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中俄商洽邦交的经过

　　文张斯麟
　　作者原为北洋政府官员，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政府加入协约国参战，北洋政府成立参战处，以段祺瑞任参战处督办；作者为军事外交代表，参与北洋政府的军事外交活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苏维埃政府诞生后，作者受段祺瑞政府派遣，赴莫斯科同苏维埃政府代表商谈中俄建交问题。其间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亲聆列宁教诲。本文所叙，均为作者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史料可信。
　　1916年，帝国主义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两年后，日本以3个师团兵力，并配有少数海军进攻青岛。不及3个月攻克青岛，德国的青岛总督当了俘虏。为国际形势所迫，我国不得不加入协约国参战。遂成立参战处，以段祺瑞为参战处督办，并向日本借参战款，后按照战时编制的一个混成旅由宋旅长指挥，并派军舰数只，由代将林建章统率，出兵海参崴。我国参战军，归日本军司令官某大将节制。日本出兵共3个师团，同时派我为军事外交代表，并设军事联络员3人，为史久光、吴晋、张某，均少将阶级，分驻大连、海参崴、满洲里，与日本军队联络。
　　未几，俄国十月革命，沙皇政府覆亡，克林斯基政府成立，不久克林斯基政府亦被消灭。继克林斯基政府之后，高尔察克又在沃木斯克成立政府。那个时候，协约国在打垮了德国以后，又支持白俄，高尔察克对年轻的苏维埃采取包围和进攻行动，企图把共产主义扼死在摇篮中。在远东和西伯利亚，驻军最多的是日本，有3个师团，编成一军。捷克有3个师，归法国加兰将军指挥。这个时候，各国军事代表均驻沃木斯克。因沃木斯克房屋不敷，各国代表均住火车，在车上办公，临时添设轨道。各国代表火车排列在大本营前。1919年10月，工农政府军队反攻，进展迅速，高尔察克政府遂迁至伊尔库次克。各国代表亦迁至伊尔库次克，仍在火车上办公。未及2个月，红军攻至伊尔库次克，迨发生巷战，各国代表协商后，一致主张撤退，是时我国代表、日本代表同退驻哈尔滨，美、英代表退驻海参崴。高尔察克政府不久被消灭，高尔察克为红军所俘，处以死刑。日本坚决反赤，遂支持白匪谢米诺夫在赤塔成立政府。同时，日本师团司令部一个设在赤塔，一个设在满洲里，一个设在海参崴，时劳农政府已在莫斯科成立，因日本兵力雄厚，又在上乌金斯克成立远东共和国，以缓和与日本关系。实际上远东共和国受莫斯科命令。这时，工农政府向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发表宣言，由外交部代理部务加拉罕署名，派员秘密来哈尔滨见我，递来第一次宣言，主要条款计有七条：有取消不平等条约，退还庚子赔款，取消租界领事裁判权，及无代价退还中东铁路等项。我当即回北京报告，将宣言面交段祺瑞，并陈述工农政府主持正义，抑强助弱，与我国为邻，应首先建立外交关系，并结为盟国，以对付日本侵略我国野心。段氏以该宣言是否诚意，令我设法前往莫斯科，一面了解情况，一面具体洽谈。这时日本有三个师团驻扎阿穆尔省、东海滨省及赤塔一带。白匪谢米诺夫尚占领着赤塔。以反共为共同目标的协约国是不会随便放我过去的。用什么名义才能通过这层封锁线？煞费脑筋。段说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总要想法前往莫斯科。我托词用救济华侨名义前往。那时在俄华侨约有6万名，这一批华侨均是工人，是根据俄国各机关企业同中国包工之间订的合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到俄国的。这批工人在包工们的严格控制下，受到残酷的剥削，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二月革命以后，工人们逃跑找出路，有少数加入红军，大多数想回国，但是用救济华侨名义，若不得日本军司令官的同意，仍不能去。
