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就象现在所有的年青人心里都想当大老板发大财一个样，问题的关键是蒋介石敢想他敢做吗？
　　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河山，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这首诗连同一条女人穿的裙子，是何香凝送给蒋介石的礼物，何香凝之所以送他这份厚礼，其实就是恼怒蒋介石在日本人跟前的窝囊。
　　有人可能不知道，当年蒋阎冯联手打奉系军阀张学良时，日本人给蒋介石划了一条红线，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在当时仅仅一万多一点的日军面前，蒋介石压根不敢跨过这条红线。爱看书的朋友可能都知道，今天的日本东京，日本人为蒋介石立了座中正祠，专门拜祭蒋介石，我想大概是日本人祈求中国领袖只有蒋介石，好让他们的太阳旗插遍整个中国。
　　早在九一八之前，日本人一直在东北制造事端，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绝对不抵抗。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逃跑，虽然是张学良无能，但蒋介石作为当时全国政府领袖，没给予一兵一卒的支援，根本没胆量进入日本人的势力范围，却在南方大肆剿共，奉行他的壤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可能有不少砖家会为他找出很多古今中外存在的案例来证明他的正确性，但对于烈强跟前的矮人蒋介石来说，就算他真正治住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内乱，也还会因为与他同床异梦的各路军阀而茶饭不思。对于蒋介石来说，有治不完的内乱，直到全国人都能象他儿子蒋纪国一样对他忠诚，有这个可能吗？所以，归根结底是一个政治家的胆识的问题。
　　至于向他提出攘外必先安内计策的杨永泰，有学者对他赞赏有加，而我在质疑计策对错的同时，很是怀疑他对这个国家的忠诚度，毕竟他是死在与日本人联欢的途中，他这条给中国带来巨大损失的妙计，最大的受益方却是日军，他在为谁服务，我们不得而知。
　　蒋介石曾经对他的部属说日本人赢了，做亡国奴，倘有喘气的地方；而共产党赢了，我们连喘气的地方都没有。因此，没有西安事变的发生，蒋介石即使做亡国奴也不会抗日。所以，必须以他的生死相逼，才能让他认识到什么是国家公愤，以及惹众怒的后果。
　　1943年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与丘吉尔就香港问题协商，但丘吉尔直接回绝了蒋介石，并蛮横地宣称：不经过战争，休想从英国拿走任何东西。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远东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第一号受降令：凡在中国（满洲除外）台湾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之日军，均应向中国军队投降。香港就位于北纬16度以北地区，而且在战争期间隶属于中国第二方面军所辖战区的一部分，于是蒋介石想趁机派兵收回香港。英国时任首相艾德礼政府仍然拒绝蒋介石，并要求美国更改受降令。蒋介石觉得很没面子，可是又不敢向美英政府说不，于是提了个仅为面子的小要求。他在致电杜鲁门的电报中说：在未来的受降仪式上，驻港日军应向中国方面的代表投降，美国和英国均可派代表参加这一受降仪式，在受降仪式后，英国人将在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授权下，派遣军事力量在香港登陆。令蒋介石没想到的是，对方连这点面子也不给，直接拒绝了，回电说：美国不反对一个英国军官在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蒋介石恼羞成怒，也无可奈何，只好作罢。
　　1949年4月，众所周知的英国紫石英号事件，实际上就是解放军替没有担当的蒋介石政府担当了一回，道理很简单，清政府无能但他已成为历史，拥有八百多万军队的蒋介石政府如果有所作为的话，早就教训了在中国内河横冲直撞的英国人，紫石英号根本等不到解放军来收拾。在英国人眼里是人家八百多万军队这么多年来看到我们都是绕着走，你解放军算什么东西，凭什么让我滚蛋，更何况你们正处在大敌当前的战争时刻，谅你也不敢把我怎么样，没想到一向傲慢无礼的英国人这回失算了。
　　在蒋介石心里自己就是大国领袖，然而事实往往很打脸，从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与丘吉尔拿中国的国土和斯大林当交换条件，便可以看出蒋介石的民国政府在他们眼里啥也不是。
　　从解放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例中，我们便可以明白一个铁的事实：大国地位不是靠政治手腕耍出来的，必须是政治与拳头共同努力的结果。世界仍然是且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丛林法则，一个从来不敢亮剑的政府，只能渐渐地沦落为烈强的附庸。
　　也许你以前看到的都是蒋介石的美妆照，而我向你展示的是他的素颜照，更真实的蒋介石。
　　你还在为他唱赞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