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与她的儿女们

　　文黄禹康吴文刚
　　毛泽东的一生，前后有十个儿女，除后来众所周知的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讷外，其余六个子女因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或长征途中先后不幸夭折或失落民间。而这六个孩子中，除毛岸龙是杨开慧所生外，其余五个孩子均为贺子珍所生，然而这五个孩子除长征中生下一位女孩下落不明外，其余都没能活下来。毛泽东与贺子珍共六个子女，在他们身边活下来的，只有李敏一个。
　　长女毛金花，出生后寄养在老乡家中夭折
　　1929年秋，毛泽东指挥红军第二次打下龙岩的时候，贺子珍在福建长汀分娩，生下了一个女孩。当时贺子珍尚不满20岁。毛泽东很喜欢这个女儿，这是他继岸英、岸青、岸龙之后，第一次喜得千金。他笑着对贺子珍说：她倒会挑日子，找了一个好地方出生，就叫她毛金花吧！
　　孩子生下后不久，毛泽东就托人为她找到了一个可以寄托的人家，他对贺子珍说：把孩子寄养到老乡家里，今天我们只能这样做。我们以后会回来的。等到革命胜利后，我们再把她接到身边。
　　贺子珍
　　贺子珍忍着心中的痛苦点点头，没有说什么。她是一位革命性极强的女性，不愿意让毛泽东为这些事情操心。
　　红军撤出龙岩时，考虑到还能回来，毛泽东没有让贺子珍跟着队伍走，而是让母女俩隐蔽在城外一户老百姓的家里，这样也好让贺子珍生产后多休息几天。
　　但同孩子分别的一天总是要到来的。这一天，贺子珍用被子把婴儿裹好，自己把她抱到联系好的那户大嫂家里去。她没有什么衣物给孩子留下，只把事先准备好的15块银元放在那位大嫂手里说：麻烦你把孩子抚养大，日后我们会回来接的。
　　送走孩子后，贺子珍的心里很难过，但她没有落泪。当时，她还有个乐观的想法，以为红军常在这一带活动，见面是不难的。想不到，这竟会是同亲生女儿的永别。
　　1932年4月，红军再次来到龙岩，贺子珍在县城里一面忙着为军队筹粮筹钱，一面惦记着自己的女儿。毛泽民按照贺子珍的记忆，找到那位大嫂，可是得到的回答却是：孩子已经不在人世了。
　　乍一听到这个消息，贺子珍半天说不出话来，愣愣地坐在那里。毛泽民的妻子钱希钧安慰她说：大嫂，不要太难过，为了革命，我们只能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事实上，贺子珍也没有更多的时间沉浸在失女之痛中，当时的艰苦环境和复杂的斗争，占去了她的全部精力。
　　长子毛岸红是否后来的朱道来，身份扑朔迷离
　　1932年11月，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二个孩子。因为是个男孩，毛泽东把他与杨开慧的三个孩子并列，取名毛岸红。当时贺子珍正患疟疾，医生怕影响孩子的健康，不让她喂奶，毛泽东便又托人给找了个奶妈。
　　奶妈是江西人，她把小毛岸红叫毛毛。入乡随俗，毛泽东和贺子珍就很快跟着奶妈称岸红为小毛毛了。毛泽东非常喜欢小毛毛，每次来医院都要从奶妈手里把小毛毛抱过来，又是亲，又是摸。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小毛毛已经两岁多了，咿呀学语，正讨人喜欢。他是毛泽东与贺子珍所生的六个孩子中，唯一在两人身边长大的，因此备受父母的宠爱。
　　长征开始以后，毛泽东夫妇商定把孩子交给留下来坚持游击活动的毛泽覃和贺怡。毛泽覃是毛泽东的小弟弟，贺怡则是贺子珍的妹妹，把孩子留给他们夫妇带着，自然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临行前，贺子珍从邻居那里要来些棉花，把自己的一身灰布军装剪开，就着灯光，一针一线地给儿子缝制了一件小棉袍
　　瑞金和苏区落入敌人之手后，毛泽覃恐怕小毛毛会遭不测，就把他秘密转移到瑞金乡村一个警卫员的家里。后来不久，毛泽覃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小毛毛也就从此下落不明了。
　　毛泽覃
　　解放前夕，为完成毛泽覃的遗愿，也为了满足毛泽东、贺子珍对儿子的思念之情，贺怡曾四处寻找小毛毛。
　　毛泽东刚进北京不久，住在香山。一天，贺怡跑来对他说，在江西丢掉的毛岸红已经找到了，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还详细问了一些具体情况。贺怡仔细说了一些特征后，毛泽东认定和他记忆中的时间、地点、岁数、相貌均不相符。
　　后来，贺怡又专程赴江西吉安，继续寻找，途中不幸车祸遇难。