　　由哈尔滨至赤塔铁路，虽由俄人管理，但日本均派有车站司令官。头际上调动车辆等等均由车站司令官指挥。因此我赴日本公使馆和军事参赞东少将洽商，告以我国旅俄侨工有6万之多，在俄生活困苦，段督办命我赴莫斯科交涉，准数万侨工自由归国。请电知贵国军司令官照顾，予以行程上之便利。东少将因我是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遂应允我返哈尔滨筹备就绪，遂启程专车抵达满洲里访日本某师团长，是时西伯利亚铁道尚是单轨，军运频繁，调拨车头极为不易，在满洲里停留一星期，始启程往赤塔。抵赤塔后，首先访问日本某师团长。由某师团长陪往访谢米诺夫，告以因往莫斯科与劳农政府交涉，准许我国侨工自由归国事。谢米诺夫托辞拒绝，不允调拨车头，嗣托日本某师团长斡旋。在赤塔停留10日，多次交涉始允拨车头送至战线交界处。某夜2时启程，车行离赤塔约2小时，车忽停驶，谢米诺夫派来少将某，并用铁甲车在该处等候，将我的车包围。该少将来车中见我，说奉谢米诺夫命令要检査后，方能放行。我不允许，诘以你知国际公法否，我是国家代表，不应检査。他说我是军人，服从命令。我说将我的车开回赤塔，我同谢米诺夫交涉。争执多时，该少将说，贵中将办公车可免予检查，遂告结束，但是将由哈尔滨派来的列车服务员10余人扣留，换以赤塔的服务员，车始开出。及抵达战线时，赤塔派来之火车头驶回，又向远东共和国之车站说明，因赴莫斯科请派火车头将列车拖驶上乌金斯克。到达上乌金斯克受到欢迎。但不能立即驶往莫斯科。这时莫斯科派远东共和国尤林来北京，到达恰克图，北京政府拒其入境。远东共和国外交部告知我，如尤林不能往北京，代表团亦碍难往莫斯科。我电北京说明外交平等互惠互利关系，应当允许他往北京（尤林抵北京后，遂在南池子设立办公处）。同时电知莫斯科中国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刘泽荣，请其往外交部催促办理来莫斯科手续（刘泽荣1892年生于广州，从五岁起就在俄国生活、学习。二月革命以后，他担任在俄中国工人联合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出席过共产国际第一、二次代表大会）。
　　刘氏接电后，遂去见列宁，请求指示外交部准许即来莫斯科。列宁立即指示外交部为代表团办理来莫斯科手续。到达莫斯科，受到热烈的欢迎，安顿在一所华贵住宅，我带去之卫队，仍住在车上，并赠送牛一头犒赏卫队。我到达之次日，偕伊尔库次克总领事朱绍阳和刘泽荣往外交部见代理部务加拉罕，约期晋见列宁。任翻译者为朱绍阳、刘泽荣。列宁亲切接见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对于孙中山先生是很崇敬的，说孙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接着谈到帝国主义的本质及政策，和中国的状况、前途，说中国的革命不彻底，以致军阀混战，帝国主义都想侵占中国，若欲挽救危局，必须坚持革命，要有革命的政党领导，还要共产主义国家支援，否则仍不能成功。列宁对于中国问题有深湛的研究和精辟的见解、莫大的希望，对中国人民热爱和关怀，使人深深地感动。旋因直皖战争爆发，皖军战败，段氏下野，总理易人，中国代表团来莫斯科的消息传扬于世界，协约国出面干涉，严词谴责。认为不应该不得协约国的同意，即派代表赴莫斯科，准备与劳农政府建立邦交，殊属不合。北京政府仓惶失措，一面急电召我回国，一面令驻英公使施肇基，转告工农政府的驻英商务代办，说是段祺瑞所派，不是中国政府所派。经我向工农政府外交部解释，我国因受帝国主义国家压迫，外交政策不能自主，仰帝国主义国家之鼻息情况。得工农政府的谅解，仍照旧进行洽谈，并请我往列宁格勒参观。到达列宁格勒仍安顿在一所华贵住宅，参观了工厂，又参观克朗斯大特（译音）军港。按照军事条规，军港外国人是不能参观的，承工农政府对于中国人民热爱，令人感奋。一星期后回莫斯科，复洽谈数次，交换意见，愿与苏联友好互相贸易。斯时工农政府外交部又发表第二次宣言交由我带回北京。重要条款计八条。原文见柳诒徴著北亚史第109页转载《最近十年中俄之交涉》，现摘录于下：1、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外交委员部声明中俄原有各种条约，认为无效，所有中国土地之侵略，及俄国在中国之租界地概行辞退，并将俄国帝制政府及俄国有资产党前在中国所侵掠窃取者，一并永远无偿退还中国。
