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病逝，后事安排成难题，邓小平一句话定下葬礼规格

　　文钟兆云
　　1979年6月11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增补缪云台、王光美、贺子珍三名政协委员的消息。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贺子珍，得以第一次踏上30多年来只能从电影或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北京天安门，瞻仰毛泽东遗容并率女儿娇娇、女婿孔令华敬献花篮。
　　贺子珍的复出，引起世人瞩目，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因为她曾经是毛泽东的夫人，她的名字，她的活动，在一个历史时期是同毛泽东，同中国革命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早在抗日战争初期，通过埃德加斯诺和他原来的夫人韦尔斯等访问过延安的外国友人之笔，贺子珍已经成为一个闻名遐迩的红军巾帼英雄。就连国民党的一些报刊书籍，也星星点点发表过有关她的消息，对她的身世和经历，进行过种种的猜测或歪曲的报道。
　　自1938年突然从革命舞台上，从毛泽东身边消失，在40年后贺子珍的名字又奇迹般地出现了，怎能不产生轰动效应呢？那些通过一鳞半爪、道听途说了解贺子珍片断人生的年轻一代，一直把她看成是传奇性的神秘人物。那些善良的人们为这位饱经磨难、坎坷一生的伟大女性落下伤心同情的泪水，发出衷心的吁叹。国人怀念骄杨，也尊尚健在的革命功臣贺子珍。如今，他们欣喜地看到，这个人物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来了。一时间，国内或者海外，熟识或者不熟识的人们都欢快地传递着同样一个消息：贺子珍的苦日子熬到头了，她终于出来重见天日了！
　　1937年春，毛泽东和妻子贺子珍在延安。
　　贺敏学在政协会议上也成了热门人物，因为他是贺子珍的胞兄，一个原本也很具传奇性的名人。面对这些姗姗来迟的耀眼光环，贺敏学宠辱不惊，只是耐心地、点到为止地向热心人讲解历史的烟云和风雨。
　　1984年4月14日，在福建的贺敏学和妻子李立英接到女儿小平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姑妈肚子疼得厉害，气色不好，高烧持续不退，大小便出血。贺敏学心里不觉一沉，对李立英说：我真怕出什么意外。李立英也感到眼皮直跳，说那我们赶紧去上海吧。当时贺敏学正受命筹组福建省顾委，说自己怎能随便离开岗位。后来省顾委筹备组说服他去，他才和妻子李立英匆匆赶到上海华东医院。
　　贺子珍神情衰弱，但脑子还是清醒的。见兄嫂来了，脸上的肌肉动了动，似乎在微笑，好半天干裂的嘴唇才吃力地开了口：哥哥嫂子，我可能不行了。李立英心里一痛，赶紧俯在她身边，紧握着她的手强装欢颜道：大姐，上一次我们来也是这个情况，以后慢慢就好了，不要紧的。
　　听医生介绍，贺子珍除中风偏瘫外，还有肝炎、糖尿病、肝功能衰竭等多种并发症，所以造成持续高烧数月不退。贺敏学毕竟有经验，建议服用安宫牛黄丸，说这是退烧急救良药，如果医院认为这种药太贵不能用，那由我来付药费。贺子珍服了兄长买的安宫牛黄丸后，烧果然退了下来。有两天，神智更清楚了，大家一颗心逐渐放了下来。谁知这是回光返照，18日，她的病情突然加重，体温再次升到40来度。4月19日17时17分，贺子珍怀着太多的遗憾和难了的心绪，在亲人的泪眼中走完了她一言难尽的坎坷人生，终年75岁。
　　贺子珍晚年和女儿、孙女的合影。
　　命运给贺子珍以太多的不幸和不公，但她却以自己顽强的生命与之战斗了一生，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奋斗者之歌、革命者之歌。她的后事怎么办，骨灰安葬在哪里？上海市委有领导人提出要把骨灰放上海，贺敏学提出不同意见：贺子珍在上海时间是不短，但基本上没工作过，不是上海干部，是中央管的干部，你们这里也没有她的档案，主席本人（遗体）在北京，女儿女婿也在北京，把她的骨灰放北京，让她靠近主席，女儿女婿平常也方便去看；至于是不是放八宝山，放哪一室，由中央决定。
　　这些事上海市委做不了主，专电请示中办，中办又请示了邓小平。邓小平最后拍板：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八宝山一室。一室是八宝山革命公墓存放中央领导骨灰的地方，邓小平的话给贺子珍葬礼的规格定了调子。贺敏学听后，神情有些激动，说：中央没忘记贺家，小平同志对贺家是了解的。
　　贺子珍的遗体在上海火化后，中央派了一架专机，把她的骨灰运送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因为贺敏学悲伤过度，在追悼会上几番痛哭流涕，滚烫的泪水像泉奔涌，半天缓不过气来，差点休克过去，最终没有到北京为贺子珍送葬。
　　4月25日，新华社发表电讯通稿，全国各大报纸均报道了贺子珍逝世的消息。历史给贺子珍的盖棺论定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长征过来的老干部贺子珍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逝世贺子珍同志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贺敏学对此感到欣慰。
　　报纸在发表通稿时，还登了贺子珍的照片，白发苍苍，眉毛浓黑，面庞丰腴，双目和嘴角含着笑意。看到报纸后，贺敏学情不自禁地又一次老泪纵横。
　　贺子珍去世后，海内外想了解她和写作传记的人很多，贺家兄妹的唯一幸存者贺敏学是他们必须要访谈的人。贺敏学每和他们谈一次，都要沉浸在缅怀胞妹的情感中。1987年，贺敏学赴京参加全国政协六届五次会议，期间接受香港记者采访，在短短的20分钟内，他竟两次老泪纵横。第一次是回忆革命年代全家族有20多人遇害，第二次是谈及贺子珍的不幸遭遇。此时贺子珍已去世3年多了，可贺敏学仍沉浸在失去最后一个妹妹的哀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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