　　1953年，幽居上海的贺子珍给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写了封信，说她曾生有一个男孩，长征出发前通过毛泽覃、贺怡夫妇寄养在老表家里，现在思儿心切，请帮助查找
　　年仅20岁的江西省优抚处干部王家珍带着组织上的重托，几经周折，终于打听到朱盛、黄月美夫妇曾在1934年10月领养了红军的一个小男孩，取名朱道来。
　　那天，当王家珍看到朱道来照片时，不禁愣住了：多么像年轻时的毛泽东啊！她很快向组织报告了此事。
　　不久，有关朱道来的材料和照片由中组部送到了贺子珍处。贺子珍看完材料后高兴地向中组部反映：朱道来像是我的小毛毛。她恳请组织上让朱道来和他的养母一道来上海，她想亲眼见他们。
　　王家珍、黄月英带着朱道来到了上海。贺子珍仔细地端详着朱道来。顷刻间止不住喜泪纵横，声声颤抖地说：毛毛，你就是我的毛毛。
　　为了防止出错，贺子珍提议带着朱道来去检查身体，结果，朱道来的血型与贺子珍一致。这更使贺子珍确信朱道来就是毛毛。
　　当黄月英把当年收到的一件小棉袍交给贺子珍时，贺子珍双手颤抖接过，不禁流下了两行热泪。
　　一晃两个月过去了。中组部打来电报，要朱道来、黄月英同去北京一趟。朱道来、黄月英、王家珍一行三人作为中组部的客人，住进了中南海招待所。
　　1936年，毛泽东与贺子珍在陕北保安。
　　其实，朱道来的照片早就通过周恩来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中。毛泽东仔细辨认后虽没说什么肯定的意见，但也传下话来：这孩子很像年轻时候的毛泽覃。
　　几乎是毫无疑问了：朱道来便是当年毛泽东和贺子珍遗落在江西苏区的小毛毛。
　　就在这时，南京来了一个中年女干部，找到中组部，申明说，朱道来是她的孩子。
　　事情骤然间变得复杂了。至此，朱道来的身份扑朔迷离起来。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关于这一情况的报告后，果断地说：不管是谁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就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朱道来被送到了帅孟奇家里。当时帅孟奇家里收养了一批烈士的遗孤和革命者的后代。
　　当黄月英辞行返乡时，中组部的干部代表组织感谢了她，并向她表示敬意。朱道来与养母分手时，哭成了泪人。
　　朱道来到北京不久，即被送往清华大学附中读书，后来上了清华大学，学的是工科，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国防科研单位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朱道来突然在南京病死。
　　早产的男婴未能存活，长征中降生的女婴下落不明
　　贺子珍生下小毛毛后不到一年，又早产了一个男孩，是由后来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的傅连暲亲自接生的。可惜因为是早产，这个孩子没有活下来。
　　红军长征途中，贺子珍第四次怀孕。一天下午，她所在的红军修养连来到贵州白苗族的一个村庄，当部队准备翻过一座叫白山的山峰时，贺子珍的肚子突然阵阵疼痛，她预感到就要分娩了。修养连的连长侯政马上让一些同志停下来，在路边找了一间房子。连里的医生和护士留下来为她接生。
　　修养连的队伍继续前进，后续部队也陆续地从他们的屋前经过。殿后的队伍留下话：敌人正从后面追赶过来，必须在下午四点钟以前翻过山去，否则就有被敌人追上的危险。留下来的连里领导紧张地守候在产房外面，一面为贺子珍能否顺利分娩担心，一面计算着时间，考虑如何应付眼前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
　　产房是一间用单层砖砌成的破旧房子，里面空无一物，没有床，没有锅，也没有灶，甚至连门都没有，只剩下一个破门框支在那里。可能是因为靠近路边，这里已多次被敌军洗劫。贺子珍只好躺在担架上生产。同志们张罗着想烧点水，可是没有柴火，水井也不知道在哪里。时间紧迫，不容许他们从容地去寻找。贺子珍生下一个女孩后，担架员便抬着她匆忙上路了。贺子珍的衣裤上、担架上，都留下了揩抹不掉的斑斑血迹。
　　贺子珍姐妹
　　前面的路程遥远又艰苦，对这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的处置方法只有一个，就是送给当地的老乡这是不需要进行任何讨论的，也是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意见的。钱希钧用一件大衣把女婴裹好，贺子珍用虚弱的手从身上掏出仅有的4块银元，交给钱希钧说：把这几块钱带上，交给老乡抚养孩子用吧！