　　2、两共和国竭力设法从速规定两国商务上实业上之关系，然后订立专约，双方遵守最惠国待遇之原则。
　　3甲、所有俄国反对革命党之各机关各团体各个人，中国政府应不予以援助，并不准其在中国领土内有何举动；乙、本约签字以前所有中国领土内有反对工农政府之同盟政府者，中国政府应解除其武装，随同其财产一并交由工农政府接收；丙、工农政府对反对中华民国之各机关及各个人亦负同等之义务。
　　4旅华俄侨应遵守中华民国一切法令，断不能享受治外法权，旅俄华侨亦应遵守俄国一切法令。
　　5凡在中国自称俄国外交代表领事代表，未有本国政府之委任状者，中国政府应自本约签字后，即与断绝关系，并驱出华境。原有俄国公使馆及其财产案卷等亦应交还本国政府。
　　6工农政府辞退庚子赔款，但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不能将此款转交俄国领事，或要索此款之某人，或俄国某机关。
　　7本约签字后，中俄两国互派外交代表，互派领事。
　　8关于工农政府利用中东铁路一事，中俄两国允许另订专约。将来订立此约之时，除中俄两国外，远东共和国亦可加入。
　　以上所列主要各条可与贵国代表和衷商议。倘中国政府认为与两国有益，必须更改之处，可以加入。但两大民族之关系，不能以上列各条包括罄尽。是以两国代表对于商务边界铁路海关等问题，将来仍须另订专约。我等竭力设法以定两国亲密之和好，并愿中国亦有恳切迅速之答复，以使速定和约。相应函请查照
　　此致
　　中华民国外交部
　　代理外交部部务加拉罕
　　1920年10月2日第六三七三二号
　　我得到第二次宣言后，即启程归国。工农政府要求派某同志秘密随代表团同来北京，并带来共产主义书籍宣传品等，及车抵满洲里，北京晨报记者瞿秋白来车询问工农政府情形及我与工农政府洽谈情况，并告知我：他往莫斯科考察，请我予以行程上之便利并代写介绍函数封。我当即代写介绍外交部伊瓦诺夫函、伊尔库次克商会会长王会卿函和莫斯科华工联合总会函各一封。回抵北京后，北大学生闻我由莫斯科新归，来寓访问工农政府详情者不少。遂于某晚介绍工农政府派来某同志在我寓中，与北大学生晤面。任翻译者为吴鸿猷，亦随我赴莫斯科的。在我寓中开座谈会二次，并将带回共产主义书籍及宣传品等，悉数交给北大学生。那时，段祺瑞已下野，靳云鹏任总理，颜惠庆任外交部长，北京政府已忙于内战，争权夺利，我虽面陈国际形势，工农政府愿与我国友好和列宁支援我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但靳置之不理，嘱将第二次宣言，密交外交部归入档案，不允与工农政府作进一步之接洽。时远东共和国尤林驻在北京，我外交部亦少与往来。但尤林另有任务活动。我见靳云鹏对外交重大问题如此态度，甚为愤懑。遂赴上海，时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闻我来沪，派钮永键来沪访问我，询问赴莫斯科洽谈情况。因将第二次宣言译件，交由钮永键转孙先生，并将洽谈经过和记载告知孙先生，中国革命成功非得工农政府支援，否则不能成功。列宁亦志愿支援中国革命，我国应当迅速和工农政府建立邦交，以列宁为导师，向其学习革命经验，方能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军阀，脱离半殖民地束缚。并将列宁对中国革命寄予莫大希望，和崇敬孙先生等等详述。当时孙中山先生来信，要我和刘泽荣同往广州相助。我本拟前往，因韩国钧发表江苏省长主张，韩是江苏籍，是时苏人主张苏人治苏，韩坚留我在苏相助，不必往粤，故未去广州。刘泽荣因在哈尔滨已就中东铁路的职务，亦不能前往。不久，广州革命政府就和工农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接着孙中山先生提出以俄为师口号，发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聘越飞、鲍罗廷为顾问，建立黄埔军官学校，在此基础上，后来北伐才得成功。
　　列宁制定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地民族革命理论的战略，对于曾经长期处于殖民地附属国地位的中国人民来说，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