　　担架员抬着贺子珍走了没多远，钱希钧抱着婴儿又追了上来，对贺子珍说：你赶快给孩子起个名字吧，或者留下个什么东西，日后好相认。
　　贺子珍摇摇头，刚毅地说：不用了。革命的后代，就让她留在人民当中吧。孩子将来要是参加革命，我们日后可能相见；如果不参加革命，就让她留在人民中间，做个老百姓吧！
　　但是后来，贺子珍唯一活下来的女儿李敏到了毛泽东身边，自己要孑然一身度过那漫长的岁月时，不由得怀念起被自己扔下的这个女儿来。她曾设法查访，但没有下落。她后悔当时自己没有给孩子留下点什么东西，她还哀伤地说：长征路上的这个女孩子，我都没有看清楚长得是个什么样子，也说不清楚是丢在了什么地方，送给了什么人家，我无法知道她的死活，后来，毛泽东知道我分娩后把孩子送给了人家，点点头，赞同地说：‘你做得对，我们只能这样。’我们干革命是为了造福下一代，而当时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后一代。
　　陕北保安喜降李敏，异国他乡痛失廖瓦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身体一直未能恢复的贺子珍又一次怀了孕，这给她的身体和思想增添了很大负担。
　　1936年，东北军进攻瓦窑堡，中央所有机关都迁到保安。在保安安家没几天，贺子珍就生下了女儿李敏。
　　李敏后来频繁往返于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给贺子珍晚年清冷的生活带来了许多慰藉。这是贺子珍不幸一生中的大幸。
　　贺子珍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怀孕时，她与毛泽东的关系已出现裂痕，便毅然决定单身前往苏联。
　　毛泽东得知此情，心里觉得很不安。他暗想：贺子珍怀有身孕，体质又差，要离开祖国，孑然一身投奔异国他乡，怕有危险。因此，毛泽东一再劝阻贺子珍不要离开延安去西安，更不要去苏联。但贺子珍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执意要走。
　　出于无奈，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毛泽东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请洛甫给有关部门拍电报，同意将贺子珍的名字加进第一批赴苏联治病的中共领导干部名单里；另一方面，他又给八路军驻西安、兰州和新疆办事处的负责同志通了电报，希望他们劝阻贺子珍留下来。这些领导同志殷切地好言相劝，要她止步，返回延安，以后再去治疗。但是，倔强的贺子珍没有接受这些劝解。
　　贺子珍到达莫斯科不久，就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廖瓦。小廖瓦长得非常可爱，这给贺子珍孤寂的心里注下了甘露。
　　贺子珍与女儿李敏1947年在苏联。
　　一位苏联老太太热心照顾贺子珍坐月子。满月以后，贺子珍把孩子送进婴儿室，自己则进了苏联布尔什维克为培养亚洲地区的革命者专门开办的东方大学。不幸的是，孩子在十个月的时候，得了感冒，婴儿室的医疗条件很差，没有护理好，转为肺炎，还没来得及送医院抢救，就夭折了。
　　贺子珍感到万分的悲痛。她觉得，孩子的死完全是因为自己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开始几天，孩子的情况不大好，她怕影响学习，舍不得请假，仍然把孩子送到婴儿室去，没想到竟因此耽误了治疗
　　可怜天下父母心！贺子珍几乎流干了泪水，伤透了心脾，但她始终不能减轻作为母亲心头的疼痛。就在那个凄凉寒冷的深夜，贺子珍在校园里找了个荒凉而僻静的角落，亲手替自己的儿子掘了个坑，把已经泯灭的小生命埋葬在泥土里。从那天起，有多少个万籁俱寂的夜晚，有多少个凄风苦雨的时刻，贺子珍好像丧魂落魄似地伫立在坟前，低头用手指抹眼泪，眼泪抹掉又溢了出来
　　当毛泽东得知贺子珍的遭遇时，这个性格刚强、轻易不吐露自己感情的伟人，也禁不住感到一种少有的压抑和悲哀。毛泽东斟酌再三，毅然决定忍痛割爱，把留在自己身边心爱的女儿李敏，送到万里之遥的苏联去，以抚慰贺子珍受伤的心灵。
　　经过毛泽东的精心安排，几经辗转，4岁的李敏和一些大哥哥、大姐姐一起，安然无恙地到达莫斯科，来到分别多年的妈妈的身边。
　　这一天，对于贺子珍来说是难忘的。好似久治不愈的病人，骤然间服下了一剂良药，病痛全消。她终于结束了沉默寡欢、郁闷沮丧的日子。从此，她的生活中，有了许多生气。对毛泽东也充满感激之情。本文为《党史博采》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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